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一书以西方汉学家审视殷商社会的独特视角为切入点，选定殷商甲骨文中的“人祭”刻辞为研究对象，对殷商人祭活动中所用人牲的种类，处置人牲的方法，用人牲祭祀的对象、目的以及殷商人祭盛行的原因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并考察了殷商时期的社会与宗教生活。随文插配260余幅甲骨刻辞拓片，文图并茂，资料翔实；语言简练平实，论证缜密，对甲骨学及殷商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内容简介：先秦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的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和此后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永恒研究焦点。作者史华兹教授为欧美中国研究界的一代宗师。他既渊博、敏锐又灵动，从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和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他集晚年功力之大成的著作，作者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对先秦的思想世界进行了分析性重建。作者坚信人类思想可以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交流和沟通，并以此项研究挑战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相对注意倾向及其相关预设。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作者集晚年功力之大成的著作，他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对先秦主要思想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此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与对话，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元典作出新的阐释。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17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省略。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已经详细讨论，《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书不再为此多施笔墨，而要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本书要谈论的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这一时期欧洲看到的“中国”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描摹并在某些地方经其他旅行者粉饰，而且中国的模样从17世纪到18世纪没有很鲜明的出入。但这一百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之于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但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作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反过来，在这个舞台上，中国静若处子，全不知身外事，任凭欧洲不断地从它那里获得灵感而起舞不休。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随着欧洲文化脉搏的跳动而展开，中国在其中是个失语者，是个缺席演出者。中国表面上看是被欧洲认识的对象，但最终欧洲几乎没有认识中国，却借助中国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有趣也有趣在这里。唯一的例外是18世纪后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生产的外销商品，在它们身上体现出基于文化互动的融合。当欧洲商人要求中国工匠根据他们提供的图样加工家具、器皿时，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西式器物就此产生，为纯然一色的欧洲化了的中国文化增加一点别致的点缀。不过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较晚，影响范围又极其有限，并非本书要讨论的主要内容。自宗教改革以来，长期作为欧洲社会统治力量的教会就逐渐开始失势，整个社会被一股趋向世俗化的大潮暗暗鼓荡，但总体而言，中世纪末期以来教会与国王争权夺利的显著结果之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教会和贵族失去了几乎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力，却保留了他们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特权”，这种妥协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因而能为各方接受，18世纪初欧洲各国社会结构都还表现着这一特点。教会是国家温驯的助手而非敌人，宗教也仍然是社会的核心话题，所以公元1740年以前的欧洲仍是一个宗教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有思想讨沦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进行。直到18世纪中叶，从社会结构到哲学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士、贵族和国王的联盟开始丧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思想家们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且批判纷至沓来，并且努力阐明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意味着一种思想或言论的宗教合理性已经让位于其政治、经济或道德上的合理性。欧洲社会对中国事物的兴趣和态度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甚至传播中国知识的耶稣会士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大势所需。本书宏构精思，不同凡响。三位一体的构架来自对主题的全面把握和史事辨析，逐章的重点评述得力于对中国与欧洲历史文化的认知广度和理解深度，流畅的文笔与犀利的弛解出自长期的反复琢磨和深入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学术研究的热门，本书宜是此领域最新的一大硕果。本书研究的角度前人曾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精深当为首出。启蒙时代的欧洲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很大，或许这是一种想象式的对“他者”的理解，欧洲思想家以此来批判欧洲文明，入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但是后来，随着欧洲文化的强势崛起，中国成为了“落后的他者”。其中变故，值得深究。

《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总共收录了20世纪初期以来截止到2010年的1200余部日本学者有关中国上古时期至清末的学术著作要目。从内容上看，所选著作主要涉及以下个方面：1．古代历史分期及历史研究理论方面；2．古代律令及制度；3．古代社会经济史；4．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史（包括宗族史）；5．古代科学技术史；6．敦煌学；7．中西交涉史；8．西北边疆史（中亚史）；9．蒙元史、满蒙史；10．古代宗教史；11．文物考古；12．古代音乐服饰。从收录著作的类型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个人学术著作类；还历、古稀纪念论文集类；著作全集类；研究班成果论文集类；学会论文集类；史料类；译著类。书后附著作及著者索引，方便读者检索。

17、18世纪，欧洲知识界曾围绕中国上古史是否可信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本书旨在描述这一欧洲近代思想史和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事件，再此基础上分析中国上古史对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方式与影响程度受何制约，进而探讨西方认识中国时的特点。作为传播媒介的耶酥会士和作为接受者的欧洲本土知识分子都是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塑造和读取中国上古史图像，这也是近代以来欧洲认识中国的总体特点。中国总是作为体现欧洲人观念的某个形象而存在，这及既是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认识难题，也是文化创造的动力，这一事实耐人寻味。

本书是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撰写的全面介绍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名著，被誉为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对今天的读者仍然是饶有兴味，能给人们以知识和启迪。书中还配有许多插图，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本书分为五卷，分别从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宗教、哲学、教育、外交等几个领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一进行了阐述，这些题目是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让中国沟通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实现中西文化全方位的交融，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 在第一卷论述中国的古代技术和科学的章节里，尊崇孔孟之道的丁韪良告诉世界，中国的孟子早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提出了进化论。这一卷还论述了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中国人的炼丹术对西方化学工业的影响。 第二卷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渊源，详细介绍了李白等重要文学家。 在第三卷中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法，阐述中国的儒、道、佛三教，以及中国人的祭祖行为。 第四卷论述了中国的教育，着重介绍了他所青睐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并指出：西方世界若能采用这一制度来选拔人才，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本书的第五卷，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史官、国际关系和外交等议题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丁韪良是第一个将国际法——《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由清政府拨专款付印出版的人。

