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充分涵盖了三农问题的各大主要方面，包括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回顾，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道路，新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新农村治理制度建设，新农村金融建设，粮食与农产品安全问题，话语体系沟通，扶贫方式探讨等，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猪肉价格飙升等最新事件，以及三中全会文件、中央一号文件等最新政策，为您展现一个特殊视角下的中国农村。

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房价居高不下、拆迁此起彼伏，腐败接连不断，土地制度因此被一次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变革地权几乎成了泄洪的唯一通道。此时，我们希望听到和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想要的“真相”，而不是基于土地自身逻辑常识的真相，谬误便由此而生。 本书则是在全面认识土地属性，尊重土地制度历史渊源与现实语境的前提下，提供一种与时下主流的“黑板经济学”的“常识”大为不同的新常识，并从另一个视角还原了土地财政、征地拆迁等焦点问题的真相，并提出新型城镇化所需要的城乡统筹模式。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关乎每个人的利益，也是几乎所有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根”，但地权并不浪漫，地权变革如果迷信“浪漫主义想象”的逻辑推演，结果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之殇。

《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了在全球化时代新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秀的著作，必将在关于中国转型的为数不多的重要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自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成为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作为21世纪初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同时从农业向工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本研究考察了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层面之一——乡村工业的制度变迁。通过探讨个体，地方政府及其所处宏观政策环境之间的复杂的互动，《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好地澄清了中国城镇和乡村工业的制度背景以及最近产权改革的私有化趋势。

农村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和核心。NGO在农村发展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书回顾了历史上的农村民间组织，重点介绍了当前农村比较活跃的社会文化类民间组织、妇女发展类NGO、用水户协会、专业经济协会、民间基层金融组织、农民工民间组织等六类民间组织，阐述其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展示发展现状，解析存在问题，指明进一步发展的策略。本书是国内学术界对农村民间组织进行分类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对于正在从事农村民间组织实践的人士，NGO管理的教学人员和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观察者都是极佳的学习和参考读物。

本书全面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三农”问题的发展和演变，作者以社会学家的视野、哲学家的思考，以科学实证的研究态度，阐述了当代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农业、粮食、土地、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农民的社会分层，以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问题。 　　适宜阅读人群 政府相关部门，各研究机构，乡镇企业干部。

乡村治理书系。

本书是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文学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D．盖尔·约翰逊教授发表过的英文论文中挑选出23篇文章翻译而成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农业经济学，特别是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二是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分析；三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 读者对象：供高校经济系师生及经济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内容简介：中国当代领导人在提出新农村建设为国战略的同时，明确作出“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的论断。所谓“三农”问题，主要是国家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从农业提取剩余和向农村转嫁危机，并“锁定”为国内基本经济制度变迁路径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果。

作为巨型国家的两个核心领域，中国的农村问题和环境问题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国际影响，也因此堪称世界级的课题。在浩若烟海的相关著述中，《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作者张玉林)不过其中一粟。但所收论文均为实证研究，立足于农民流动、农村教育和农村环境，指向为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和圉际关系，结论有“政经一体化”、“自虐式发展”和“贱农主义”。《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主要包括不同年代的农民流动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归结、农村教育包含的经济吸纳和文化拔根功能，以及环境恶化伴随的“中国经验”和全球化特征，从而呈现了多重力量对于农村中国的联合解构格局。

《农民工返乡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内容简介：中国9亿农民既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顺利返乡，这就使得中国既可以从工业化中获取好处.又可以避免工业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理解中国式的农民进城与返乡，及构成农民进城与返乡结构性前提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理解中国农村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前提。

第一部分　导论：“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 一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分析 二　农村制度变迁的外部制度环境问题 三　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试验研究 第二部分　旧中国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四　内生性的制度安排：“两田制”和“两权分离” 五　旧中国农业的商品化与相关制度问题 第三部分　从合作社、集体化到村社集体经济 六　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形成的原因 七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八　对农村集体化成败得失问题的研究 第四部分　“大包干”以来的制度创新 九　以土地产权为核心的农村财产制度 十　农村基层经济主体及相关制度建设 十一　农村基层的税费分配制度

本书是吴毅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随笔。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讲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农民工从农村向全国各地城市的流动。农民工既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也成为力图应对日益增长的不安定人口的城市政府的累赘。流动现象对城市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影响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非常关切的领域。在《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中，作者对农民工返乡——这已开始改变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作了领先的深入的研究。 墨菲在中国农村的深度田野调查为她探索农民流动对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基础。她的分析集中在促成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发生转变的农民工的经历和生存策略上，同时也考察了流动者、留守者和官员对变化的环境、障碍和机会所做出的反应。 这个前沿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用的比较案例。

