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縱橫歷史的力作，專屬譯者溫洽溢費時年餘，精心翻譯 ◎欲了解台灣前途、掌握中國脈動不可不讀 ◎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離開中國之前的案頭書「回顧一六二○年到一九六○年這段歷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獨尊之姿來到中國，深信自己師出有名，急欲「開發」被他們視為落後的民族，這些西方顧問的境遇實可為借鏡：傅蘭雅和丁韙良堅忍不拔，湯若望、李泰國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鮑羅廷洞察敏銳，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幹練，赫德和魏德邁善於組織，南懷仁和伯駕匠心獨運，華爾和陳納德勇氣卓絕，白求恩無私奉獻。然而，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對西方方法論及目標的絕對信心已搖搖欲墜，歷經越戰的美國人對此亦產生動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國似乎已有自信，西方人到中國，就得按中國人的規矩行事。如果，中西雙方都對自己有新的了解的話，至少還有機會不讓由來已久的誤認再度發生。」 ──史景遷這是時報出版繼《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之後，所出版的第四種史景遷作品。在性質上，此書涵蓋的年代雖與《追尋現代中國》相當，但以人物為經緯，不同於《追尋》的通史寫法，亦不同於《雍正王朝》與《太平天國》以單一事件為主題的敘事。在《改變中國》裡頭，史景遷著重於追索個別人物心理狀態的變化，也因此大量使用私人書信日記，並參酌各家說法，因此對於翻譯編輯史景遷著作所不可不謹慎處理的文件還原翻譯工作，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困難與挑戰。我們雖然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想必仍有疏漏之處，還請讀者不吝指出。 從某個角度來看，對於台灣的讀者來說，《改變中國》或許有另一種切身之處。台灣承接中華文化，加上特殊的歷史機緣，走到今天的地步，其實正代表了傳統中國被改變的部份；而台灣這「被改變了的中國」回過頭去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作的種種接觸，不論是透過經商或是政治的交鋒，其實也都蘊含「改變中國」的企圖與效果。因此，台灣的讀者不難從史景遷富有感情的筆鋒，從這些四百年來前仆後繼的先驅身上，讀出無數的弦外之音。 史景遷向來以異質文化互動為主軸，大凡相較弱勢的文化體，在面對優勢的文化體時，其反應不外乎「調適」。例如，滿清雖以優勢的武力征服中國與西藏，但還是必須在文化政策上適應強勢的儒家、藏傳佛教文化。同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時代歐洲的天文技術優於中國，但在整體文化展現方面，還是落後於中國，所以必須採取調適的傳教策略。這種文化力量的對比是與伯駕以降人物所面對的中、西環境不同的。是故，書中主旨，「改變中國」，是要有道德正當性來支撐。而這股改造力量的正當性就在書中隱約提及的，中國是落後的，而且中國本身並無能力進行自我改造，非得靠外力衝擊不可，否則中國無法臻至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停滯論」。黑格爾、馬克思、韋伯、甚至近代美國的費正清、李文森、芮瑪麗皆是一脈相傳，足見這種停滯論根深蒂固，這也可以反映史景遷這本書的先見之明。而這種停滯論給予西方帝國主義、傳教士等一個經略中國、或衝擊中國、或侵略中國的正當性基礎。近來西方歷史學界或兩岸的學者，無不在駁斥這種停滯說。沒有停滯論給予西方人的正當性基礎，很難吸引帝國主義、資本家逐利群體以外的高貴心靈，爭相前往中國，欲改變中國。 在這種停滯論的對立面是歐洲的「進化論」史觀。歐洲人，或者西方人，正是不加思索接納這種史觀，使他們以西方民族國家為這種歷史的「主體」，理有所據、大言不慚地想要去改變包括中國、伊斯蘭世界其他文明的設想。今天的文明衝突，若探究心理的深層結構因素的話，根源或許在此。 所以，史景遷這本書能歷久不衰、有時代意義，也正是在此。美國或台灣經常有政治人物談「柔性權力」（soft power）、「柔性國力」，欲以民主價值、人權價值、西方流行文化去改變中國，其心理素質與史景遷的描述人物是類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景遷在「結論」裡頭，卻說這些人的故事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因為西方人的種種企圖並未成功，但他們所帶來的種種技術、學科、理論，幾乎被中國（包括台灣）全盤接受。史景遷認為，中國在這個過程裡頭雖然受了苦，但到頭來卻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西方人帶著技術、滿懷野心來到中國，幾乎都是鎩羽而歸或埋骨他鄉。這個結論一反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基調與悲情色彩，是特別耐人尋味的。而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與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在離開香港與中國之前，不約而同，都在讀史景遷這本《改變中國》。這件事代表什麼意義？他們從書中想推敲什麼？他們又如何評價自己「改變中國」的企圖，在在值得推敲。

