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报刊媒体的采访录，一部分是和一些友人的对谈录，共同点是谈话而不是文章，话题包括中国贵族精神、走出民族主义、第三空间、论80年代、重新定义故乡……其中所包含的是一个思想者在海外近二十年中的足音和心声。这是一部真实的思想传记。书中，作者拒绝压抑自己和扭曲自己，没有面具，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身心是完整的，如同作者所说的，“能敞开胸怀说说由衷之言，能不迎合潮流与风气而保持一点生命的本真与锋芒，就是幸福。虽有锋芒，却不是高调”。

“重估价值”是“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当年的文化先驱们站在传统的外面，反思、重新评价传统，对传统抱有激烈的批评，“反传统”是其标签，而今视之，孰是?孰非?又孰解? 全书在深邃而又犀利的批判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沿着“五四运动”新思潮的体系深入，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传统与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重新审视古典传统中的礼治秩序、主奴根性、道德意识、天朝心态等等，意在从中探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问题：文化的深层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全书于繁复的史料中洞幽发微，于看似荒谬中条分缕析，常于看似不经意处有令人拍手叫绝之创见，启人深思与回味。

李泽厚的美学富有原创性与体系性的品格，是拥有哲学—历史纵深的追根溯源的“男人美学”，而不是尼采所嘲讽的局限于艺术鉴赏的“女人美学”。书中揭示了李泽厚美学的双向架构：向外打通马克思与康德而创造了人类学主体实践美学，向内打通儒、道、屈、禅而创造了中国美学研究的双璧——《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本书还收入了作者与李泽厚的系列对话以及李泽厚本人从未发表过的自问自答录。

《文学的反思》主要内容简介：“刘氏三论”最有力之代表作，文艺学领域最经典之文本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三论”，曾激发了无数人的思辩，那就是被夏中义教授称之为“刘氏三论”的“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国魂论”。《文学的反思》即是此三论最有力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刘再复先生的重要学术论著，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的文本。书中，作者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为一的，他认为1961－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便是主体性的失落，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全书聚焦于学术探讨，论述精辟，见解独到，于今日读来仍获益良多。

本卷收录作者在国外漂泊期间记述心事与心绪的随感作品近八十篇，内分“亲情”、“离情”、“旧情”和“新情”四辑，由此亦可见出作者的“漂流”，都系于一个“情”字，这“漂泊心绪”是“心史”，更是“情史”。 这部“情史”细述了作者人生变故之后由倍感失落到重新奋起的心态变化，在漂流期间的于异常孤独中不断寻索的心路历程。由这些推襟送抱的文字，可以看到作者在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心灵煎熬终于挺了过来，经过了怎样的心态调整又重新出发。即便最终经历浴火重生的自我蜕变，走出人生的谷底，开始自己的“第二人生”，甚至享受着自己的“二度童年”，作者也依然情系故国，忧念故园，心怀故人……这份执著、深沉的情思充盈于各辑每篇文字之中，有如泽畔苦吟的屈子，让人难以释怀。

在本书中，作者以坦荡的心怀、冷峻的文孚，描绘了二十五种中国人，写尽人性的荒谬和病态，笔触所及，透辟入里，忍俊不禁之余，令人掷笔三叹。国乏信仰、人乏信念的悲哀，却又激唤起作者反抗荒谬、反抗绝望的不解追求，发人深省。作者在文中着墨之处主要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丑。作者在深切的爱中把自己审丑的结果，奉献给那些干净的孩子们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愿他们与种种病态人格保持批判性距离，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别一种境界。

本书精选了刘再复先生二十年间十余部海外散文集中的作品近百篇，充满了对自然和人生的哲思，彰显出一种思想者散文的大气。 这些文字，是一位漂泊者的心灵自传，可让我们看到高尚心灵不平凡的心路历程，还可看到思想的淬炼和生命的骄傲。

本书是2011年刘再复先生游历多国游学讲演、接受访谈、阅读思考所得文字的结集。出国后的刘再复，尤其是近几年来，其学问“不是走向概念，而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学术的姿态，而是走向人生的深处”。他的学术思想再次进入收获的季节，虽不能臻于完美，但却日益炉火纯青。本书所收文章，为刘再复于2011年中，对当代中国的处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处境所作的一些思想性质与哲学性质的回应。其特点是不作体系性的学术回应，而是作“明心见性”的思想回答，可读性极强，启发性颇深。