本书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2004年年初写作的题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论文，试图以对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及其区域差异的研究，揭示农村内部结构的复杂层面，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从而在农村政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二是主要写于2004～2006年的一组讨论农民行动逻辑的论文，试图从村民和村庄的角度解释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现象。三是写于2005～2006年的一组讨论农村研究中经验研究重要性的文章，是在农村调查研究形成的关于调研方法的一些感悟，及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期待。四是2001年以来主要由我执笔表述的华中农村研究者的一些研究共识与策略。此外，导论部分是2006年应《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邀请所写《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的章，试图站在我们的立场对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作些归纳，对乡村治理的可能发展作出描述。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一版时，他刚因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与被农村基层的草根试验所证伪的那些主张不同的观点而遭到体制内“拆庙赶和尚”的尴尬境遇于是他说：写此书乃“立此存照”，读此书需“细看注脚”。《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二版时，虽然他从本土实践中提出的“二农问题”已经被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发起并推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也已经家喻户晓；但他却再次遭遇尴尬于是他说：改此书乃“以正视听”，读此书则“斑全豹”。

《如何研究中国》是曹锦清先生继《黄河边的中国》后，持续对中国观察、研究与思考的成果汇总。文集由22篇文章组成，其中的大部分都已发表，且讲演稿居多。根据文章的内容和关注角度的不同，文集被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研究的方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部分“重新发现传统”，既是作者从历史中汲取资源分析当下中国，亦是作者从新的角度诠释历史；第三部分“中国转型转向何方”，是作者以学者身份对转型中国发表的看法。《如何研究中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曹先生浓厚的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而“三农”问题则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借助于走出书斋，深入群众、深入农村的研究方法，曹先生对许多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十分新颖和深刻，极具启发意义。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通过活生生的案例和事实，揭示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代际之间对土地态度的变化，中国农村人口离土的趋势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农民不愿种地”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匮乏成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新问题。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如何拯救农业？脱离了农业特点和违背农业发展规律的种种做法会把农业推向危险的边缘。呼唤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全书30万字，通俗易懂，感人肺腑，富有启发性。不仅适合与农业有关的研究者、管理者阅读，也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农业教育和了解农民的教材。

精彩片段：我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的拳术研究的"学者"。因为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我觉得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就可能会离客观现实越远，我们的书斋学者这样研究下去，就可能难以解释现实。而我，由于得到了参与农村政策试验区调研的最好的机会，能够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花在用脚做学问上，就是靠长期下基层搞调研才积累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不过，也许恰恰因为不懂多少理论，这是我的不足，所以，搞了20年的调研，到现在也不过只是收获了一堆困惑，因此，说买在话。我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困惑。

政治学的经典文献早已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同爆发农民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因果关系。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市场化在农村没有引发普遍的农民抗议运动，反而促成了中国特有的“乡村工业”。而且，新兴的乡村工业也没有催生早期欧美式的工人运动。相反，市场化时代的小农为中国的繁荣和稳定做了重大贡献。为什么？ 潘维以市场化为框架，以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衰史为主线索来研究当代农村。他指出，在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基层政权承担了国家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为中国农民走向市场架起了一座精致的桥梁，扮演了市场中介的角色。在基层政权的带领下，亿万农村人以小型农村集体为单位，扶老携幼闯荡工业市场，保障了自身的安全，赢得了全世界市场对手的尊重，换取了本地社区的文明与进步，乃至全中国的稳定和繁荣。 一个地区的基层政权能否扮演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决定这个地区的农民在市场中的命运。农民在市场中的不同命运则决定中国社会的现状。潘维指出，基层政权能否发挥市场中介作用，取决于继承回归家庭耕作之前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和集体主义精神，在于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也在于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于中国农村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主流思路，视基层政权为农民贫困的原因，号召通过“转制”、“海选”、“费改税”来削弱基层政权。另一个是此书表达的思路，即视基层政权为农村社会的脊梁，认为农民、农村社区、农村基层政权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所以号召信任、加强、和改善基层政权。 潘维警告说，抽掉了基层政权这根脊梁，农民就会重新沦落成一盘散沙，变成亿万条蠕虫，积累贫困；农村社会就会退化，甚至变成不安定因素的沃土。继承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传统，在基层政权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农民是千万条龙，是中国现代化列车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