陈宏谋是清代中期上层官僚的代表，作者通过对他的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期官员对自己、对事业和社会的认识。作者从为官到做人，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本书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是了解18世纪官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美术史家巫鸿最富争议的学术专著，被誉为“可以与福柯的《词与物》比肩”。 作为重构中国古代美术宏观叙述的一种尝试，本书沿循两条线索对中国古代美术传统进行界定：一是文化比较的线索，即，首先反思“纪念碑性”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普遍经验，然后通过考察重新定义的“纪念碑性”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特殊表现，来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历史逻辑。另一个是历史演变的线索，即通过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去发掘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之间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导论：九鼎传说和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以下是正文五章，分别为：一、礼制艺术的时代；二、宗庙、宫殿和墓葬；三、纪念碑式城市——长安；四、丧葬纪念碑的声音；五、透明石头：一个时代的终结。 因为这部书，美术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学术上的“科索沃战争”（李零语）。自本书问世以来，围绕本书的内容以及东西方治学理路的大讨论，波及美术史学科以外，绵延至今。今天，提起《纪念碑性》这本书，仍然是一段学术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 本书是《纪念碑性》中文版的首次出版。

这是一部西方学者近年来发表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辑选，作者都是极具知名度的学者。大致可分四个方面：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日常生活、历史之传承与延续。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通过“区域研究”而进入学术界，又通过内部的挑战和论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自觉地“走出区域研究”。对区域研究所带来的有意无意的惯性的批评今天仍然在持续。 本书收录了12篇过去20年里发表在重要英语出版物上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学者。全书可分世界•区域•国家、革命作为历史变化的形式、城市与日常生活史、社会与历史之延续四个部分，大致反映了“走出区域研究”以后的学术关怀。

中国人向往民主政治，以戊戌变法为起点，已经超过百年，如果追溯到魏源、徐继畬等的时代，则不下一百五十年。其实，先驱有意使中国民主化，曾经有过四五次的尝试；不幸他们碰到的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只有望民主而兴叹。本书介绍20世纪上半期的四次国会选举，也就是中国人尝试民主的一些经验，据此而观察为什么民主政治在彼时中国不能生根发芽。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讲述了：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而傅国涌编著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采用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它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既有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郑孝胥、恽毓鼎、叶昌炽等官员的日记，也有叶圣陶、吴宓、徐志摩、陆澹安等学生的日记，还有宗方小太郎、内田顾一、计约翰等外国人的日记，另有大量英、日、法等国外交人员的书信，通过这些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重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让我们得以进一步靠近现场，看到一幅幅更真实的历史图景，在平静的叙事中感受那个大变革时代的呼吸，重新认识那场改写历史的革命。

