《如果这是宋史6:后改革时代卷(新版)》里，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在这样的官场里，官员们如何生存？蔡京，一个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帝国最偏远的小地方考出来的考生想往上爬，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从最开始时就半点锋芒都不露出来，和每一个人打交道，都透出来足够的热情和周到。久而久之，他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官场存活方式——零拒绝。 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特例，俗话说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男人要有脾气，女人更要有脾气，不然每个人都会欺负你。一句话，不善于说“不”的人，是没有地位，更得不到地位的人。 那么蔡京的前途会是怎样的呢？会成为一团任人揉搓的面团吗？ 这些拭目以待，要一点点地剖析开，才能真正明白。现在要记住的就是他的特色，零拒绝。 司马光，并不是彻底的养老的人，司马光的心里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落在他的眼里，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此时，唯有清苦、唯有严苛，才能让他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轻，希望在哪里？司马光是具有最无比的忍耐，也有着最无情的谋略。 苏轼，坡仙大人在元丰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蜕变，和从前截然不同了。在那之前，他只是个脑子超灵、读书超多、记忆力无比好、情感很杂乱的小伙子。蜕变之后，他才变成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到底是经历了一件怎么样的事情，才让他进化成功的？

本书分为“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和“巴罗中国行纪”两部分。前者由勋爵的私人日志编辑整理，记录了勋爵在出使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个人对中国的看法。“巴罗中国行纪”的作者约翰•巴罗是使团随行人员，更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他不仅记录了使团的行程，更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俗资料，从文学、哲学、宗教、医学、音乐等方面全面地展现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

当下谈论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阿里夫•德里克 ~~~~~~~~~~~~~~~~~~~~~~~~~~~~~~~~~~~~~~~~~~~~~~~~~~~~~~~~~~~~~ 清华国学院“讲学社丛书”第二辑，美国汉学权威、左翼前沿理论家德里克开启“梁启超纪念讲座” 面对全球现代性中过剩的历史与 匮乏的未来，对中国知识界百年变革作批判之思 ~~~~~~~~~~~~~~~~~~~~~~~~~~~~~~~~~~~~~~~~~~~~~~~~~~~~~~~~~~~~~ ——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中国化”困境，如何启发社会科学在对中国文化之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调和中，从西方的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 ——改革开放至今的儒学复兴、国学热潮，是否已经足够警惕欧洲中心主义，却忽视了与资本主义的合谋？这一“历史的复兴”怎样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倘若拒绝质疑发展，中国能否输出真正可复制的“中国模式”？会不会成为美国衰落后的世界新霸权？

《小妾史》内容简介：历史一再证明，已经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往往不会轻而易举地灰飞烟灭，只要具有适当的气候条件，这些垃圾就会死灰复燃，重新泛滥作恶。近几年来，古老的纳妾恶俗就又有所抬头，据一些报刊报道，有些地方，尤其是某些开放地区，一些目无法纪的男性，手中有了点权势，尤其是发了点财，竟然公开地纳妾了。有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妻妾同居，有的堂而皇之地在家门外“金屋藏娇”，他们并非什么“法盲”，而是根本不把国家严禁纳妾的法律放在眼里。有的纳妾者还振振有辞地公然宣称他们纳妾“有理”，什么“不能眼看着妻子生不出儿子而断绝香火”呀，“事业兴旺了，需要个贴心的帮手”啦，“我们三方(甚至四方、五方)情愿，这是我们的自由结合”啊，如此等等，都能毫不胆怯地说出口来。稍有法律常识者都会明白，如此这般的“理由”，都是无理强辩，根本无助于推卸他们的违法罪责。