本卷文化随笔，收入作者二十多年来品读文学大家、纵论文化现象的随感、随笔类文章一百四十余篇。 作者以“超越视角取代世俗视角”来品读大家、赏读名作，立意在于寻找“心魂救援”：歌德的“至死都迸射出发现的激情与爱的激情”，福楼拜的“把独一无二的天才激情持续了四十多年，从不衰竭”，茨威格总是深怀着“比他先行的作家的爱慕和发自心灵深层的敬意”；萨特的由拒绝接受诺贝尔奖而体现出来的“强大的人格力量”……这些人性的光辉与人格异彩的闪现都令作者联系现实、反思自我时，感慨丛生，也另读者为之深思。

《阅读美国》是刘再复先生在美国期间对当地的观察手记和游记，正如作者所说：“偌大的美国，对我来说，只是一部可供阅读的大书和一片可供思想自由驰骋的草地。”但他的阅读，是用充分的个体人性视角对美国进行感悟和审视，并与当代历史情景下的美国现实对话，从而引出一番诗意的思索和诗意的语言。 对一个漂流异国的学者来说，阅读他国，同时也意味着对本国的重新阅读，这样，漂流在外的故国情思就可消融在东西文化的漫游之间。 一部异国文化的阅读笔记一位当代哲人的心路历程。

本卷收录作者游历世界各地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的游记类文章五十余篇，是其近三十年来此类散文的最新结集。 作者去国怀乡，视汉字为故土，以文学救援心魂。周游列国，记游文字既不着眼于山光水色，也不滞笔于风花雪月，而是怀着“观赏美的动机”，张开“个人心灵的眼睛”，观赏“具有历史遗迹的人文景观”与“大自然的奇崛”。这些游记偏重人文感悟，且伴之以人性自审与学人情思。此种观赏被作者称之为“阅读”，并被视为与“读哲学历史同列”，实际上成为其学术寻思的另一种表达。作者由巴黎凯旋门而见出“胜者自美”的文化；由西班牙斗牛见出杀戮游戏之后的“生命的颤栗”与“笑盈盈的诛杀”；由玛雅祭坛及其解剖活人以为祭品的传说，见出其民族毁灭乃过度迷信所致；由卢浮宫的精美绝伦与红灯区的金碧辉煌，见出“高雅与鄙俗的共存”，陷入“在灵与欲的搏斗中，谁是最后的胜利者”的无尽思索之中……可说是玄思彻悟落于笔端，妙想指涉皆成文字，写得不落俗套，读来一洗凡尘。

《性格组合论》是一部文学理论，着重从文学的角度论述了人的性格的多重性，不能笼统地说刘先生的文论是一部断代的东西，但该书对当代文学形象的塑造的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在90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总是单一的，可能是出于追求过分的美丑、真假、善恶的鲜明，基于教化的目的，正面人物是绝对的正面，相反地那些反面人物就是绝对地坏。这种形象的简单造成了人物的扁平化，也有些脱离了实际生活，实际上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正如马克思对人所下的定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人或人物并不能只用单纯的好坏来定义和评价，每一个人的性格也不是单纯的内向和外向所能表述，因为人本身就生活在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中。人的性格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人性也是这样，作为一个社会人，好人也有他坏的东西，坏人也会有他闪光的东西。只是评价一个人应该看他身上的主流。 《性格组合论》一书，不仅是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具有指导意义，其对于人的评价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不仅是对于人的性格，还有其他的诸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够伟大吧，其身后邓小平同志对他的评价说功过三七开，功七过三。这一点儿国人还是认可的。当然这是说功过，和说性格和人性实在是有些类似。 人本身是复杂的，探讨关于人的一切，决不可能有像数学公式那样东西去套用，这也是实实在在的，正如有一句颜语所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就比较公允。 另外一点儿就是，评价一个人还有更多和更复杂的条件，诸如政治立场、道德标准、人文环境等，如果离开人文的东西而非要去创立一些程式化的模式作为评价人的标准，那必会使人生减少许多的色彩。正如如今有什么智商、情商之类评价人的东西，都不能够给人一个比较理想的概括。 该书笔者已读过多年了，具体的话语并没记得多少，可能连精华的部分也遗忘了，但其主旨大概如此，希望本人并没有曲解该书的要旨。诸君如果因此文而对该书产生了兴趣，那么就去找来读吧！ 自序 第一章 导论：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 第二章 小说历史进化的一般轮郭 第三章 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 第四章 性格二重组合的整体性 第五章 性格二重组合的深层观念 第六章 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及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命运 第七章 性格组合的若干结构类型 第八章 性格组合的实现 第九章 二重组合原理的哲学依据 第十章 二重组合的心理基础 第十一章 情欲论 第十二章 圆形人物观念和二重组合原理 附录 后记

