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1004)》包括：中芭往事、父亲的一生、京东奇案、考工记、鲁兵和他的朋友们、“毛毛虫童书馆”选页、左派、英伦两生花、官妓、数字生产力等内容。

《读库1205》共包含九篇文章。《父亲在工地》是一位步入中年的女儿记述自己年过六旬的父亲进城当农民工的几年中发生的各种事，都是些普通家庭经常会遇到的事。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日子还得往前过。这位“在工地”的父亲在他最好的年华时曾说过，希望孩子们还可以再长大，而自己和孩儿他妈不要再变老。然而父母终将老去，孩子担心父母，父母却止不住地为孩子们操心，想给他们减轻负担，“闹得动的时候就闹”，直到做不动为止。作为儿女，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可能就是把自己过好。“踉跄捉掐画西游，难尽人间神与怪。”画家吕欣用一种绘画（布面油画）加文字的方式对他心目中的《西游记》做了一些延伸性的阐述，希望既满足自己的趣味，同时给他的女儿，以及与他有着同样趣味和情结的人带来一些快乐。《学生右派》里作者王仁权回忆了他的堂兄王人瑞短暂的一生。一个原本有文化、有抱负的有为青年，却一生坎坷，劫难不断。死后三十年没有任何一位亲属或生前友好亲去墓地祭扫，生前孤单，死后也寂寞。文后抄录了一些王人瑞记叙自己的劳动生活，抒发心情的诗歌，可以说是一位右派人生的真实记录。从财经记者王安搜集的《五十句话》中可以管窥1977年至2011年的中国经济。文章最后提到：“所有急速发展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中国都会遇到。” 《为了告别的聚会》记录的是1960年电影《不合时宜的人》拍摄前后的故事。在导演休斯顿看来，电影里的梦露已经不再是“表演”，她完全不是在扮演角色，而是表现自己的感情，投射自己的生命体验。此片由当时梦露的丈夫米勒编剧、筹备，他苦心操持的这部电影更像是一场意图明确的聚会。休斯顿、梦露、盖博、克里夫特与马格南的摄影大师们，朋友，贵宾，一个个走来，一个个离开。只是已没人能够弄清这场聚会的目的，相聚，或者一种告别。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宣告中国统一，随即在首都南京展开规模浩大的规划建设活动。其中的一个代表性规划文本《首都计划》，于1929年12月汇集成册。王军在《南京蓝图》里对其编制始末与实施进行了详细描述，该计划折射了肇始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潮的形形色色，还牵扯到一场规模同样可观的技术与政治之争。

《读库0905》：1976年至1983年，刘香成先后以《时代》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和美联社首位驻北京摄影师的身份，作为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他在那段时间的摄影汇集成为《毛以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日前出版中文版本《中国：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全新编辑而成。本辑《读库》也选刊了作者的两篇自序及部分摄影作品。 刘香成是唯一获得普利策奖的华裔记者。甘地夫人遇刺，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世界大事，他都用相机记录过。《读库0905》里，有他写的这么一段文字：“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纪录片《西藏一年》的热播，引起巨大反响。片中的八位拍摄人物让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精神世界和藏民族文化多了一分了解，其中的冰雹喇嘛次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藏族人相信神灵鬼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他们需要一个媒介与神灵鬼魂沟通，传递他们的敬重、祈求和愿望。次旦法师就担当着这样一个角色。 他的故事听起来也许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大多数的藏族人就是这样活着。《冰雹喇嘛》一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荧幕之外，更为真实、更为丰富的人物。 胡适非常喜欢格言，他把格言说成是“金玉之言”，曾将诸多外国名著中的格言翻译过来，“以为我国人增一种座右铭云尔”。说到格言的重要性，胡适认为：“这些金玉之言是每一位世界级的伟人一生的所得，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的人也许就记住其中的一句‘格言’而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胡适卷帙浩繁的著作里，散落大量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格言，这些格言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别致而独特的窗口。正如有人对尼采说：“谁走你的路，必通向地狱！”尼采回答：“好吧！我愿用好的格言为自己铺设通向地狱之路。”这当然是玩笑。其实，格言之路必将通向智慧之门。 《胡适的格言》一文，通过对胡适著作和演讲中的格言的整理，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思想的最好象征。 根据同名漫画拍摄的电影《守望者》一片令人惊艳不已，这不仅在于该片对原著漫画的高度还原，更在于影片中那不断给人惊喜的彩蛋。挖一挖《守望者》中的彩蛋，在那些转瞬即逝的细节里体会到激动和趣味，这便是本片最大的魅力。 特别是该片那个超级变态的片头。在鲍勃•迪伦《时代变了》的歌声中，短短几分钟内，将守望者团队的成立到解散的历史和期间所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相结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进行逐格分析，并提供相关背景，是很难看出其中门道的。 1980年12月8日，列侬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也许在六零年代时，我们都像小孩般的天真，然后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我们终究没有得到一个花与和平的美好世界……但六零年代确实告诉了我们该具有的责任与可能性。它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可以一瞥事物的可能性。” 六个小时后，他在曼哈顿家中的门口被枪杀。 六零年代的精神会以如此暴力而黑暗的方式终结。列侬证明了摇滚乐如何可以撼动现实政治——至少，当权者是如此相信，所以才试图要遣送他出境。到了八零年代时，FBI仍然不愿意解密关于列侬的历史档案，因为他们说资料一旦公开，将会在英国造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暴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1980年那声枪响，虽然让列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但是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 正如列侬说的，上个时代结束了，我们再重来一遍就是了。 