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从古至今的西方艺术思想史进行了独特的考察，将理论与各时期的实践、智力与文化历史潮流相联系，由此证明了历史的角度对于理论问题的价值，其突出优点是展示了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现代艺术概念是如何从更古老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 全书共分6章，覆盖了西方艺术史的主要时期：古代和中世纪、现代初期（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19世纪、20世纪早期以及后现代主义，而且包含了大量的参考书目，提供了主要文献来源和次要文献的最新实用指南。 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出版了《16世纪意大利的艺术理论与文化：从技艺到超技艺》（1997）等著作。

行为艺术惊世骇俗，历来在中国公众中众说纷纭，充满肤浅的误读和随意的曲解。而“后感性”是中国艺术中最激进的新思潮，它对中国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都有深远的影响。新媒体艺术则是当代艺术激动人心的重要走向，也是人们所好奇的。作为这两种艺术现象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本书作者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现场精神”，并在书中用“现场艺术”这一新概念来统摄之。它为人们理解当代艺术形态和现象提供了新的立足点。

《艺术史上的七次谈话》内容简介：演讲是雷诺兹的理论基础，也是英国学院派的经典，是反浪漫主义的理性思想的体现。他的演讲中包含了许多当代艺术评论的准则。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道德的增进，因此，伟大的艺术家必须不断地追求庄严与崇高的题材，避开卑下和不体面的内容。雷诺兹的一生为英国学院派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英国绘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理论有其偏颇和谬误之处，这导致同时代及以后的一些艺术家抵制他的观点。

本书是一部西欧文明的发展简史。 在这本以“文明”为题的书中，作者没有对历史作完整的记录，也避开了空洞的概念和定义，而是抓住文明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期，引领着读者从古罗马的废墟一直漫游到了今天，让读者在他娓娓道来的叙述中穿越历史的时空，亲历文明的脚步。中世纪的建筑与雕刻，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与绘画，古典主义的绘画与建筑，工业革命以后的建筑与工程，以及与它们同时发展的文学与戏剧，诗歌与音乐，宗教与

《新艺术史批评导论》围绕重要的当代艺术史家和批评家的核心文本进行考察论述，这些学者包括：T．J．克拉克、弗雷德·奥顿、格里塞达·波洛克、阿尔伯特·布瓦姆、艾伦·沃勒克和劳拉·马尔维等。书中的每一章讨论艺术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并追朔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相互作用。西方艺术史的机制与实践在最近的三十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艺术史批评导论》对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分析与评述。乔纳森‘哈里斯考察并论述了集结在“新艺术史”这个术语下的学者群体在艺术研究中的新方法和新途径，梳理和区分出这些理论与早先的“激进的”或“批判的”分析形式之间的不同特点，探索了其他相关学科与艺代史传统的影响，并且将艺术史的观念和价值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

20世纪艺术因为越来越古怪的形式和理念使此前几千年的美学和艺术传统被颠覆，以至于如今在艺术领域内外普遍产生了一种困惑：“什么才是艺术？”或者是相反的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还能不是艺术？” 本书作者分析了现代艺术的特质，它与审美相分离的原因，现代艺术的大师杜尚等的创作所带来的艺术转向，以及现代艺术彻底消融到商业娱乐和招贴生产体系中去的现状。书中认为，要反制“后艺术”的空洞与沉滞，有赖于艺术家回省前贤大师，以启迪美学与人性的未来。

本书以古代文献为依据，从认识古代设计思想的角度切入，讲述中国古代造物设计史和设计理论。作者以时间为脉络，介绍中国古代艺术设计及建筑方面的思想及理论，跨度从先秦至清代，历时较长，涉及领域较广，是一本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设计史书籍，无论是设计者，还是设计历史及理论的研究者，乃至中国历史研究者，均能从中获益。

本书是德国法兰福克学派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W. 本雅明（1892-1940）的美学名篇与代表作，也是迄今国内第一个译自德文原著最新版本的完整译本（含其第一稿、第二稿两个稿本）。作者从考察古希腊用以复制艺术品的铸造与制模手艺为起点，经过文字复制的印刷术与图画复制的版画刻印术，直到19世纪中叶、末叶的照相术、留声术的发明，最终认定，艺术复制技术从手工到机械的发展，是“量遽变到质”的一个飞跃，它引起人类对于审美创造、制作、鉴赏、接受诸等方式与态度的根本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艺术的基本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书中还特别就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典范——（有声）电影艺术作了同传统戏剧、绘画、建筑等艺术以及现代达达艺术的比较研究，同精神分析揭示本能无意识相对应的揭示视觉无意识可能性的分析，肯定了电影这一用现代机械手段摄制、可大量复制发行，并以群体方式接受的现代艺术媒介与社会大众的直接贴近性，从而揭示了其艺术功能中具有宣泄社会心理情绪、激发政治与社会革命精神的价值内涵。作者的研究体现了法兰福克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与激进态度。 本书写于1936年，作者生前未及付梓，直到1963年才首次出版。1992年7月15日是作者百岁诞辰，此际中文版的问世，正是对作者的最好纪念。 2007年9月13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本书绝对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奇书！几乎所有的现代艺术工作者都不会喜欢这本书的来到，因为《看懂了:超简单有趣的现代艺术指南》无情地揭穿许多不为艺术圈外的人所明了的秘密。 本书不是一本寻常所见的现代艺术史或现代艺术赏析的书。两位作者摆脱了惯常的陈词滥调，以长期身处艺术圈的经验与阅历，用嘲弄的口吻谴责了现代艺术的方方面面，拉近了人们与艺术的“距离”感，让普通读者能够与艺术家、拍卖行、画廊、博览会近距离接触，爆料了很多不为认知的艺术家与艺术圈 “内幕”，突破了人们对艺术的崇敬心理。 本书通过质疑和解构的方式，给外行人讲高深莫测的现代艺术，直击艺术的幕后，让外行人恍然明白，原来艺术也是可以轻松看懂的。风格幽默，好读好用。