但这也提醒人们，“无子断后”、男尊女卑的陈旧封建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属违法的重婚和被视为堕落的“自由”婚外姘居，正在我国某些地区泛滥，毒害着人们，诱发着犯罪；对于敢于藐视法律的人来说，是难以盼望他们自觉守法的。 公开的纳妾者毕竟还是极少见的，只要认真地依法办事，倒也不难惩治。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并不公开的纳妾者。他们以金钱、权势为诱饵，腐蚀、勾引甚至逼迫软弱的女性就范，和他们婚外往来，形成变相的妾，隐蔽的妾。少数来华久住的商人及其他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在国内有妻子儿女，却又以聘请秘书、助理为名，物色年轻的中国女性，用金钱、出国等方式引诱腐蚀，形成所谓的“异国性伙伴”。这都已经不是什么开放时代的“秘闻”，其数量之多也已到了使正常人吃惊的地步。凡此种种，不仅使许多女性、许多家庭深受其害，也严重地败坏着社会风气，已经成了一种再也不能等闲视之的社会病毒。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妾，今天俗称小老婆，但是我们在阅读古人著作，或者观看传统戏曲的时候，却会发现妾的花样繁多的别称，甚至会遇到妻也被称或自称为妾的现象。从妾的花样繁多的别称中，可以发现妾的历史，婚姻制度的演变，妇女的卑下历史地位，以及许多有趣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 《小妾史》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通俗易懂地介绍了小妾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现象。全书语言流畅，图片丰富，是一本让你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知识的书。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江南古城余杭，置县于秦皇赢政二年。五千年前这里曾经蕴育了被喻为中华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近代以来又诞生了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许多历史名人。但余杭依然默默无闻，人们很少将良渚文化、章太炎与余杭联系起来，甚至知道良渚文化、知道章太炎的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才使余杭随同奇案走入了千家万户。这就是经典名案的力量! 　　但如同百余年来围绕该案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一样，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在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一被列为晚清四大冤案之首的案件的关注的同时，对于冤案何以发生、发展并最终获得昭雪，其背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究竟何在，依然未能给出答案。她只是以现代媒体的力量，重新演绎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杨案故事。也许这样的答案只有专门的论著才能给出。但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案件曲折复杂，涉及问题众多；也可能论者们大多着眼于宏观叙事，而不愿窥斑见豹；更大原因也许在于认为该案的审理过程已经昭示了答案，案件已不具有多大研究价值，以致我们很难找到这样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专著。当然，最大可能还是我的孤陋寡闻! 　　只是，一个江南小县，一个豆腐作坊的伙计因病而亡，竟能在当时的中国酿成一起惊动朝野的大案，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这其中必定有许多许多值得后人玩味、咀嚼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该案历时三年有余，横跨同治光绪两朝，审理过程极尽周折，涉及到了晚清刑事诉讼的各个方面。从地方县衙州府臬司巡抚，到中央部院阁僚军机大臣，下至小小仵作，上达两宫太后。都在案件审理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而且此案案情曲折离奇，其间才子佳人官场冤狱诸多元素无一不备．更有问世不久的新兴传媒《申报》的追踪报道。可以这么说，这一案件是清代司法制度最鲜活、最集中、最全面的体现。特别对于诸如地方与中央的司法职责，刑讯逼供、验尸访查等证据规则，初审上告京控会谳等审转复核制度，大凡晚清司法制度与运行的重要课题，都能在此详察其过程；而王朝衰落时期官场腐败下的冤狱层出，西风激荡、皇权式微时的地方与中央司法权力之争，更能于中梳理其踪迹。所以，我以为正如文艺作品将这一案件作为经典素材，就晚清的政治史、法制史、社会史等研究而言，其价值也是很高的。 　　笔者接触这一题材，进而斗胆撰稿，纯属偶然! 　　在经历了省高级法院十多年的法官职业生涯后，我于2003年7月被组织选派至余杭担任政府领导，这一经历有点奇特，它总让我联想到身兼行政司法大任的中国古代县太爷们。