本书以京都学派创始期的主要人物为线索，梳理了他们的生平历程、研究成就、学术交往、人脉关系等。他们的著作，国内已经译介了很多，影响很大，但他们本身的情况，国内知道的却很零碎。本书第一次较为全面而清晰地将这些情况呈现在读者面前。故事连着逸闻，历史连着评论，加之图文并茂，文字流畅，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可为历史、学术史的相关研究者、爱好者提供重要信息与启发。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kingdom of Samarkand sent formal gifts of fancy yellow peaches, large as goose eggs and with a color like gold, to the Chinese court at Ch'ang-an. What kind of fruit these golden peaches really were cannot now be guessed, but they have the glamour of mystery, and they symbolize all the exotic things longed for, and unknown things hoped for, by the people of the T'ang empire. This book examines the exotics import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D. 618-907), and depicts their influence on Chinese life. Into the land during the three centuries of T'ang came the natives of almost every nation of Asia, all bringing exotic wares either as gifts or as goods to be sold.Ivory, rare woods, drugs, diamonds, magicians, dancing girls - the author covers all classes of unusual imports, their places of origin, their lore, their effort on costume, dwellings, diet, and on painting, sculpture, music, and poetry. This book is not a statistical record of commercial imports and medieval trade, but rather a "humanistic essay, however material its subject matter."

《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是第一次由在美学者执笔、对北美中国学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的第一本结集，盘点过去几十年北美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学术界了解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动态有重要意义。“研究概述”部分的综述文章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大纲与学科领域、断代、专题相结合之方式编排，涵盖了北美学术界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教育、法律等各个领域。“文献资源”部分收录了由北美中国学研究文献资讯人员撰写、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电子资源和专题文献资源的评介文章。书后附录“中国和亚洲研究英文期刊名录”和“人名西中文对照表”，为希望了解北美中国学研究状况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大量有益的信息，使这部书具备了相对专门的文献情报工具书的功能。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内容简介为：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100余年了。明年又恰恰是法国伯希和敦煌劫经的100周年（1908-2008年），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其实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00年。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敦煌探险，则颇为引人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特别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以对《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大历史背景作以介绍，以飨我国学术界。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接受了年鉴派学者“长时段”的概念，故而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1820年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往后延伸到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此见出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中国近三百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是部概览性的史学著作，作者以史学的分析论说为主要著述方法，同时吸纳了社会学重视结构变化和人类学关注文明片段的研究手段，使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读来既有得知历史事实的畅然，又有洞悉深层奥秘的明快。

本书把发现于额济纳河流域的大约700枚木简文书的研究分作两个部分，首先是通过对证据的研究面得出结论，其次是列出这些证据本身。第一卷主要是面向研究中国历史的一般学者、通过引证简牍文字来阐明作者的论点。第二卷主要是为那些对雨汉时期有专业兴趣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而写的，裹面有精选的简文的原文和翻译，在这些简牍资料之前是对其重要性的介绍，而在这些资料之后则是对译文的注释。

本书通过对于李卓吾和阳明学的阐释，对于中国前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路向进行了辨析，认为“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准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从而在中国内在的思想理路中寻找中国的“近代”及其“屈折与发展”；他还打破了在日本通行的对于李卓吾童心说是个人主义表现的肤浅说法，把李卓吾晚期的复杂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的独特体现推向对于明代思想本身的解释。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内容简介：在东亚世界里，有着一片广阔的海域，这些名为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的广阔海域，将东亚各国悬隔开来。在古代，这些国家之间主要依靠船舶相互往来。船舶是海洋地域和国家间接触以及交流不可或缺一个重要因素。从14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从事于远洋航行的船舶主要是中国的帆船。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世界里，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最为先进，其海洋政策也相对宽松，这使得中国帆船掌握了东亚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事业。《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以明清时代的东亚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从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等东亚各国众多的史料出发，对这一世界里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情况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

《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是将近代中国的刑罚学、犯罪学、法制史、监狱学和监狱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第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在详尽地回顾近代欧美和日本刑罚学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此书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编织为一个有机的栩栩如生的整体。近代中国监狱内中外囚犯的职业训练、卫生指导、道德指导、暴乱与逃跑、死刑、外籍罪犯的待遇、监狱的建筑，乃至鲜为人知的监狱管理者的喜怒哀乐，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传统文化结构的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这些特性对民国时期的社会进程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早期中国》创刊于1975年，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刊物，迄今已刊出了二十八辑。本书编者夏含夷曾长期担任其主编，他本着为使中国读者对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印象的目的，根据论文的学术水准、创造性、代表性和可译性诸条件，从《早期中国》近十几年的文章中选编了八篇论文和四篇书评，内容涉及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神话学、古文字学、经学、训诂学、艺术史学、文学诸学科，时间范围是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魏晋时代，包括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的每一个时代。这些文章不仅研究视角新颖，而且分析方法独特，很多不同于国内，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和国内的一般共识很不一样，相信其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增进国内读者对西方汉学界研究现状的了解，而且对国内古代史研究者也会有一定的启发。

《中国人的幸福观》按照历史的线索，分五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先秦不同学派对幸福的不同理想，汉代董仲舒的天道循环论对幸福观的影响，以及魏晋时期的佛道思想、宋明理学和19世纪各种思想流派对幸福的探索。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遣唐使眼里的中国，ISBN：9787307058880，作者：（日）古瀨奈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