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西寻故乡》序 余英时 刘再复先生最近六、七年来一直都过著他所谓的「漂流」的生活，在这一段「漂流」的岁月中，他除了文学专业的论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我不但喜欢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赏文中所呈露的至情。读了他的「西寻故乡」散文集，我竟情不自禁地神驰於历史的世界。 「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仅以中国而论，如果剔除了历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学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便最早发现了漂流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屈原放逐，著「离骚」 ”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特别将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合成一传。这就表示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中国的漂流文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传中既叙其异代而同归的流放生活，又录其在流放中写成的辞赋。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的漂流主要有两大类型：乱离与流放。前者由於战争，後者则出於朝廷的贬斥。在第一流的文学家中，庾信、杜甫、陈与义代表第一类，屈原、韩愈、苏轼则代表第二类。和流放相同，乱离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泉源。庾信经侯景之乱，江陵之陷，流落北方，他的晚年辞赋才大放异彩。故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如果不是经历了天宝之乱，他的诗的成就，肯定不会那样高。陈与义也要在靖康之乱以後才能体会到「茫茫杜老诗」的深意。後人说他「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请益奇壮」（刘克庄语），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再复出生较迟，没有赶上乱杂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北平所咏「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的情况，他是难以真正领略的。在他初入小学的阶段，乱离已远离中国而去了。单从这一方面说，再复似乎是很幸运的。我大约比再复年长十岁，而我的童年的清晰记忆便始於乱离。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再复又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因为他从入学到入世的四十年间（一九四九～八九）恰好遇到了中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後——至少我希望也是「绝後」——的变异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还无以名之，姑且藉「漂流」两字起兴，让我称这个时代为知识人「大流放」的时代。「劳改」、「下放」、「上山下乡」——这是我顺手拈来的几个名词，我不知道的名目也许还多著呢？这些先後出现的不同名目尽管在内容上有种种分别，其实都可以属在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流放。我不知道今天中国大陆上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人有多少人曾经完全幸免於流放？也就是说没有过任何「劳改」、「下放」或「上山下乡」的经验？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知识人流放的数量超过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我想这恐怕不算是一个过分夸张的估计。满清初入关时也曾大批流放知识人以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如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的所谓「丁酉科场案」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放关外尚阳堡宁古塔的文士大约不下数百人。但若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清初遭流放的文士在汉满知识人之间同样博得广泛而深厚的同情。这在当时诗文集中随处可以取证。最著名的如丁酉案中流放宁古塔的吴汉槎，不但引出吴梅村、顾梁汾、王渔洋等人缠绵悱恻的诗词，而且纳兰性德也为之奔走关说，终使他得以在五年後便生入山海关。不但如此，吴汉槎在流戍期间仍能与友人（如徐乾学等）诗文信札往还，他的奕技更在此期间突飞猛进，可见流放生活也并非十分的惨酷。我偶然读到荒芜的「伐木日记」残篇，记载一九五八——五九年间他和许多「右派」流放黑龙江原始森林的种种遭遇。两相比较，简直是天堂与地狱的悬绝了。 无独有偶，俄国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沙皇时代和斯大林时代的对比也恰恰如出一辙。列宁的妻子回忆录中记载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时，发现列宁过著颇为舒适的生活，沙皇政府付给他的钱，足够他租一所房子，雇一个雇工，而且还可以打猎。他也可以和世界各地通信，甚至在俄国出版他的著作。所以他的妻子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天哪！你怎麽长胖啦！”另一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索罗金（一八八九～一九六八）後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社会学）时也说，沙皇时代政治犯的流放与囚禁等於是「招待度假性质」。俄国的例子更使我们认识到为甚麽中国的「流放」也有「古代」与「现代」的不同。 唐、宋时代著名士大夫的谪戍往往起於他们极言直谏，评弹朝政，用现代的话说，他们都是所谓「在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韩愈因为上「论佛骨表」，遂至「一封朝秦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苏轼也由於反对新政而屡遭贬斥，最後便流放到海南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不但不以这种贬逐为耻，而且恰恰相反，视之为莫大的荣耀，所以朝廷每贬逐一次，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望却为之提高一节。范仲淹的生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有趣的例证。文莹「续湘山野录」载：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悴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日：「此行极光。」