到余杭不久，我参加了“杨乃武小白菜冤案陈列馆”的开馆仪式，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直面真实而非戏说的杨乃武小白菜案。这一专题陈列馆是由富有远见的余杭当地一位著名企业家耗资数千万元兴建的，馆内的蜡像栩栩如生，案件场景也经严谨论证。我发现，尽管其所展现的已非戏说故事而是严肃的历史。但似乎缺乏对于冤案何以发生、发展并最终获得昭雪，其背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究竟何在的挖掘。回头我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更发现了我上面所说的遗憾。我想寻找答案，于是产生了可能贻笑大方的拙稿。 　　之所以将书名定为《1877帝国司法的回光返照》，在于晚清步入没落之路时的冤狱层出和临终前企图重振皇权，平反冤案，而给我们的回光返照之感。基于这样的认识，全书分三个部分对案情经过和冤狱的产生、发展以及昭雪作了全方位的、深入的梳理、探讨。其中第一部分对案件始末和清朝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作了介绍。第二部分以五章的篇幅，从冤案形成的自身逻辑，官员的无能与官场的腐败，幕友的“锻炼”与幕帮的回护，衙蠹的贪婪与衙门的放纵，刑讯逼供与冤狱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冤狱形成的必然性。第三部分又以朝廷的决心：恢复对死刑裁判权的控制；举人的力量：杨乃武自己拯救自己；媒体的影响：《申报》的传播与当局的压力；制度的余荫：京控之路上的返照回光等四章，探讨了杨乃武案最终得以昭雪的真实原因。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尤其史学和法学功底都极单薄，写作过程经常感觉捉襟见肘，内容难免贻笑大方。但笔者坚信作这样的探索还是有意义的，无论厘清历史，还是昭示现在。 　　拙稿成书出版，就像胎儿一朝分娩，喜悦之情自然难于言表。但我最想说的，还是对在资料搜集、成稿、出版过程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由衷感激之情。只是我唯恐挂一满万，故不再一一列上，我想说没有你们的帮助，这本书就不可能问世，我将永远感谢你们!

随着奥运在北京举行，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成了举世的焦点，一点一滴都受到世人的关注。北京仿佛突然间苏醒过来，不仅高速地向前冲刺，同时也频频回首；不仅现代大厦耸立着，宫阙阁楼也得到整理与修缮。物质精进的背后其实是心灵的升华，北京人的城市自豪感中包含了进步的建设意识。而历史记忆是珍贵的精神资产，只有清晰完整的过往纪录才能发人深省，并导向正确的建设方向。因此，在这历史性的时刻，秦风老照片馆由馆藏老照片中整理出这本书。书中所收图片，悉出于日本东京皇室博物馆“御藏版”的《中国北京城建筑》，为日本建筑工艺出版社1925年所出版。《中国北京城建筑》其实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经过精致印制的102张写真帖（28×21cm），装在一个同样制作精致的函匣里。照片所附的文字解说虽然不多，却画龙点睛，极具专业水准。画面的结构也十分讲究，既可作为建筑或美术专业的数据文件，也可供观赏之用。照片的内容基本上涵盖紫禁城、西苑、北海、中海、南海、天坛、颐和园、先农坛等地，挑选的均为有普遍代表性建筑的全景或局部，反映传统中国建筑工艺的巧思和精美。

在这儿我要插一段写于2001年6月4日深夜的报告节录，有关当天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稽查三处两位人员听证我的情况，内容主要涉及2001年我所写的《基金黑幕》（参见第一章中的有关介绍），报告的对象是中国证监会的领导。 这份颇有卡夫卡小说风格的报告记录耐人寻味之处颇多。由于我多年来在媒体工作，所以要我配合调查的有关方面也有一些，我没有一次不主动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关方面最后都比较满意。可是，我从来未曾想到中国证监会的人员竟如此角色错位，在调查中，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监管人员，而对方是被监管对象。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皇帝不急急太监”，也许吧。我早年就在上交所工作，后来又被借调至中国证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一直比较在意研究监管原则，可能来调查的证监会人员也没精神准备，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调查开始了： 2001年6月4日，在上海证管办的二楼会议室，我接受了稽查局三处两位同志的调查，一位是副处长L先生，另一位是担任记录的W小姐。 大家开始接触时，都比较客气，我介绍了《基金黑幕》的写作背景、内容和目的。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是客观的研究，对基金行为的描述分析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基金或者说机构投资能否稳定市场，从上交所的报告来看，内地基金的行为难以证实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的结论，这属于学理上的探讨；第二部分，基金利用公告的公布日和截止日期的时间差做文章，这属于自利动机，是否道德是其次，但我们建议把这种时间差缩短，有利于投资者获得准确的信息；第三，上交所报告显示出的基金“对倒”行为，由于这样可以促使成交量虚假，误导投资者，属操纵行为，所以《证券法》明令禁止。 