20世纪的中国（共10册），ISBN：9787215003279，作者：王年一著

《资治通鉴(第1辑):战国 秦 西汉(文白对照全译)(套装全3册)》为《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的第一辑。全书文言原典300余万言，白话译文500余万言。因规模宏大，为方便读者阅读计，在不改变《通鉴》原次序的前提下，按朝代将其分为7辑，每辑大致3册（第四辑南北朝部分4册，第七辑五代十国部分2册），共21册，陆续推出。 本辑所记，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于王莽地皇三年（22），讲述战国、秦、西汉三代（含王莽新），凡425年之史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赵、魏、韩三家分晋，周王室均予承认，将其视为与秦、楚一样的诸侯，司马光以为“先王之礼于斯尽”，周王室纲纪已然堕废，再不能以王室名分节制、仲裁诸侯所为，周朝衰落至于灭亡，皆始于这一节点。《资治通鉴》全书自这一年起始，以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警示君王大臣皆应以此为鉴。 三家分晋之后，诸侯强国再不以周王室为意，兼并加剧，至前256年，周赧王将周室城邑及百姓献于秦国，东周灭亡，诸侯只剩下秦、赵等七雄。秦王嬴政雄才大略，秦一国独强，依次灭韩、赵、燕、魏、楚、齐六国，至前221年，统一天下。嬴政称始皇帝，芟夷诸侯城池、销天下之兵以待内，贯连万里长城以备胡；废诸侯，立郡县，统一货币文字，实行苛政，企望江山传至千秋万代；未料才及身死，陈胜发难，刘、项相随；前207年，秦帝国即告灭亡。霸王项羽异军突起，宰割天下，以暴易暴，忽忽五年，身死国灭。汉高祖刘邦施行宽仁，轻徭薄赋，与民休养，至文帝、景帝，蔚然成治。汉武雄才，立意开边，漠南、漠北争战连年，武功固然赫赫，天下已然疲惫。其后西汉皇室大权盛极而衰，连遇外戚专政，皇权旁落，除宣帝有所振作外，再无西汉前期之辉煌。元帝以降，皇权落入外戚手中，再不能自拔。 至王莽地皇三年（22），天下分崩，更始帝刘玄称帝在即，昆阳之战幕即将拉开，王莽主力殆亡就在目前，民心已然失去，再无掌控之力，历史随即翻开新的一页，本辑结束于此，以终西汉。 此425年，大的朝代更替有二（秦承东周，汉代嬴秦），灭国无算，多伴有血腥杀戮。天下破碎、战火连绵的年代占其太半，其间豪杰纷出，贤才并起，壮士鲜血，洒遍中原。及至承平，也多兴灾患，百姓之悲苦沉沦，不胜记载。翻看阅览，或扼腕切齿、浩叹唏嘘，或感愤振作、踔厉风发，俯仰逸兴，所在非一。 诸般纷繁史事，在司马光等人笔下，一一按年月展开，条分缕析，因果分明。废兴之机要，人情之冷暖，尽在一览；文字典雅，史迹斑斓，两臻佳妙，令人叹为观止。 本辑所载：东周部分（前403～前256）（前256年东周灭亡至前221年秦统一全国，此35年，用秦国纪年），凡148年；秦部分（前255～前207），凡48年；汉部分（前206～22），凡229年。

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不断被人们改写和重塑。曾经热极一时的太平天国研究，目的往往不那么纯粹，所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也未必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各种出于不同目的的涂抹，非但无助于人们廓清和理解那段沧桑的历史，反而让这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更加混乱难辨。 如今，著名历史写作狂人赫连勃勃大王以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审视，广泛搜罗中西文献、深入细致分析人物事件，重新梳理太平天国运动十几年中清廷、洋人、农民起义军各种势力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博弈的过程，带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内外交困中人们的无奈和挣扎……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安阳，ISBN：9787208067776，作者：李济

这本书写的是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在1620年代到1950年代这三百多年来，这些人贡献优异技能，供中国人驱策。初则引入天体运行理论，终则让中国人见识到空战战术与原子科学的神乎其技。 史景迁从上百位在华工作的洋顾问中挑了十六位代表人物。这十六人各有所长——有天文学家、军人、医生、行政管理专才、翻译家、工程师，还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生涯虽横跨三个世纪，但是所积淀的生命历程却有着惊人的延续。他们经历了类似的亢奋和危险，怀抱类似的情怀，承受类似的挫折，在行为中映射出他们的时代，也突显了中国固有的基本价值观。 史景迁书中描写的这十六位西方顾问，他们不只是贪图金钱上的报酬，而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并带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他们没能认清中国人是以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持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这些西方顾问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他们个性中的负面特质，也惹得中国人在不同阶段抗拒西方人。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足够强大，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作者从多个方面，既依照历史的线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也依照艺术的门类、材质工艺的区别，深入到中国文化与审美观念的层次，分析了中国的艺术与工艺，揭示出中国艺术史中最为独特、最为深厚的层面。作者说明了中国的艺术家不似他们的西方同行，不寻求忠实的再现自然物象，而是探索代替模仿的方式，直接地创造出成千上万甚至无限的艺术品。他也为读者指出，模件的思想如何贯通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文化、中国宗教以及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 本书将带领读者在中国艺术与文化之中做一次深刻的旅行，揭示了中国艺术家是在一个多么复杂的体系之中，生产出成批的艺术品。这个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国之思想观念——宇宙是由万物所构成。