是的，每一代的年轻人在重来，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列侬死了，那个六零年代试图追求爱与和平，试图反对战争机器、相信把权力还给人民的象征死了。但那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的财神爷》一文，介绍的是帮助纳粹德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人物沙赫特。他像一个老巫师一样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二战结束后，沙赫特受审并无罪释放，他活到了九十三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青年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读库0905》本辑藏书票仍由姬炤华先生绘制。这是该系列中最具设计感的一幅。整幅画面几乎是黑白的，有古旧照片的味道，既暗示着季节，也可理解为某种时代。画面中只有梅瓶、梅花和火盆中的点点炭火，闪烁着鲜明的色彩。梅花和炭火，两团温暖的红色，上下呼应。梅花的枝丫奋力向上伸展，仿佛欲飞升而去。所有的元素都在铆劲表达一个意思：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读库0604》值得关注的篇目有《俄藏黑水城绘画与我的西夏情缘》，上世纪初，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额济纳河黑水城遗址发掘出湮灭了七个世纪之久的西夏宝藏，震惊世界。这一大批文物构成研究西夏文明的宝库，其中的绘画作品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西夏历史画卷重现于世人面前。（注：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和发掘时目前国内外历史界和考古界的一大热点） 本文作者吴焕宇先生，在圣彼德堡冬宫博物馆看到这批艺术珍品后，便着手临摹，以期国人能目睹西夏文化的璀璨魅力。 当年中国王爷用几十杆快枪换走的大笔国宝，如今只能由一位老人用自己的画笔，使久违的俄藏黑水城绘画珍品返回故里。本辑《读库》特彩印了十三幅吴先生几可乱真的临摹作品，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目录 耿谆的家与国 张 钧 “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和大生集团的命运 傅国涌 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 解玺璋 胡同今昔 图、摄：况 晗 文：陆 元 用铅笔和推土机赛跑 丁 杨 祥德路二弄 达奇珍 经度之战 袁 越 割裂的真实 李树波 子年记忆 影像志 九十四岁的耿谆老人与“花冈”这个日本地名紧密相连。 抗战期间，耿谆被俘后在这里做过将近一年的劳工。1945年6月30日深夜，因不堪忍受欺辱虐待，身为大队长的耿谆率领七百多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在日本军警的镇压下，暴动最终失败。抗战胜利后，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罪，这是唯一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本土发生的唯一一次中国劳工集体暴动。 花冈暴动五十年后，耿谆又与其他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把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组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诉讼，最后案件以鹿岛组与原告的庭外和解告终。因为和解中根本没有满足原告提出的“谢罪、建纪念馆和赔偿”三项要求，耿谆拒绝在和解书上签字，并拒绝领取鹿岛组发放的和解金。 如今，耿谆老人安详地生活在河南老家。 《耿谆的家与国》一文作者两度从北京赶赴河南襄城，却把目光的焦点有意投向了那些有影响事件的背后。对这位老人来说，在“花冈暴动”、“花冈索赔案”这些耀眼事件之外，还有着太漫长的幽暗岁月，它们默默地流淌在那些重大事件的光影里，静静地等待有人来涉足。 我们的目光过多地投射在政治人物、文化人物身上，却很少关注实业界人士。“在读史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到，我们以往几乎完全忽略了实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和他们的情怀、追求。”傅国涌先生有感于此，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下工夫去追寻中国实业家的本土传统。 他想找到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根，这个根不在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身上，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他们只是传统商人，这个根也不在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这个根在开创出民营企业新天地的张謇及荣氏兄弟身上，在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人身上，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他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珍视的传统，哪怕是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为今天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他的这一系列将陆续刊发在《读库》上，《张謇和大生集团的命运》是其第一篇。 提起翁偶虹，现在知道他的人恐怕不多。翁先生一生从事编剧生涯，据说，在当下经常上演的剧目中，翁剧超过了三分之一，如《红灯记》、《大闹天宫》、《将相和》、《野猪林》等，以及被剧界尊为经典的《锁麟囊》。 江青曾把翁先生称之为“旧式文人”。解玺璋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北京晚报》工作，编辑“五色土”副刊，得以与翁偶虹先生结识，便领略了他的“旧式文人”气派。 翁先生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志铭》，交给解玺璋在“五色土”副刊上发表： 也是读书种子， 也是江湖伶伦， 也曾粉墨涂面， 也曾朱墨为文。 甘做花虱于菊圃， 不厌蠹鱼于书林。 书破万卷， 只青一衿， 路行万里， 未薄层云。 宁俯首于花鸟， 不折腰于缙绅。 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 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 看破实未破， 作几番闲中忙叟； 未归反有归， 为一代今之古人！ 