另外，上交所报告的价值在于基础数据，采用的统计方法十分简单，不存在统计方法有误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推论解析是完全可以通过基础数据得出的。 让我很快感到问题不对的是，L先生没问两个问题后，突然示意记录员停笔，他说“我们岔开来谈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下列问题不做笔录。 L谈了对《基金黑幕》的看法。我回忆大致如下：第一，中国证券市场还很年轻，违法违规在所难免；第二，美国市场也是如此，那儿的问题还要多；第三，要尊重“国情”，这种事不单在股市中有，中国别的市场上也多得是；第四，稽查局人手少，有心无力。 我感到很惊异的是，这种为基金辩护的口吻竟出自一位应客观公正的稽查局同志口中。我只能一一作答：第一，中国股市是很年轻，但年轻并不代表可以违法，至少我们可以努力；第二，美国市场20世纪初违法的事情的确不少，但现在已没有这样盛行了；第三，国情要讲，但金融市场也有一些普遍规律性，比如中国证监会与美国SEC至少在初期的架构上很相像；第四，你们稽查局人手少，正需要媒体的协助与监督。 我边说边感到很尴尬，因为我感到自己与L的角色在错位，坦白地说，我觉得我在普及为什么今天中国股市需要规范的知识，这本来应该是他们工作的基本要求。 L突然客气地说，不打不相识嘛，也许今后咱们会成为朋友或者成为陌路，都没关系嘛。 我又一愣，忙说，我没有和你“打”的意思，我是在配合你调查啊。 在其后的两个多小时中，L同志并没有对《基金黑幕》一文中所提的有关基金行为内容希望我作出进一步的阐释，而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基金黑幕》凭什么做到客观公正，凭什么在“编者按”中得出基金违规违法的结论等等。 在提问后，我作出的回答，L同志总是不满意，结果变成了辩论，而且他不时“岔开来”，让我分不清他是听证提问还是诱导我回答他想要的答案。我据记忆将两种形式所述如下： L：你在写这篇文章时，凭什么认为上交所的报告是真实的？ 张：我已经说过，它的数据是不可能造假的，因为根据我多年在上交所和从业的经验可以判定这点。 L：你为什么不去核实，没有核实的报道是客观的吗？ 张：在美国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也没有向尼克松去核实，因为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L：我不跟你谈论美国，这是中国。 张：我们无法核实，是因为这有可能被人认为涉嫌干扰稽查工作甚至涉嫌窃取市场情报。 L：（后来又绕回来）你为什么不作核实？ 张：我再说一遍，第一，我相信《财经》杂志以往的原则和报道，我信任它；第二，根据我十年的从业经验。 L：你凭什么说这篇文章是科学和客观的？ 张：有事实依据就是科学的，当然它需要事实检验。 L：你们取得报告作者的同意吗？在不同意的情况下，文章能够发表吗？ 张：（心想，这确实是基金联合声明后，我们考虑到如果要接受诉讼的话，对方律师必然要问的问题，因为它是最有争议的一点。L怎么越来越像基金的律师呢？）我们没有照发原报告，只是报告解析而已。 （注：我没说的是，即使作者愿意授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岂不是害他吗？） L第二个让我缠绕不清的问题是：凭什么《基金黑幕》的“编者按”最后认定基金违法违规？ 张：这是编辑部的按语，我无权过问。 L：在稽查局没有认定这种行为时，杂志就可以（擅自）作出决定吗？ 张：可以，当然用“涉嫌”可能更好一点。因为类似的说法其实早已在圈子里流传，获得报告后，我们认为这里已有事实证明违背了《证券法》。既然违法，我们就可以认定。 L：你认为可以认定？ 张：对。美国媒体在1994年根据两位学者的报告指控纳斯达克的坐市商有市场操纵行为，1997年美国SEC也认定了这一点。 L：这是中国，不是美国。 张：你们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同志也曾发表讲话，欢迎媒体配合监督市场。 L：我们现在是在对《基金黑幕》就事论事。 张：我对你们的听证立场表示怀疑。 L：你认为发表《基金黑幕》是负责任的吗？ 张：负责任！杂志社既然发表了文章，当然就得负责任。人们可以对这种认定提出质疑，基金声明就是如此。 L：就凭报告的这些数据就可以得出违法的结论？ 张：可以，我刚才也已经解释过了。 L：你（还是）认为这是可以认定的，在稽查局没有做出认定之前？ 张：可以，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在《基金黑幕》发表之前，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已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基金黑幕》的认定，我们认为违法行为已危及市场的发展。 L：这是你个人的看法。你不知道《基金黑幕》给市场带来了多大的震荡，这是负责任的吗？ 张：L处长，L处长（我想提醒他的职责是稽查），你难道不认为《基金黑幕》出台后对中国股市的规范作用吗？ L：我承认。 张：我们丝毫不想越权，也没有不尊重证监会的意思。《基金黑幕》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投资者想要证监会有个说法。