本书对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进行了历史性的系统描述。迄今为止，它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史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本书材料丰富，论述严谨，图文并茂，插图精美，很有分量。 本书最大特点是汇聚了丰富的图像资料，而且多数是作者根据实物、塑像亲手绘制的，数量多达400余幅。此外，作者还为每一个朝代的军戎服饰绘制了复原图。由于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具有深厚写实功底的画家，故其绘制的复原图和插图不仅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而且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而这是一般服饰史专著所望尘莫及的。

《正说清朝十二帝》“正说”就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中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正说”是针对“戏说”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间，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明朝历史、清朝皇帝和清朝宫廷，情有独钟，戏说成风。既引发了民众对清史关注，又使得人们对之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如同“久旱望甘雨”。“正说”讲的是历史，“戏说”编的是故事。小说家、影视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戏说，塑造人物，编创故事，那是艺术家们的一。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知道这是“戏”，瞧的是热闹，不可以当真。史学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正说，传承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养，这是史学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学家去“戏说”，也不必苟求影视家去“正说”。然而，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广大观众和读者，正面讲述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故事。

朝鲜战争后，有关各国几十年来先后有多种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与记叙出版，美国人贝文・亚历山大的这部书取材比较全面，立论较为客观，主张中、美两个伟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同时本书总体上对美国的好战势力及上层的错误决策，是采取谴责态度的；更对战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各届政府执行的一项项反华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由于作者是朝鲜战争的亲历者，又占有包括美国解密档案在内的丰富资料，所以他对整个战争及朝鲜停战谈判中一些问题的记叙，也比较接近真实。 《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力图表明，美国领导人，战前已收到了充足的信号，倘若他们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则有可能避免红色中国介入战争；即使不能避免共产党中国的介入，也有可能以很小的代价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本书还试图说明，美国在朝鲜赢得了一场针对北朝鲜的战争，输掉了另一场针对红色中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的本质上完全不同：北朝鲜公然进行侵略而被挫败；红色中国努力保护其家园免遭潜在的入侵威胁而获得胜利。本书还着力如实地展现朝鲜战争的作战情况，以及在制定战略战术方面的高下之别。本书充分展示了战争双方人员为他们所铭记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贡献，以及人类令人敬畏的献身精神与奋斗力量。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从三个方面对圆明园进行了研究。首先，重现了圆明园的布局，呈现圆明园建筑的外观和内涵，阐述圆明园在美学设计和布局上的意义。其次，考察了从雍正至咸丰五位清帝在圆明园的日常及政治活动，探讨了圆明园的组织和功能。最后，检讨圆明园的兴衰，详细讲述了圆明园被焚毁、劫掠以及逐渐破落、荒废的过程。

"Between 1958 and 1962, China descended into hell. Mao Zedong threw his country into a frenzy wit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 attempt to catch up to and overtake Britain in less than 15 years The experiment ended in the greatest catastrophe the country had ever known, destroying tens of millions of lives." So opens Frank Dikötter's riveting, magnificently detailed chronicle of 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much speculated about but never before fully documented because access to Communist Party archives has long been restricted to all but the most trusted historians. A new archive law has opened up thousands of central and provincial documents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one can study the Maoist era." Dikötter makes clear, as nobody has before, that far from being the program that would lift the country among the world's superpowers and prove the power of Communism, as Mao imagin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ransformed the country in the other direction. It became the site not only of "one of the most deadly mass killings of human history,"--at least 45 million people were worked, starved, or beaten to death--but also of "the greatest demolition of real estate in human history," as up to one-third of all housing was turned into rubble). The experiment was a catastrophe for the natural world as well, as the land was savaged in the maniacal pursuit of steel and other industrial accomplishments. In a powerful meshing of exhaustive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ves and narrative drive, Dikötter for the first time links up what happened in the corridors of power-the vicious backstabbing and bullying tactics that took place among party leaders-with the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ordinary people, giving voice to the dead and disenfranchised. His magisterial account recasts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