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What is lost in translation may be a war, a world, a way of life. A unique look in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clash of empir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earthshaking encounter, this book reveal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modern warfare, and comparative grammar--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 Eastern and Western terms. The Clash of Empires brings to light the cultural legacy of sovereign thinking that emerged in the course of the violent meetings betwe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Lydia Liu demonstrates how the collision of imperial will and competing interests, rather than the civilizational attributes of existing nations and cultures, led to the invention of "China," "the East," "the West," and the modern notion of "the world" in recent history. Drawing on her archiva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English--and Chinese--language texts,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translations, she explores how the rhetoric of barbarity and civilization, friend and enemy, and discourses on sovereign rights, injury, and dignity were a central part of British imperial warfare. Exposing the military and philological--and almost always translingual--nature of the clash of empires, this book provides a startlingly new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imperial history.

在过去十多年中，资本主义全球化伴随着对文明身份的重新强调，再一次把经久不衰的文明和历史议题凸显出来。《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寻根溯源，对这些议题做了研究。它揭示出，欧美国家宰治的世界秩序在过去五百年之间是怎样形成的，“西方”文明又如何将其治组织和知识形态上升为普世的标 准。这些标准所设置的时空等级将非洲以及大洋洲（还有其他土著人）等无国家的社会置于“化外”，将亚洲社会定义为“半文明”，而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文明的最高端。正如本书的主编在序言中所指出，这一套文明标准到了20 世纪演变为世界各地人群的自我认识。而今欧美国家的霸权开始遭遇挑战，其文明霸权的地位也重新受到质疑，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呼唤。 书中论文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包括地理大发现、殖民时代的国际法体系、万国博览会等，十分具象地绘出了欧洲现代性在19至20世纪殖民扩张盛期的等级景观，其中有些论文梳理了文明理念的译介过程及其特点。无论是对当代世界秩序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关注当今全球文化治的读者，这部文集所提供的详细研究和批判性的思考都不无裨益。

现代思想史的写作能否落实在语言和语言之间所建构的“互译性”之初，落实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现代汉语本身即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产物，现代思想史的写作亦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问：汉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所谓“互译性”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 本书的研究重点，正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互译性”的建构中生成的。它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为这种跨语际“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读线索。

本书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本书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以期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Are languages incommensurate? If so, how do people establish and maintain 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 between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one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of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commonly conceived equivalences?This study -- bridging contemporary theory Chinese 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in term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By this term, the author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new words, meanings, discourses, and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rose, circulated, and acquired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China as it contacted/collided with European/Jap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reexamining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context, the book asks three central questions: How did "modernity" and "the West" become legitimized in May Fourth literary discourse? What happened to native agency in this complex process of legitimation? How did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magine and interpret its own moment of unfolding?After the first chapter, which deals with the theoretical issues, ensuing chapters treat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such as national character, individualism, stylistic innovations, first-person narr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works of Lu Xun, Lao She, Shi Zhicun, Ding Ling, Xiao Hong, and others in this light, and concludes by probing the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ese writers and critics moved from confidence in the absolute centrality of their civilization to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one among many national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Inshort,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Zhongguo ren (men and women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 terms of what is not of the Middle Kingdom?An appendix lists and classifies over 1,800 loanwords and neologisms introduced into modern Chinese before 1950, the largest annotated collection to be found a