江西人况晗在南京上完大学，来到北京工作，喜欢上了北京的胡同。他用宽线条铅笔画为表现形式，一画就是十八年。为那些消失的胡同在纸上重新构筑了另一重安身之所。在老屋、木窗、石门墩、杂货店、蜂窝煤和爬山虎的斑驳光影中，关于胡同的碎片在铅笔线条的堆叠中昔日重现。 一条一条的胡同消失得太快，他用铅笔和推土机赛跑。 况晗老师在筹划出版他的一本新书，名曰《胡同今昔》，四处找出版社谋求出版。里面是他用铅笔画下的胡同的昔日情景，以及他最近又跑到曾画过的原址去拍的照片。为了对比鲜明，他在拍照片的角度上特别注意和画画的视角一致。 看到这本书的打印清样后，我求况晗老师允许在《读库》上撮其精要刊发。这一主题占据了《读库0801》将近七十页的篇幅。我还特地尝试了三折页的装订方式，想更好地展现其作品的风貌，但最终效果仍不让人满意。 就在《读库0801》付梓之际，我接到况晗老师电话。他说，原来与他接洽的出版社突然打消了出版意向，这本书的命运又成为遥遥无期的未知之数。 《胡同今昔》记录的是建筑的消失，街道的消失，风景的消失，而《祥德路二弄》一文，记录的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上海的弄堂生活，细致入微而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达奇珍老师的笔下，更为难得的是，她记录的是那种生活被消灭的过程。 《经度之战》是袁越继刊发在《读库0702》上的《LSD简史》之后的又一力作。 无论是用指南针指南，还是测量天体高度，都能够测量出航行所在的纬度。而经度就不同了，没有任何天体能够用来直观地显示经度的差异，于是，古代的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走，否则等待船员的就是死亡。 两个几乎同时被提出来的方法开始了一场争夺经度的战争。这场战争过程曲折离奇，战况惊心动魄，不亚于任何一个优秀小说家编出来的惊险故事。这个故事背后折射出来的关于人类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更是值得后人玩味。 “甲子”系列是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制作的专题片，以农历纪年为时间线索，上溯前五个年度，于每年春节播出，计划用十二年时间，整合出近六十年的中国民生画卷。 如今这套专题片已完成了五辑，其中《戌年记忆》的文稿刊于《读库0602》，《亥年记忆》刊于《读库0701》，《申年记忆》和《酉年记忆》则整理发表在《读库0800》上。今年推出的《子年记忆》刊于本辑，屈指算来，该专题片已经回溯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光阴。 本辑藏书票由徐累先生绘制。

《丹青赋》一文，是关于工笔仕女画大师王叔晖先生的生平传略。关于本文，作者蒋力先生有一段解说： 1988年，我写出《丹青赋——王叔晖传略》的初稿。1993年修改后，收入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变革中的文化潮》（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1997年，我又做了一次修订后，将此文交《文艺报》，发表时的题目是《洁来洁去岂常人乎？——一代画师王叔晖传略》，内容则不及原文的三分之一。现在留在网上的基本都是这个版本的缩编，标题则只保留了后一半。此标题是编辑定的，前一半出自一副挽联，后一半中的“一代画师”不是我的提法。同年，我又将此文中的“西厢情愫”一章投寄天津的《艺术家》杂志，1998年第三期发表时题为《一套震撼邮市的邮票》。前几年看到某位女性美术理论家（我没记住她的名字）的一本评述中国现代女画家的专著，涉及到王叔晖时，几乎通篇引用的都是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字。没想到的是，2008年9月的一天，接到素不相识的《读库》主编张立宪先生的约稿电话。由此，引出这篇在我二十年前旧作基础上第三次修订的《丹青赋》。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对先生的一次新的再认识。所以，我也希望走进《读库》的是一个未做任何删节的全本。 除这篇文章的全文外，本辑《读库》还刊发了王叔晖的若干代表作品，以及她从未公开发表的一些画页。这些作品，均是根据原作电分扫描，希望藉由我们的呈现，大家可以看出目前流行坊间的王先生作品与原作之间的差距。 《今夜我们说相声》是一部电视专题片的文稿，选择刊载在本辑《读库》中，是因为文中提到的几段相声，当年遭受禁播的命运。而这些重见天日的段落，又因为篇幅问题，未能在电视片中得以完整保留。 《断章》是北岛先生的回忆录，记录的是七十年代的历史风云和个人遭际，此前一些关于他个人的传言，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得到澄清。建议大家看就此文后，去找北岛老师的中篇小说《波动》（作者署名“赵振开”）来看看，那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新时期小说。 《学子慕绥新》，写的是风光一时又遭法办的慕绥新的学生时代。作者余昌民老师是慕的大学同学，他在文中写道：“如今国人已经不再把伟人看作神，但感兴趣他们何以成为伟人；也不简单地把罪人理解为鬼，而关心他们何以成为了罪人，否则成功就会被当作幻影，为官便会被视为畏途。从慕绥新的悲剧来看，横亘将近三十年的空档，看清因果关系很难，但越是这样，越需要重视它的警世意义。我和所有的庶民百姓一样痛恨贪官，在一种情况下我更多几回扼腕叹息，那就是我深知他本来具有出众的智慧、魄力和雄心，却偏偏不是走进天堂，而是下了地狱。” 《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说：“人性地述写一个问题人物，国内媒体少见。” 2006年1月27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 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到2008年，全国只保留了八个电报中心，电报也已基本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斯事已逝，现在回想当年电报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的种种故事，叫人不胜感慨，马伯庸遂成就此鸿篇巨制，聊作纪念。而这些电报八卦，又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

