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文臣的非正常生活》中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太祖誓不杀士大夫的律令，使宋朝文臣活得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文职官员都自由、潇洒甚至大胆。宋朝的政治斗争相对温和，大臣触犯律令，绝少遭受杀戮，更多的是被贬官远谪。因此，大臣可以拒见衣装不整的皇帝，可以痴恋雏妓，可以和皇帝比酒量，这显得多少有些不正常。 然而这种不正常，却是现代人多所企慕的。在宽松的环境下，宋朝文臣一方面人世为官，寻求红尘的乐趣；一方面出世做仙，探索野逸的风致，实现儒道互补的人生。

扯下自古清高、耻言利的文人面纱，看陈明远算一笔文化名人的经济帐。鲁迅、胡适、蔡元培、王国维、周作人、张恨水…… 　　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记者都在寻找三位叫“CHEN M.Y”或“MAYER CHENEY”的中国人？！好好算算文化名人的经济帐，在21世纪做个富有的文化人。 　　本书为陈明远先生继《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之后推出的又一本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经济生活的著作。 　　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一批文化名人的生存状况，真如我们想象中那般清贫吗？他们的收入从哪里来？他们怎么养活一家老小？这些看似无关重要的问题，却是保证了他们在那个时期思想独立、创作自由的坚实基础。

越晚清至民国，上海曾连续不断、日臻规模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边终及全国的文人。文人迁徙的历史图绘，不仅呈示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复亦见证了传统士人，从“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从庙堂依附者，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而近代上海——一个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市民社会，在体现其文化包容性的同时，为中国文人转型，提供了从物质、制度、知识到观念的支持。 《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聚焦于构成在沪文人生活的“内环境”，即由文人通常行走的那部分城市空间（实体空间），以及相关的文学机制、职业空间、交往领域、经济背景、衣食住行等，兼及文人的心理空问和文本生产。这些“内环境”，不仅印证着文人的城市实践，亦构成了文人的“上海社会”。但有“内”必有“外”，《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亦试图连接城市社会的大背景，并沟通文学史研究关心的话题。

本书描述了一幅活的魏晋文化风貌图，与其他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以魏晋人物的生活言行以描述主角的地位，在尽量客观地介绍史实的情况下，梳理出各种生活行为与文化背影间的内在联系。从言行、品藻、文化、玄学、佛学、文学、风俗、人生态度等方面，系统论述了“魏晋风度”这一引人遐思的课题。

《哲人与文士》内容简介：近代中国的百年期间，社会发生急遽而重大的变化，产生过许多哲人（思想家）和文士（作家）。他们纷纷探求救国、救亡之道，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力图唤醒国人，振兴中华，走民主与富强之路。《哲人与文士》以处于时代潮流最前沿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为对象，立足于诸多罕见的珍贵史料，阐述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的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等重要思潮，探求理论得失及其经验，同时评析龚自珍、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陈去病、柳亚子、钱玄同、胡适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成就，从不同侧面展开近代中国丰富、缤纷的历史画卷。

《民国文人风骨》民国文人，以其个性学识改变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更以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书写着风骨与担当。《民国文人风骨》作者韩石山先生潜心研究现代文化，熟知民国文人的经历与掌故。他书写民国文人，不被既有的定论所囿，不人云亦云给人物贴标签，而是从翔实的史实，从生活中的小事、细节处剖析人物个性，展现人物全貌。十四位民国文人由他娓娓道来，细致生动，鲜活有趣。可敬、可佩，可亲、可感，读后只会觉得，他们不是活在历史里，而是我们中的一员。

民国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时代：旧思想与新文化，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小脚女人和新派女性……，新旧交替，相互激荡，色彩缤纷的市井生活孕育着整个社会的巨大蜕变。在民国这段乱世岁月里，有着这么一群传奇的女人：她们或出身豪门，矜贵无比；她们或才情万千，傲然自立；她以独特的视角全方位展现了民国时期的市井百态。“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让我们从历史的余温中，感受戏里戏外的繁华。

《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挖掘唐宋以来历代史料，钩沉索隐，上下考索，去伪存真，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唐、宋两朝，才子林立，佳作如云。对那些经典名篇，你也许能闭目成诵，但对隐藏其后的才子们的真实生活又到底了解多少？你是否知道：王维在安禄山的刀剑之下出任过“伪官”；李白被笑称为当代的“古惑仔”，对打打杀杀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严肃的诗圣杜甫在十五岁前还是个精力充沛的顽皮小淘气；白居易成名之前也曾面对过今天高中生一样的巨大考试压力；绝代女才子李清照好酒、嗜赌、闹离婚；爱国词人辛弃疾有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

韩羽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艺术家，擅长漫画亦擅长杂文，其文以小见大，颇有内涵，其画不仅风趣幽默而且蕴含深意。 《读信札记》是韩老多年来和诸好友的通信结集，其中既有著名画家，也有著名导演、编辑，既有工作信件亦有生活信件，蕴含了他和诸好友之间浓浓的友情。 由此，不仅可以见出文化人浓郁的人文情怀，亦可见彼时政治与文化的风貌。它的价值会日益地显现出来。本书为格致文库之一种，其文风笔法完全契合这一文库所追求的美学风格。 本书收入韩羽先生与六十余位当代著名文学艺术大家的七十六封通信和六十九篇札记。这些信件来自于书画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电影艺术家、诗人、编辑等，虽然他们专业不同，但情趣志向一致。通过书信和札记，让我们读出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读出了他们的不凡才情，读出了他们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既是他们真情的记录，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独特的档案资料，是一部极其珍贵、极具研究资料价值的作品。

