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它在汉魏六朝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本书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辞赋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众多的辞赋作家和作品，论述了辞赋与诗文的交互作用。

“拟代”，是指以“拟作”、“代言”方式所完成的诗赋作品；“赠答”，即“赠答诗”，乃系文人间藉以交通往还的诗作。自汉魏以来，这两类文学便一直是当时文人创作的大宗。前者，铭记着人文世界承继新变的行进轨迹；后者，则图写了当代瞬间的个体存在情境，和与之盘结互动的多重关系网络。而该时期的诸般文学风貌，也就在它们的形成、发展与交互影响之中，纷然呈显。 本书以汉魏六朝的“拟代”、“赠答”为基本素材，并尝试提出若干新观念，除了为素被误解的拟作、代言现象，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外；更就向来乏人关注的赠答诗，进深入探讨。

清末民初以来，在古文的選注方面，高步瀛先生有着突出的成绩。他選编笺注的作品很多，其中于五、六十年代标点整理出版的有《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等书，都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 高步瀛（一八七三-一九四0），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论（挚甫）的学生。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曾先后执教于北平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由于他对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都有很深的功底，加之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選文重点突出，带有典范性；注释详博谨严，多有发明，不愧为一代選家。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简介：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 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 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 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 凡一百三十八篇 （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 “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 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 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 “建安风骨”和 “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 “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 “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 “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 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 “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 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本书共选录汉魏乐府诗156首，汉诗以乐府所采民间歌诗为生，都是属于乐府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其中占最多的古辞是民间的创作，此外杂曲歌辞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候的[董娇娆]等少数的文人模仿民歌的作品，全部内容都是从多方面反映但是社会各阶层的现实情况的。曹魏乐府不采民间诗歌，所歌都是统治阶级或当时文人的作品，就本书所选录曹操，曹丕，曹植，左延年等人的诗来看，虽然是用民歌形式，而内容和汉乐府显然有别，但在艺术上则比韩乐府所提高。

曹植在我国中古建安时代是具有卓越成就的文学家。他继承先秦《诗》《骚》的优秀传统，又从两汉词赋民歌中吸取营养，兼收并蓄，从而丰富了诗赋的内容与形式，这就为六朝隋唐文学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影响所及，无疑是较为深远的。《曹植集》旧本的编次，是据文体异同彙为十卷的。《曹植集校注》，依据作品创作时期的先后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卷。这样则有助于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历程，从而对作品取得较深的认识。
《曹植

本书是诗词鉴赏大家叶嘉莹先生对汉魏六朝时期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鉴赏评点，叶先生从具体的个体诗人入手，通过对其代表作品的讲解评析，阐述了历史时代、社会现状和诗人个体的身份地位、品性才情对其作品的深刻影响，展示了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以及这一时期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和其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叶先生学识渊博，极富才情，善用生动优美的语言，独特细腻的兴发感受，跨越时空阻隔，去体味挖掘那一特定历史时期诗人复杂敏感的内心世界，带领现代读者与古代诗人做了一次心灵层面的交流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