《读库(DK2007)(套装共6册)》为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读库0704，本书包括以下内容：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一组两篇稿子可视为《读库0600》中《大马路之痒》一稿的续篇，作者穷几年之功，终于理清了这一城市发展的悲剧：路修到哪里，车就堵到哪里；你越为汽车着想，汽车就越不为你的城市着想。“花二十五美元买一辆自行车的人，与花三万美元买一辆小汽车的人，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前任市长恩里克的施政理念。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执政者和规划者，依然坚信所谓都市化就是路宽车多，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式的繁华，而事实上，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质疑：“我们的规划师是糊涂了呢，还是装糊涂呢？” 路得·那爱德于1910年来到中国，在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教书，1913年病逝于成都。酷爱摄影的他，在中国不到一千天的日子里，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段变革时期：清王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他遗留下来的照片，记录的就是这段短暂却又命运攸关的时期。 那爱德于1911年摄下了位于岷江东岸的叠溪古城的一张全景图片，二十年后，叠溪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总面积达二十二万平方米的古城顿时陷入地下，被岷江淹没，城内原有军民三千多人，震后幸存者不超过四五人。那爱德拍下的这张照片成为研究川西北地震现象和阿坝州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史料。 与这张“消失的古镇”一样，那爱德记录下来的长江沿岸中国人的民生状态，许多都已经成为永远消失的风景。 摄影师王玉龙见到这些百年前的历史影像时，真的是瞠目结舌。他唯一能说出来的感觉是：面对这些一百年前拍摄的照片，你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百年来摄影的进步。 王玉龙前后用了约三年时间，核查考证这些照片拍摄的地点和背景。其中的一些故事，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曲折。《追寻那爱德》一文记录的就是那爱德的生平事迹，以及考据这些照片的轶事；《百年中国影像》则精选了五十幅那爱德拍摄于百年前的图片。 何伟即《读库0702》中《胡同因缘》一文的作者Peter Hessler，这是他的中文名字。《遍走长城》一文的英文版同时刊发于近期的《纽约客》杂志，讲述了一个全职研究长城的独立学者。尽管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也无外来经费，他还是成为最出色的长城研究者之一。关于长城研究的现状，何伟写道：“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对于某个独立的专题——如明长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而他笔下的这位独立学者石彬伦，是一位美国人。去年十二月末，何伟陪石彬伦去他的第三百四十次长城之旅，一次意外使何伟膝盖骨骨折。 戏曲演员裴艳玲今年六十岁，《裴艳玲原业归宗》以中篇人物传记的篇幅，回顾了她的艺术生涯和情感生活，堪成一代伶人的人生标本。 影片《卢旺达饭店》被称作非洲的《辛德勒名单》，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其生活原形保罗·卢塞萨巴吉纳被誉为“当代辛德勒”。曹芊小姐在比利时采访保罗，并节译了他的自传《平凡的人》，提供给《读库》。看过本文，我们才会知道人性的复杂、现实的残酷，在影片中被彻底好莱坞化了。 连环画《四国间谍战》1982年出版，1983年第二次印刷时，印数已达一百二十六册。其作者宋飞等先生一生从事这项通俗艺术，几十年间画了一百二十多套连环画，计五千八百七十余幅画页。本文既是宋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的辛酸回顾，也挖掘出许多被湮没的幕后故事，一些未经采用或被修改的画页，在《读库》中第一次公之于世。 马世芳的母亲是陶晓清。三十年前，还不到三十岁的陶晓清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时，马世芳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马世芳在文章中回忆那个“耳朵犹然纯洁”年代：七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是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神山卡瓦格博，从2000年开始，当地政府明令禁止攀登，“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因为文化而被尊重的雪山”。几个年轻人组成的卡瓦格博文化社，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推动环保。《环保就在歌舞中》一文，记载的就是这样一批“在行动”的人。 本辑藏书票由漫画家缪印堂先生绘制。

目录： 为其他的百分之九十设计 “90展”部分展品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固执复制 海波与他们 幸运之轮 中国学车记 关庚的生活底稿 那个时代的书装艺术 花花世界且说黑 贱客凯文 佛朗切斯卡：心之形状 医海钩沉 祖逖与刘琨 同居-崔莺莺 “哥斯达黎加时代” 文摘：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申新搁浅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十八岁．二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当时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一个厂、一万二千九百多枚纱锭起步，发展到此时，已拥有九个厂，纱锭总数超过五十五万，还有六万多线锭、五千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六，前后不二十年时间。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九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一亿零二百三十六万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半。 申新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十六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二十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点三三元，市场价却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十四点三三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经济学家马寅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另一原因是税负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的在华厂家。申新被抽去特税达一千五百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则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的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制布匹，这种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所以袋皮向不征税，面粉征税，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在五百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的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赶紧提取存款。