杂志只是一个媒介，它不可能有你们的权威性啊。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L此时突然勃然大怒，大声喝道：“什么L处长L处长，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今天你是来接受调查的！” 双方沉默…… L：我要问你，中国证券市场的最终认定权在哪儿？ 张：法院。（此时的L忽而是个律师，忽而是个稽查处的官员，我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尽管他一开始时出示过工作证） L：（忽然苦笑）你要这样说，我就无话可说了。 这时L递给我一份有关媒体披露信息的规则，在里面赫然写着如果报道不实要触犯刑律等等。我是个证券媒体工作者，类似的规定当然是很熟，但此情此景明显是让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客观、不真实，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L：我再问你，中国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的最终认定者是谁？ 张：（我沉默良久，心里非常难受，我此时真的不想说是中国证监会，因为我已迷失于中国证监会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究竟要干什么的困惑中）中国证监会。 注意，这时L提出的问题又诱使我必须回答他的所谓正确的问题了。 L：那么，到底是中国证监会还是《财经》杂志有这种认定权？ 张：中国证监会有最终认定权，《财经》杂志有初步认定权。中国证监会有权否定《财经》杂志。 L：（自我解嘲）真是搞文字工作的，真会玩文字游戏啊。 张：我不认为这是文字游戏。但我不想讨论，因为我不知你什么时候又“岔开来”，或什么时候是稽查员，讨论是互相要问问题的。还是你问吧。 关于文字游戏问题，我还想到L同志在我的文章中找到基金净值游戏的一段话。 L：你凭什么说基金是“欺诈”，难道游戏就犯法？ 张：你拿给我看看。是你搞错了，上面写着“欺瞒”，和欺诈是两回事。 L：中国证券市场的执法主体是谁？ 张：中国证监会和下属机构。 L还很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获得这个报告的。 L：你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报告的？ 张：《财经》杂志编辑部。 L：我问你是谁？ 张：记者李菁。 L：这份报告的格式是怎样的？上面有没有作者的名字？有没有公章？有没有单位名称？ 张：我不知道。我接到的报告是简单的文本格式。 L：你们是怎么知道报告的作者的？ 张：《财经》杂志社告诉我的。 L：你就相信了？ 张：相信。 L：那份报告呢？可不可以交给我们？ 张：没有了。风波发生后，我认为也许会有麻烦，也就不必保存了。 L：你们知道《财经》杂志的背景吗？ 张：不知道。 L：我也知道你往《财经》杂志社身上一推，什么问题你都不会回答，但程序上我还是要问一遍。尽管说只写了一部分，但文章上合署你和李菁两个人的名字，所以还得文责自负，知道吗？ 张：知道，我对《基金黑幕》负责。 L：那么，在《基金黑幕》中有那么多的“据说”，这是不是客观公正？ 张：这是通行的报道体例。当然，如果把我的解析部分和她的文章分开来，解析是解析，报道是报道，这样会更协调些。我对《基金黑幕》负责，但这部分还是问她比较好。 L：我认为这些“据说”可是“致命”的。 张：对不起，我认为这不是“致命”的。 L：我用这个词可能“不恰当”，但…… 张：报告本身的解析是“雪中送炭”，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报道可能是编辑部考虑更符合媒体的生动性，是“锦上添花”，如果不能“锦上添花”，也没问题。 L：你在解析部分提到了拉高股价、庄家可能赚到一倍利润。你有什么证据？ 张：是推理，也是圈子里的看法。文章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有数据支持的，尤其是在股市中，我无法获得庄家的记录。这需要你们稽查局核实。 从下午2：30至5：00，我们反复缠绕的问题就是这些反复问反复回答的内容，最后记录经双方审阅，签字。记录部分我认为是真实的，但明显没有把当时许多“岔开来”的话记录下来，而我认为这与记录员无关。因为很多“辩论”与L同志的说话确实不像听证。下面是我们最后的交谈： L：我也是按程序走，不必介意。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客观嘛。事实上，我自己都没看过上交所的那份报告。 张：（大惊，语塞）你没看过这份报告？唉，我建议你看看。 L：你刚才只要将那段“编者按”的认定问题推给杂志社就可以了嘛。我也是回去给领导看的嘛，总得有个交待吧。你放心，结论会对你有利的，你只写了解析报告的那部分嘛。我可是为了你才专程到上海来的啊。 张：如果你们如此这般的听证是在《基金黑幕》文章发表不久，我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证监会已公开宣布基金确有违法违规行为，而且许多基金的年报也承认这一点。而现在你们又开始立案调查《基金黑幕》的客观性，我难以理解。我不知道你们哪个代表中国证监会。 至于我为什么要坚持媒体的权利，这是因为市场利益的力量太强大，与此相比，媒体非常脆弱。如果我们不坚持这种权利，媒体的公正监督作用很快就会消失的。