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论萨义德》(作者单德兴)多方位地评介与再现了当代著名评论家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论萨义德》共分为四个部分。“导读萨义德”收录了对《知识分子论》、《格格不入》、“报道伊斯兰》、《权利、政治与文化》及《论晚期风格》的导读。“论述萨义德”为针对其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论述、巴以关系与中东和平观以及《弗洛伊德与非欧裔》和“最后的天空之后》的分析与解读。“访谈萨义德”汇集了作者与萨义德的三次访谈及两篇作者与他人讨论萨义德的访谈，为华文世界有关其思想与论述最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全书整体呈现了一位华语学者以不同场合与角度为萨义德所勾勒出的多彩多姿之面貌。

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会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闻。他们的形象似乎被固定化了：要么是凶残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悲惨的难民。萨义德在本书中描绘出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实肖像：从以色列的建立到贝鲁特的陷落，巴勒斯坦人在连续的土地剥夺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这其中也包括萨义德本人及其亲人的真实遭遇。作者指出：新的巴勒斯坦自我身份认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身份上，相反，它将在根植于坚持、希望和被唤醒的共同体感上。 致谢 前言　巴基斯坦人的生活 第一章　国家 第二章　内部 第三章　涌现 第四章　过去与未来 后记　贝鲁特的衰落

本书的传主是大名鼎鼎的开东方学话语分析之先河的一代宗师萨义德，他的观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他身前抑或身后，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和争议，或褒其开放性和批判性，或贬其落后和反动，或只作译介不作评骘。 本书是对萨义德一生绝大部分著述所作的总括的、全局的，而又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系统分析和评论，因而内容比较全面，是一部对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后殖民理论发展轨迹作出了总体把握的专著；而且作者瓦莱丽·肯尼迪作为一名从宗主国中心迁移到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她的带有后殖民主义寓意色彩的历程，使其能对萨义德的著作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书中不乏她的洞见以及对萨义德学术观点的尖锐批评。

本书为萨义德总结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文化、政治批评的经验，对“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议题所做的系列反思。他尖锐地指出，在当今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所谓知识分子已经是一种特殊专业，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术中间人于一身。他（她）们身不由己，往往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群落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世界·文本·批评家》是萨义德十二年内写成的论文结集，也是他早期的一部闻名遐迩的著作，共计十二章，内容十分广泛，对文本与文化批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标志着当代文学理论继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后的新发展。他的理论对福柯和德里达的有关理论均有所借鉴：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提出作为自由游戏的杂交文化理论；用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权力与反抗关系理论来剖析东方学，揭示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霸权话语，指出消解话语霸权的方式是争夺话语权。

作为一个离乡亡国多年之人，面对随时可能的死亡，萨义德恳切回顾自己的人生，寻根溯源，追忆他要求严格、给他“维多利亚式”教育的父亲，和令他终生仰慕、给他鼓励但又暖昧矛盾的母亲，以及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他以今日之我探索、书写昔日之我，与内在自我重建关系，与已逝的父母修好，并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民族争回历史：他把自己分作两半的阿拉伯经历和美国经历统合为一，以不协和的身份为被压迫的、沉默的巴勒斯坦代言呐喊。 本书也是一个关于背井去乡和流离飘泊的故事。但萨义德发现，由此导致的身份的割裂、多重与流动实乃幸事一桩。他曾言：在哪里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觉。“格格不入”最终成了他的主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