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当年，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火灾，荣家从中国银行借款二百多万元。荣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银行求助，还向南京政府建议“庚款借锭”，就是用庚子赔款基金购置外国纱锭借给各纱厂，各厂分期偿还。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六千三百七十五点九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六千八百九十八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一千二百多万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经常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十五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四个厂，福新面粉有八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尽管福新八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虽然从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下来了，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出面担保不可。荣、王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荣、王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因此，他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四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荣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六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八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当时，申新九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儿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万元，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除的。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1922年冬，债务达三百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折合二百二十多万两规银），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而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十一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四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点多。九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五百万元。

2006年，命运多舛的文化刊物《万象》、《书城》在相继经历休刊复刊后，逐渐式微，更深入的走向精英知识分子小圈子趣味，一本由个人出资策划出版，以“有趣、有料、有种”为出发点的文化刊丛跃入我们的视野。《读库》就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话语园地，它的实验性和新鲜感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

Mook《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圈内语）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摆事实不讲道理”是《读库》的编辑方针。其收入的作品从篇幅而言属于五千至五万字之间的中篇读本；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此书在编撰时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老六手记 ↓ ◆1949年，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相继解放，民众迎来一个欢欣鼓舞的年代，一个不苟言笑的年代，一个光明和迷惘并存的年代。田晓青先生试图“绕到那些标准而笼统的叙述和正统的回忆录后面，直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事情”。他翻阅当年各大城市的报纸，通过见诸报章的通讯、言论、通信、广告、问答，辑录了本辑专题《城市记忆•解放》。所谓解放，是一个庞杂混乱、众声喧哗的社会被格式化、被整合、被融入统一的宏大主题的过程；所谓解放，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人命运和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的改变组成。 ◆谢英俊是一个台湾建筑师，“9•21”大地震后，他的建筑工作室致力为世界上人数最少的民族建房。然后，他来到大陆，在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用茅草、树枝、旧木头，和一群没有建筑经验的志愿者盖起了生态厕所与几栋生态楼房。这些欧式房屋看上去都很气派，全没有老辈子人记忆里“泥巴房子”的土气样子。村民们进去看一看，确实不错，绝对不会影响给儿子说媳妇。 2006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一个农民与学生志愿者，以及贺村合作社生态建筑队的十四名队员，一同参加兰考春季生态建筑工作营培训。谢英俊声称，中国八亿农民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合作建房，住上漂亮的欧式小楼。 寇延丁女士的两篇来自建房第一线的文章，让我们看到，这些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 ◆四百多名中国工人来到德国多特蒙德，要将一座称为“帝座”的焦碳厂整体拆迁，运往中国。