本书多角度勾画出西方现代艺术的百年流变，并描述和阐释了艺术与社会互动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及作品。通过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授权出版。

《西方艺术新论》这本小书引发了对于艺术的思考。作者解释了艺术中的创新和争议为什么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及艺术为什么重要的原因。《西方艺术新论》中探讨了艺术与美、与文化、与金钱、与性别以及与新技术的关系，从拉马钱德兰、戈雅、达明•赫斯特一直论到非洲的钉神、印第安村庄的舞蹈和音乐电视。

本书系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出版于1961年的艺术评论文集，系作者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发表于《党派评论》《评论》《艺术》等期刊的艺评文章的结集。全书分文化一般、巴黎的艺术、艺术一般、美国的艺术、文学5部分，计收文37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格林伯格的艺术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包豪斯美学的某种辩证法。在本书中，格林伯格对前卫艺术、抽象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巴黎画派、纽约画派及其代表画家均有独特而精彩的艺术批评，从中我们也可一窥其艺评文章的现场性、当下性、流动性和丰富性。

本书讨论了当下美学研究中一个极受关注和颇具争议的问题，即何为艺术？这一问题促使我们思考："艺术"概念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定义，以及"艺术"是否需要一个真正的定义。就此课题，本书的编者诺埃尔·卡罗尔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其他作者都是该领域内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所选择的作品皆代表了当下该领域内最具权威性、最新的研究成果。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我们目睹高天红霞，心虽为所触动，却不知何以言表，而且，同一种色彩却能触诱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的不同感获。色彩的这种模糊性为古今中外的各色人等大加利用；它的功能是文字和图像所不能取代的。”这是《中国色彩论》的作者姜澄清对色彩的感悟，它在很多读者心中引起了共鸣。 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像色彩这样涉及深广及被遗忘的领域，实在少有。古人诚然借助手段去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感；色彩正是这种手段之一，色彩与文字的差别在于它之表情、述意是象征的、暗示的，而文字则以明确的信息诉诸读者。 《中国色彩论》是一部系统的关于中国色彩理论的专著，从中国古典文化“以色明礼”“以色证道”的儒学角度，论述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及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推出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色彩观形成的内在脉络，并借助西方美术中的色彩运用，脉络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绘画以致实用领域独特的色彩规律。同时，作者的饱学与博识又引领我们感悟东方的哲学与禅思以及色彩本身带来的妙趣。 (出版者：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作者：姜澄清责任编辑：刘铁巍定价：26元)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在21世纪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出版，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这也是出版者的责任与期待。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包括：《中国色彩论》《中国书法思想史》《中国绘画精神体系》《中国西部艺术论》《中国彩陶艺术论》《中国陶瓷艺术论》《中国文学原型论》《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原型批判与重释》10种图书，共计260万字，图约500幅。 丛书主要作者姜澄清和程金城两位先生都是学养深厚，著述颇丰的知名学者，他们用清晰的国学根脉，严谨的结构，高妙独到的见解，典雅的叙述为我们拨开了厚重的历史幔帐，引领读者感受蕴涵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哲学、人学、美学……享受如此精彩绚烂的文化盛宴，留给我们的滋养与回味是无限深远的。正如有学者在论中国文化精神时所说：以文化艺术之清泉去涤荡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中国哲学美学精神的本真写照。 (《中华文化精神书系》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编辑：刘铁巍)

《出龛入龛:当代美国摄影艺术家访谈录》作者对美国当代摄影史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梳理，选择了12位在美国当代摄影不同发展阶段板具代表性的人物。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的成长历程、文化背景、作品特点，也传达了美国当代艺术家的智慧和他们通过作品表达出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还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深入地探讨了每位艺术家不同的思想、逻辑和创作理念。《出龛入龛:当代美国摄影艺术家访谈录》就像一把打开研究美国当代摄影大门的钥匙，也像一面研究中国观念摄影的镜子。