《民国范儿:是真名士自风流》内容简介：辜鸿铭：在北大讲辫子哲学，陈独秀：不甩章士钊的无罪辩护，苏曼殊：月光族的鼻祖“日光族”，蒋梦麟：被杀头可以减少一个人口，闻一多：学生游行遭遇“天洗兵”告诉你真正的民国范儿。

本书从中国魏晋时的何晏、潘岳到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阮大铖，所涉笔的数十位中国古代文人，虽然不是令人发指的B面人物全部，但绝对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者化笔为刀，刻画了这些中国古代文人不大为人所知的“软体动物”的一面。精神、气质的“软”是他们的共性，但就其“软”的程度、质地、方式则各有不同。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换句话说，不理智的年代也才会大批量产生够“软”的知识分子。这似乎可以解释这些人形“软体动物”的成因。才华不足以构成钙质，知识未必能确保良善，在万古长如夜的极权社会，有硬度的文人是稀缺产品，而盛产的多是左右逢源的冯道和沦为弄臣和文宠的潘安，等等，等等。 大抵如此。

在那时，人说人话，鬼做鬼事。 人像人，鬼像鬼。顶天立地。 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莱布尼茨亦言：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晚清民初和春秋战国就非常类似：二者都时逢乱世，衮衮诸公拥兵自重，雄踞一方，厉兵秣马，却又彬彬有礼，小心翼翼地谨守着邦交礼仪，即便征伐讨杀，亦必师出有名——这种政治上的松懈直接催生了文化的繁荣，前者孕育出了决定中国思想走向的诸子百家，后者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际会，诞生了一批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师。究竟是什么让那个时代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为什么长袍马褂的晚清遗老能和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同台授业竞技？为什么物质极端匮乏的西南联大能培育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北洋军阀屡动兵戈却又礼佛有加？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终身食素？为什么曹锟明明可以以武力逼宫，却非要以选举的方式问鼎总统——哪怕是使用贿赂的手段？为什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明知道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会沦为阶下囚，却宁愿孤身犯险？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决策，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做派和行事方式？ 有一个时代叫中华民国，有一种精神叫民国范儿。打开记忆之门，闲说民国逸事，重温民国风尚，细品民国范儿。

民国是理想与现实交织而成的文化想象，但绝非过眼云烟式的纸上怀旧。"民国"可以是某种怀旧格调中的"理想国"符号，但绝非"理想国"本身。作者撷取诸如周作人、胡适、鲁迅、傅增湘、郑振铎、胡兰成、梅兰芳、张爱玲等等民国公众人物人生当中某个不为人所熟知的侧面、某段逸出于公众视野之外的生活事件等等进行生动而实际的记录和再现，比如严复的"鸦片天演学"、胡适与周作人的诗词酬和、张爱玲的千里寻夫、 梅兰芳的钟情佛教绘画、陈寅恪与顾颉刚的择偶观等等，为读者讲述民国的精神氛围中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的种种摩擦与融合，呈现一个希望、勇气和失望并存，光明与幽暗交织的况味复杂的时代的精神氛围。

一千人有一千种活法。有人为名忙碌，有人为利奔波，有人却于尘世之间寄情饮食男女，在生活细节中享受外人以为不足为道的乐趣。因为人生态度不同而产生的人间百态，恐怕无法用言语道破。我国历史自有年鉴可考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已经有两千八百四十余年，提到文人正可谓星罗棋布，不可计数。这之中既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庸碌无为者就更是无法计量。再观他们的活法，中国文人多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受到极高的礼遇。然而他们当中却鲜能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更多的还是大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构陷，权臣排挤，现实打击之人。本书是著名作家李国文最新结集出版的随笔集，以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命运入笔（如李斯、严嵩、曹操、杜牧、苏东坡、李清照、朱熹、陆游、冯梦龙，等等），描绘了他们选择的不同活法和为人，以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形象，启迪今人的人生思考。所写的虽多为文人，却也是国人的一面镜子。本书凝聚着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作家对人生的洞悉和感悟，见解精辟深刻，笔锋犀利传神，风格独特，既渊博厚重，又很有文学欣赏价值。

作者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对这些生活在20初叶的南方知识分子做了一次发现式的书写，细腻而敏锐地写出了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从而对那一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境遇作出反思。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混合运用，使得这些文字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就像南方阴霾、多雨、潮湿的天气，缓慢而顽固地进入我们的内心。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与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着过多歧义、暧昧和晦涩特征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去进行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甚至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馀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日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细说民国大文人3:那些文学大师们》主要内容：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主办者安排林语堂作演讲。时林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林穿一身蓝缎长袍，风趣幽默地纵谈其作为东方人的人生观和写作经验。听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听得入神，林语堂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拿着纸片追了出来。

书生总归是会有一点意气，也总归是会有一点傻气的。没有傻气，就没有意气。没有了意气，也就不成其为书生。 本书系易中天品人鉴世之杂文集。品李泽厚、顾准、陈寅恪，鉴既往之公众性文化事件，辩锋犀利、嬉笑怒骂，不屈不挠、一片赤诚。易中天云，是为书生之傻气。

本书的写作受到赫勒“日常生活”理论启发，主要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透过他们在私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中的记述，揭露其在历史变换中的真实心理状况，研究其人际交往、经济生活、师承关系、思想轨迹等情况，展现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喜悦与悲伤。借由对文人日常生活的个案解读，作者也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