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每个月挣四百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四千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一年半就完成了……纪录片《赢家输家》走进由中国工人在鲁尔工业区构起的独立王国，记录两种文化的冲突，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导演吕肯说：“这必须由观众自己决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德国和中国工人都是失败者：中国工人拼命的工作，却看不到一点美好的前途；德国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关闭了祖辈相传的矿井，心灵的苦闷难以表述。至于更多的内涵，需要观众自己去体会。” 德国文化电台的报道说：一部伟大的电影，尽管获得很多的大奖，但是很可惜目前只能在德国的电影院看到这部片子。《“帝座”迁移》一文则详细描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导演人性化的镜头下擦出的火花。 ◆关于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越来越受到追捧，乃至网上有了“绝色金子美铃”的主题网站。本辑《读库》中的金子美铃专题，由金子美铃诗集《向着明亮那方》的策划人金莹小姐编撰，追思这位宁静而传奇的诗人二十六岁的生命，并收录了《向着明亮那方》一书没有收入的金子美铃生平照片和相关书影。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一片叶子 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烧焦了翅膀 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 夜里的飞虫啊。 向着明亮那方 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 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 住在都会的孩子们啊。 ◆杨浪先生的《在人生的另一端》刊发于《读库0701》，激起许多读者对墓园文化的感喟。张小强先生献出他珍藏的一册《一部宁静的文化史》，里面是安葬在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部分俄罗斯艺术家的墓碑图。当年高莽先生编撰《俄罗斯墓园》一书时，他都没舍得奉献出来。感谢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协助解决版权，本辑《读库》彩印了其中二十座墓碑，让我们得以目睹那些大师的长眠之地。 ◆从本辑《读库》开始，除了传统的中国连环画专题之外，我们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系列，回顾对生于七、八十年代人造成极大影响的卡通和动画作品，《动漫年华》一文是其楔子。燃烧吧，小宇宙。 本辑藏书票由冷冰川先生设计。

《读库1306》一共包含六篇文章，《二十年前，<我爱我家>》，《下乡养儿（下）》，《伪造的天分》，《俺家人》，《一个画店的1921》以及《我和你》。 二十年前，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开拍。郑猛记述了这部剧筹拍和拍摄过程中台前幕后的故事，大致按播出顺序的脉络挑选剧集回顾了大家记忆中的那些情景。二十年过去了，再回看《我爱我家》，当年的副导演林丛最大的感受是剧本过硬，演员搭得扎实，剧组里的工作人员有着无法复制的热情，对新东西勇于尝试，摸索着向前走。 《读库1304》里的《下乡养儿（上）》曾引起读者们的热议，这次奉上《下乡养儿（下）》。天天一家继续在乡下生活，也认识了新朋友，学包饺子，做饭，种菜，养狗养兔养羊。几个月过去了，天天问，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住久一点？ 《伪造的天分》是周翠老师所写德国司法案例系列的最后一篇。艺术行业的伪造，由来已久，长盛不衰。德国战后史上最大的艺术欺诈案，在庭审时法庭、检方与辩方三方迅速达成刑事协商，被告做出全面的自白，开放服刑，检方停止所有的调查工作。这桩“世纪艺术欺诈案”涉及的人物叫沃尔夫冈•贝特拉奇，他的画作如同繁星般散落在艺术殿堂的角角落落，他自己说，看到这些作品悬挂在博物馆里，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儿怪异。每当这时，他都会避开它们，不想靠得太近，担心它们会对他讲话。 2012年，在筹备“义成永年画艺术文献展——实物、技艺与口述”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本“义成永”画店杨永兴所立的应分家产目录。这本目录作于1921年，内容不仅包括了杨永兴应分房产、地产、家具、农具等信息，还涉及大量义成永画店收藏画版的名目，其中部分画版和年画作品实物流传至今。《一个画店的1921》就是对《1921年义成永画店杨永兴立应分家产目录》的初步考察。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也曾想过“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我”。《我和你》讲的是帕特，一位作家，也是一个拉拉文艺圈里的女王，她的作品，她的生活。“我和另一个我。你和另一个你。他们为什么总是用‘孤独’来形容我呢？”

《读库(1202)》一共十篇文章。《小九》一文讲述一个人、一个家在当时的真实故事。“暮年的钮爷执意要到达海峡的对岸，为七个亲人的死，为自己的三十三年刑牢得到一个说法。”《家师逸事（续）》是《读库0606》中《家师逸事》的续篇，作者张梅继续介绍老师的日常生活。张家荣的《广告记忆》回顾了1949年至1966年间我们生活中的广告图片。“它们是物质的，而不是浮着的精神食粮。它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巨大的政治屏幕背面，小心地存在着，一如当时的人们不太关注或者无力关注的生活。”邱岳峰已经离开我们三十二年，但很多人依然能够一下子听辨出他独特的嗓音：“你注意到有一个经常替那种穿着巴尔干羊皮坎肩的小酒店老板一类人物配音的叫邱岳峰的配音演员吗？”《魔旦》是蔡小容对严歌苓的继续解读，另一篇《白蛇》刊登在《读库1201》中。最后一篇是《辰年记忆》，“见证·影像志”栏目梳理了从1952年开始的五个龙年，展现了一副中国民生画卷。《读库(1202)》由张立宪编著。

《读库1104》内容简介：“小革命”是台湾《中国时报》自2009年起开始经营的名牌专版，这是一块除了描绘“社会趋势”，更强调“进步价值”的人文反思基地。在这个“全球化”与“在地化”相互激荡的年代，台湾社会各个角落，不少人早就用具体行动颠覆传统观念、挑战主流思维，希望形成新的社会价值，打造自己的小小革命，因此编者将这块专版命名为“我的小革命”。有别于主流媒体已经报道太多权势者的意见与动向，他们从各领域小人物打破传统的努力轨迹出发，藉此守望台湾社会正在发生却尚未被清楚辨识的重要变化，并鼓励更多人以具体行动改造社会。正如台湾社会近年追逐“台湾之光”，但创立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却根本不把自己当做台湾之光。他如此回答：“我不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光是那些把街道扫得很干净的清道夫，是那些为了应付联考夹在学校和父母之间、仍一心想把书教好的老师，是那些为了捍卫家乡反对六轻的麦寮人，是那些为了环境反对国光石化的彰化人及站出来的年轻人。”