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由于L同志的问题反复缠绕，我只能对我们的对话进行一些编辑，让人有个头绪。而且，这不是录音记录，个别语句可能有些微出入，但不会妨碍其准确性。由于多年来的记者训练，加上回来的五个小时后，我就迅速将它回忆下来，相信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影响军事与战争的例证不胜枚举。从大处着眼，比如中原王朝为什么要在边境上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长城为什么要沿阴山、燕山等山脉而筑？在周边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原时，双方为什么常常会守秦岭、淮河为界？明以前历代实现统一都是自北往南用兵，为什么明朝取代元朝却是自南而北？为什么山西高原、关中地区、四川盆地、江南一带、福建区域、岭南地区经常出现军事割据？再从小处看，为什么山海关、嘉峪关、蒲津渡、采石矶、剑阁道等得失，总是关系到战争的大局？为什么南京、徐州、洛阳、西安、寿县、太原、合肥、襄樊、南阳、成都等地区发生的战争特别多？ 诸如此类的“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罗列出成百上千。而这些问题，又无不和地理条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本书记载了自殷代之巫娼至民国以后的娼妓共6章内容。

1989年到1997年，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九年。本书用手记备忘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经济改革在这一历史时期沉浮曲折的艰难历程。全书以时间为序，用宏观观察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九章记述了中国改革在这九年间的大局与大事，透析了若干特别人物和事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背景意义，清晰地再现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脉络，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同时，由于本书系作者当时当地对当事的真实记录，因而也具有较为特别的学术价值。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接其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规律。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事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本着“求朋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主要记述了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农村变革的有关情况及作者长期从事并领导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是作者的亲历、亲闻、亲见。对于了解我们党关于农村政策的决策过程及高层争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编辑推荐：本卷包括三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550—1575年访问中国南部的报道。有关的报道及其作者在导言中讨论，本前言仅涉及到编纂本书的一些题。盖略特·伯来拉（Caleotep Pereira）报道的译文系依据理查德·威廉斯（Richard Willis ）的英译，见《西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及丰饶的摩鹿加群岛和其他国土旅行史》。

本书是一部道教通史，以时间为经，以教派分化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道教产生、发展和流传的历史。全书所记时限始于道教产生前的秦汉社会状况和思想渊源，止于当代道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所记内容涉及道教及各支派的经籍、教义、人物、教制、教职等等，同时兼及道教的节日、礼俗、圣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在对道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学术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此书是把义和团运动还原到事实基础上来的标志性成果，作者对义和团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言之凿凿，证据充分，颠覆了已往的某些结论，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义和团史专家佐藤公彦称此书中一些分析“极为富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