本书是对古典音乐走完20世纪旅程后的历史反思。作者伊凡·休伊特[Ivan Hewett]敏感地意识到，在音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以及电子工业和互联网技术已迫使音乐接受方式发生巨大转型的当下，音乐文化的面貌已不再是丰富多彩，而是扑朔迷离——我们已进入了“新新音乐”时代，艺术已没有“雅、俗”之分和“是、非”之别，我们时时刻刻被形形色色的“音乐”所包围，却不幸地已丧失了评判其优劣的意识和准绳，甚至连体验音乐的激情也在日益麻木。音乐，是否还持续具有可供标榜的价值?如果有，它是什么；又该如何评判?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论题之一。 休伊特对此采取明朗的肯定态度，认为：音乐是一种饱含价值的话语体系，具有与人性类似的“升华性”或“超越性”，因此不能对之采取漠不关心的随意态度和回避价值评判的中庸眼神[参见第一章]；引领我们通向音乐价值的可靠向导不是别的，正是古典音乐以及与它一脉相承的现代精神。在休伊特看来，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并非通常所谓的“敌对关系”，而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案，即，当曾经统一的音乐领域迫于社会变革而四分五裂时，如何“修补裂痕”以使其复归统一。音乐领域过去曾掺杂着宇宙数学、经院哲学和社会功能，既不独立、更不统一，古典音乐是这第一道“裂痕” 的催生物，它“弥合裂痕”的办法是在不脱离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发展形式规范，从而孕育普适性的公众音乐话语；但随后由于其内部的扩张[如和声的发展、文学的渗入]和外部的融合[与流行音乐和世界音乐等“他者” ]，艺术音乐重又走向了分裂，于是诞生了新音乐。现代主义者前赴后继所苦心探索的，也正是能够弥合裂痕、以使音乐领域复归统一的最佳方案[这同古典音乐相像]。而由于这些方案均有缺陷[或是脱离传统，或是脱离社会，或是缺乏形式价值，详见第六章“本真性”]且各自独立、相互轻蔑，故终未如愿，由此出现了第一段描述的种种“病态”。正是在这种境遇下，休伊特真挚地呼唤古典音乐的“超越”理想，并主张这种音乐精神应成为我们认识当今音乐文化的最佳向导。 不过作者坦言，时下乃是流行音乐派系纷呈、世界音乐异军突起、古典理想正位处边缘并日渐消融之际，把古典音乐视为价值准绳无异于冒险挑衅之举，但作者通过对各种音乐样式所主张的“本真性”[即某种音乐样式借以标示其不可替代性的品质]、以及这种“本真性”在各样式的代表性曲目中的实现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介，最终说明了“古典”准绳的合理性。

在《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中，读者将会读到瑞士著名观念史家斯塔罗宾斯基对弗拉戈纳尔、戈雅、路易•大卫等著名画家及其画作的精彩阐释与分析，配以130多幅插图，对于我们理解18世纪欧洲的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法国大革命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斯塔罗宾斯基亦有精到的分析，因此《自由的创造与理想的象征》不仅是一部欧洲艺术史，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思想史。 本书由斯塔罗宾斯基的两部著作《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组成。作者致力于在艺术与欧洲启蒙时代的哲学思潮之间建立关联，试图分析和展现18世纪以及大革命风暴中成形的美学与思想体验之独特性。 在《自由的创造》中，作者力图说明拒绝神学所提倡的原罪意识、重建对人性的信任的启蒙思想是如何首先关注感性生活与情感世界，同时引入启蒙的光芒以作为奥援的。法语标题中的“创造”（invention）来自该词的两个主要语义——找回与创造——从而指代启蒙思想的双重意旨：一方面，重建原初的自由，这种自由已经被现代国家的民众主体所遗忘或丢失；另一方面，为一个重生的时代奠基，这个时代将会是公民幸福的保证。 《理性的象征》在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背景下，审视法国大革命文化的几个典型画面，研究这些画面得以被理解和传播的形式。革命宗旨往往被表现为一束曙光，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来，这种试图驱除阴影的艺术，仅仅是在这样的一些艺术家那里才能达到它的巅峰：这些艺术家在内心和身外，为阴影复来的威胁而感到担忧。

中国书法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瑰宝，欣赏、学习书法是深入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书法7个问题:一份关于书法的知识、观念和深入途径的备忘录》对书法进行新锐而深刻的解说，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把书法的魅力和当代进展介绍给读书界。这些进展揭示了书法从未被人窥知的一面，以及书法对于整个艺术、文化、哲学等领域的重要意义。作者高屋建瓴的阐述，使得《书法7个问题:一份关于书法的知识、观念和深入途径的备忘录》既是一本专门的书法学习教材，更是一部书法艺术的研究论著。 《书法7个问题:一份关于书法的知识、观念和深入途径的备忘录》生动、睿智，往往从不经意处提出有意味的问题，从人们熟悉的作品中引发新颖的思考，在不断深入的思考中，引导读者深入书法艺术最前沿的话题。书中配有数百幅相关插图，特别是大量古典名作的配图，使读者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全面感受古代杰作的魅力。与《中国书法：167个练习》配套使用，将理论学习与技法训练相结合，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纪念贡布里希诞辰一百周年》主要内容简介：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出生于一九○九年三月三十日，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是艺术史，艺术心理学和艺术哲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有许多世界闻名的著作，其中《艺术的故事》从1950年出版以来，已经卖出400万册。《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纪念贡布里希诞辰一百周年》收录了论述贡布里希及其著作的数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