本书收录文章11篇。其中，《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是《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一书的精华缩编版；《西部招妻》是纪实摄影师马宏杰继《耍猴人江湖行》之后再次在《读库》刊发的大作；《暴力棋王》一文，写的是新晋棋王古力；《迦南福地》一文介绍的是广州迦南市场与非洲商人阶层的兴起；《“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介绍的是大名鼎鼎的鲍勃·迪伦；……

本辑《读库》一共有八篇文章，《第五次迁徙》、《两败俱伤》、《支边去》、《求学奇遇记》、《童书的黎明》、《谁论金角复银边》、《皇帝梦》和《声音》。 2008年3月，高屯子回到青藏高原的东部山地，把手中的镜头，从阳光与风雪中的藏族牧人身上，移向了山林与田野里的羌族农民。在山 路和田野间行走之余，他开始更系统地翻阅一些关于“羌”的文字。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破坏最惨重的区域，正是羌族聚居地。他和他的摄影团队常年穿梭在这一带高山深谷之中，有了了解熟悉路线和地形的救援优势，做了很多救援工作。重灾区灾民散落安置到各地，今后羌文化还如何延续？如何传承？仍是个很大的问题。他的妻子开始了“羌绣帮扶计划”，把目光从现代都市的时尚空间，向古老羌寨的田间地头转移。而他自己和助理去了不通公路的夕格羌寨和其他有羌人居住的深谷高山，了解羌文化，延续拍摄羌人的行程。《第五次迁徙》一文选了二十八幅图片，展示羌人离开故土的惜别之情。 《两败俱伤》讲的是一起由阑尾炎手术引起的医疗纠纷。医学并非尽善尽美，法律亦非滴水不漏，当医学迷局遭遇法学困境，我们能否收获期待中的正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许多十几岁的年轻人揣着户口本去报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要“支援边疆”，当时他们觉得离开上海，就像是一次秋游。而在遥远的新疆，团场领导说要派人到上海动员十万知识青年，接他们到新疆来，到兵团来，一起参加生产建设。《支边去》讲的是这些年轻人怀揣梦想到新疆“磨炼自己，改造地球”过程中经历的事情。 张五常的《求学奇遇记》是他自己的一段自述，从跟在哥哥后面上学到出国拿下博士学位，他说，他的秘方是先学创作然后求学，不是先求学然后尝试创作。求学一般求成见，是创作的大忌。 自格林威和凯迪克这两位童书艺术的先驱开始，童书不再是成年读物的简化本与配图本，主要供儿童欣赏的图画书，也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童书的黎明》一文，是作者姬炤华对“童书”发展史进行的梳理，包括了创作手法技巧材料以及印刷的变迁的介绍。优秀的童书正是通过用图画说故事的方式，将人类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一路流淌而来的宝藏传递给儿童。 在《谁论金角复银边》中，作者余昌民回顾了1964年到1983年在清华发生的围棋往事。 张宏杰挖掘太平天国起义的另一面，在《皇帝梦》里，列举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各色人等在追逐“皇帝梦”过程中的起因和结果。 《声音》是每年年底《读库》的保留栏目，是对2012年的表达与记录。

《读库1206》一共包含七篇文章。舒泥老师一直在做游牧文化方面的选题，希望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种文化，她曾在《读库1001》上发表过《寻找游牧文明》，之后继续深入内蒙古草原和大兴安岭地区，走访牧民，探究游牧民族，特别是使鹿鄂温克族人的生活状况。本辑读库中，刊发了她最新 的田野采访成果《苍狼大地与白鹿家园》，文中说，同一种文化，用不同的目光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在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790号出租楼里住着一群民工，他们多数人有着十年以上的打工经历、“走穿了中国南北”，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成为城市开发建设不可缺少的一员。但他们的土地房产、户籍妻儿又大都在原籍老家，使其难以彻底脱离故土成为一个纯粹的城市人。这种交错两栖的尴尬身份和日渐壮大的零工队伍，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矛盾。《四平方》的作者欧阳星凯将镜头对准了他们，试图记录他们个体的生存状态。 从财经记者王安搜集的《三十九句话》中可以看出些许新中国从1949年建国后近三十年的经济政策的变迁痕迹以及对后期的影响。 《破案后》一文中的案件，指的是一桩发生在德国的骇人听闻的儿童绑架案，家属在案犯嫌疑人盖夫根的抵赖和谎言中度过了漫长的四天，最终得知被绑架的儿童遇害。案件发生十年以来，盖夫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斗。 1949年那次的大迁徙，有将近一百五十万的外省人从东北关外、黄河两岸、长江南北、滇桂边陲、苏浙两广，在饥馑恐怖或枪林弹雨中，来到台湾。在本省人的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外省人》的作者廖信忠说，这里永远没有电视剧、舞台剧里描写的那么美好。 《“真是个天赐！”》是作者徐辰对托尔金一生的回顾，包括他对语言学的痴迷，他的那些朋友们以及他的家庭，特别是他写作出版《霍比特人》、《精灵宝钻》、《魔戒之王》等故事的前因后果，而托尔金本人在《致出版商米尔顿的长信》中全面地阐释了他写作整个神话体系的初衷、过程、故事前后的演变以及五十年代初时《精灵宝钻》原稿群的故事线，还对《魔戒之王》的故事梗概做了简要的归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读库1204》共包含十篇文章。《人穷智不短》展现的是宋冬在2005年和2011年分别做的两个展览：《物尽其用》和《穷人的智慧》。前一个展览所用的是宋冬母亲存了一辈子舍不得扔的旧物，共有一万多件，是一个母亲的实物日记，也是母亲那一代人的生活哲学。两个展览反映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处境。宋冬说，各国穷人的智慧、穷人的美学都是息息相通的，这是共同人性，而不是专属中国的“国民性”。诗人王小妮在2011年继续她的“上课记”，记录这些九零后的“孩纸们”在学校和离开学校后的的生活学习状况。《庚子年的民族英雄》讲的是1900年，即清末庚子事变前后的人和事。“对这个国祚延续已近三百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只有死亡，才能给它的子民带来重获自由与富强的机会。”1991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女士，以表彰其通过非暴力斗争方式争取民主和人权。由于她遭到软禁而未能亲自前来领奖。二十一年以后，2012年6月16日，昂山素季终于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表了诺贝尔和平奖领奖演说。她说她为之奋斗的真正奖项，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社会。在《抗战最后两年》里，傅惟慈先生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贵州浙大永兴分校继续学业后又参加青年军的往事。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岁月，给许多年轻人制造出横冲直闯的机会，让他们过一段“迷茫莽撞”的日子。