本書是《今天》雜誌裡頭一個叫「今天舊話」的專欄集結，再加上幾個主要作者的訪談錄。由今天看昨天，溫暖、悵惘、喟嘆、激動；回憶不只是回憶，歷史也不再只是歷史，它們與當下交會，一個個情景讓人搞不清楚誰比誰更真實；它們與主流論述擦身而過，一個個付出參與的無名小卒教人質疑什麼才是文學史。這些地下文學活動者的故事，這些寫作者之間不帶功利性的交往憶述，真實的感情模糊了文獻史料與創作散文間的界線；他們，從今天來看，依然像是一群持燈的使者。 編者劉禾在此書的序言中，對這本書的來由和情感有很真切精彩的描述。「齊簡在〈詩的往事〉一文裏，提到她初次讀到郭路生的詩歌時的情景，說那是一次深刻的震撼：『記得那晚停電，屋裡又沒有蠟燭，情急中把煤油爐的罩子取下來，點著油燃權當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鏡子，滿臉的油煙和淚痕。』（略）我想今天的很多讀者大都會羨慕齊簡，羨慕她有過那樣的一次閱讀經驗。（略）我們今天閱讀《持燈的使者》仍被它所描述的世界如此吸引，恰恰是由於這裡的文字能夠讓我們進入類似齊簡所經驗的那一切，那些油煙，那些淚痕，和一些實實在在的氣氛。」「由於《今天》的歷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歷史，因此，我們在《持燈的使者》裏讀到的不緊緊是圍繞在《今天》的那批有理想、有才華的詩人作家的故事，還能通過不同作者的手筆感受到一些實實在在的氣氛，六十年代的氣氛，七十年代的氣氛和八十年代的氣氛，以及這三個十年之間的不同。」甚是。

偵探小說常被歸類為俗文學，大多配以花哨或陰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讀物攤位，吸引市井閑人的眼球，令他們心驚肉跳卻也沒心沒肺地讀過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論寫成偵探小說，如同一個經學院要辦成夜總會，一個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讀書人看來純屬胡鬧。本書作者劉禾卻偏偏這樣做了。在我的閱讀經驗裏，她是第一個這樣做的。──韓少功 在這本書裏，作者劉禾做了一次寫作實驗，創造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它既不同於學術研究，也不同於小說虛構，而是一個綜合多重敍事元素的寫作。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讀者很快會不無驚訝，這個以「牛(津)(劍)橋故事」為核心的關聯圈裏，竟有地位顯赫的科學家貝爾納、李約瑟、沃丁頓、布萊克特、霍爾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里爾克、奧威爾、艾略特、海耶 克、徐志摩、蕭乾、尼卡等，幾乎構成了二十世紀初一份可觀的知識界名人錄，一大堆彼此獨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個神秘的NESBIT 從中串結成網。──韓少功

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本书从跨语际实践的视角，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察了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以期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故事从纳博科夫开始，六个字母是人名NISBET，音译为“奈思毕特”。他是纳博科夫自传中的化名人物，爱抽烟斗，向往俄国革命，跟流亡就读剑桥大学的纳博科夫，政治上激烈争论，文学亲密投缘。 就此， 刘禾开始寻找六个字母后的人与事：剑桥学子间激烈理念的冲突和思想的交锋，充满了火药味，甚至于出现奥威尔“黑色笔记本”这样严重的事件。刘禾抽丝剥茧般解开最终谜底，伴生的愉悦也丰富而微妙。随着作者的表达变换，既像悬疑小说；又似亲切的散文； 或变为一出人类精神戏剧。从太平洋畔的湾区伯克利，到英伦三岛上的牛津剑桥，文学的轻灵，史学的厚重，文本与理论，当下与过往，穿梭于著者的笔下，不期而遇，融洽无间，一卷在握，兼具感性的欢乐与知性的满足。

在《持灯的使者》里，我们读到不仅仅是围绕《今天》那批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作家的故事，还能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六十年代的气氛、七十年代的气氛和八十年代的气氛，以及这三个十年之间的不同。 这些气氛贯穿始终，让你产生幻觉，让你经历一次奇特的时间错位，眼前的实实在在一下子变得有点不真实，好像走在路上一不小心踩了个空，你突然对眼前熟悉的事物产生怀疑，不由得问：比起诗人和他们的朋友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否更真实？总体来看，这本集子像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尝试；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并不刻意经营写作。 《持灯》的写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因为它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一种边缘化的文学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