《读库1103》内容主要包括《大旅行》 、 《"发展中国家"时代》、《武斗》、《给儿子的一封信》、《爸爸爱喜禾》、《青春期》、《嘉孺子而哀妇人》、《皮克斯“寻蛋”之旅（下）》、《国际歌》和《魏惠王的野望》。 “在持续几个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普通百姓不被鼓励走出‘中央王国’的疆限。但最近的一次春节假期——农历兔年从2月3日开始——本地报章却充斥着国际游的广告。这让人感觉仿佛所有人都想离开中国，于是，我决定加入他们。” 《纽约客》杂志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就这样加入了一个欧洲旅行团：“‘经典欧洲’，一种很时髦的大巴游，十天内横贯五个国家。行前就要付款，机票、酒店、餐食、保险和杂费等人民币换算后相当于两千二百美元。另外，旅行团的每个中国成员都被要求提供相当于七千六百美元——这比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还要多——的担保，以确保没有人会在班机回国前失踪。我是这个团的第三十八位、也是最后一名团员，次日拂晓我们就要出发。” 与同团中国游客的所见所闻，所言所感，成了他的这篇《大旅行》：“我们这个旅游团通过亲身经历，遭遇了一个比欧洲更加欧洲的世界，是《茜茜公主》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不洁和枯燥。然而，在贝卢斯科尼的谐剧和有关中国效率的丰盛福音布道的背后，我的同车团友也抓住了深刻洞察的未经删节的闪光点。在他们的第一次出国游中，有很多是他们从未看到过的：一个惹是生非的自由媒体，一个由政治争吵构筑的社会安全网，但一英里又一英里，他们静静地发现了看到这些事物的方法。” 萨苏老师的《“发展中国家”时代》一文，介绍的是那个战后高速发展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日本。文中附有大量当年的历史照片，让我们似曾相识——那些场景似乎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中国。 一名女子从窗口纵跃而下，大裙子飞旋如同喇叭花。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照片集《一亿人的昭和史》上，描述的是战后东京大都市化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东京地铁乘用人员达到了运力的五倍。这种非人力可以形容的拥挤之下，经常有女白领无力挤到车门，只好如照片上那样跳窗而出。 和中国很相似，日本也曾经用三十多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如果审视这个奇迹的背后。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变革需求与人承受能力的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一百余名幼儿死亡，一万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 日本因为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致残。 日本的激进派学生曾在东京建立“神田解放区”与警察对抗，将当地打成一片瓦砾。 日本的医院血库曾几乎完全被“血头”控制，卖血造成的传染疾病给患者雪上加霜，直到给美国驻日大使输血输出了肝炎，才为社会所重视。 ……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影子，也深切感受到人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挣扎与无奈。而参考日本在大发展时期的经历，会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世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痕迹，他们依靠时间和法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文革”中的武斗，是整个浩劫中最惨烈的段落。如今硝烟散去四十多年，在武斗重灾区四川（包括原属四川的重庆），除了重庆的红卫兵公墓等极少数遗迹，留给后人能引起记忆的实物，在公众视野所及之处已经不多。出版物中，关于武斗，总括的说法多，比较客观具体的事件记述、原因分析和统计数字，特别是当事人的证言，可以作为史志资料的，相对于那个全民参与、延续十年之久的运动，实在不能算多。在我看到的一些正式出版的地方史志中，对于“文革”和“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人物的记述都非常笼统简略，很多事件和人物干脆被省略。所以，武斗导致的死亡伤残人数、财产损失数额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成体系的基本准确的统计数据了。 “我不是‘文革’武斗方面的专门研究者，我写的是四川的两个地方武斗过程中的个人见闻。”作者肖逢在《武斗》一文中说。他在网络上看到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写的有关武斗的文章，多数是基本真实可信的，但是后面的跟帖中，有些却难免地流于口水仗或娱乐化了。“文革”的武斗，一点不好玩，不是有些年轻人想象的“有型”、“拉风”，那是真枪实弹要人性命的。不管当时有多么崇高正当的理由，拿着武器对着活人互相开枪开炮，甚至是对无辜百姓的杀戮，都是对那场号称“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绝对否定。没有置身当年场景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时候普通人的困惑、恐惧和绝望。 一位父亲，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本来打算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写的……这封信提前了十六年。提前十六年写的好处是：有十六年的时间来修改、更正、增补；坏处是：十六年里都得不到回信。” “吾儿，我都能想到你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你撕开信封，扯出信纸，然后再撕成一条一条的，放进嘴里咽下去。你这么做，我认为原因有三：一，信的内容让你生气了；二，你不识字；三，你是自闭症，撕纸就是你的一个特征……” “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你才两岁零六天。”父亲写道，“当医生说出‘自闭症’三个字，我知道胡作非为的日子过去了。” 然后，他开始记录儿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青春期》是荆方继《我是六零后》之后创作的新绘本，描述的是1978-1988年间，懵懵懂懂中开始度过青春期的日子。那段岁月，也是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历的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