後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後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极美的故事，可见专制皇权的威力并不能压倒士大夫的公论。文莹是王安石时代的「馀杭沙门」，和当世士大夫交往密切，他的记载是很可信的。叶梦得在南宋初年撰「石林燕语」也记述了范仲淹最後一次的贬逐，恰可与文莹之说互相证发。他说：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鸟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如我者谓凶之类。」”（卷九）。 可见范仲淹第三次贬逐时，不但在京师的「亲宾故人」都为他饯别以壮其行，而且在外郡的诗人梅尧臣也特别写「灵鸟赋」为他作道义上的声援。放逐是中国知识人的光荣，这一观念在范仲淹「前後三光」的经历中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 范仲淹为宋以後的知识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在北宋已成名言，至今仍流传人口。其实他答梅尧臣而写的「灵鸟赋」中也有两句更富於现代涵意的名言。南宋末王应麟告诉我们∶ “范文正「灵鸟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困学纪闻）卷十七「评文」。 胡适之先生曾把这两句话比作美国开国前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比拟虽嫌牵强，但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知识人正因为具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所以才往往落得流放的下场。在一九五七年「鸣放」的「阳谋」期间，这个精神又曾极短暂地复活过。我相信後来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人其实都是「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也许从来不知道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这八个字，然而这句名言所代表的精神则毫无疑问地依附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在打成「右派」而遭到「劳改」或「下放」的惩罚时，却远远没有范仲淹那样幸运了。在贬逐的时候，已没有人——包括家人骨肉在内——会为他们「饯行」，更没有人会说「此行极光」之类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都觉得「右派」的「帽子」是最可耻的，被贬逐的本人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用当时流行的暴力语言来说，知识人带上任何一顶「钦定」的帽子，便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又是中国知识人史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大分野。 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而言，再复的「漂流」自然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有著千丝万缕的牵系。他发现自己是「中国的重人，整天忧国忧民」，这一情结便是从范仲淹那辗转传衍下来的。但是再复所受到的「放逐」的惩罚则是「现代」的。文革时期的「下放」固不必说，一九八九年再复自我流放的前夕，尽管知识人的群体自觉已有复苏的迹象，恐怕还没有一个「僚友」敢公然为他「饯别」，并对他说：「此行尤光！」而且最近六、七年来，这一点刚刚开始复苏的自觉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反退，在民族主义的新召唤下，许多知识人似乎又心甘情愿地重回到「体制内」去，不肯再作「持不同政见者」了。这颇使我联想到「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故事。 跟随摩西出走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在荒漠途中挨饿久了，反而怀念起在埃及作奴隶的「好日子」来。奴隶主「法老」虽然逼他们作苦活，但食物的供应是不缺的，有鱼、有瓜果、还有菜蔬。荒漠中的甘泉并不真能疗饥，未来乐土中的奶和蜜也不过是「望梅止渴」。为甚麽那麽多的中国知识人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呢？这个问题自然不能有简单的答案。不过我疑心其中大概也有些人很像受不了荒漠旅途之苦的以色列人，怀念著埃及。但半途折回总不能不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现在有了民族主义作护身符，他们便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回头路了。埃及的鲜鱼、瓜果、还有菜蔬毕竟是很诱人的。 再复是决心不走回头路的。他说，名声、地位、鲜花、掌声——这一切他都已视为草芥，埋葬在海的那一岸了。这话我是深信不疑的。他把这一集散文定名为「西寻故乡」便是明证。他说得很清楚，他已改变了「故乡」的意义；对今天的再复来说，「故乡」已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固定点，而是「生命的永恒之海，那一个可容纳自由情思的伟大家园。」这使我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我想用「逍遥游」来解释再复的「漂流」，是再适当不过的。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逍遥游」中「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才能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胸襟。 话虽如此，恐怕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不会轻易放过再复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也引儒家为同道了。春秋大义首重「夷夏之防」；不必读内容，书名「西寻故乡」四个字便足够「明正典刑」的资格。近代「西寻故乡」的先行者，如郭嵩焘，如康有为，如胡适，都曾受过民族主义者的口诛笔伐。不过如果我可以为再复辩护，那麽我要说∶根据儒家的原始经典，即使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任何人都可以「去无道，就有道」的。孔子便说过「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虽然他没有真的成行。「诗．魏风．硕鼠」更明白地说∶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事实上，在他的散文集中，再复对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充满著深情的回忆。古人曾说∶「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再复是天生情种，所以他才有那麽多的怀旧之作。他丝毫不怀恋埃及的鲜鱼、瓜果、菜蔬，但是对於故国的人物、山川、草木，他终是「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他自然也不能将苦痛的往事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所以笔下时时流露出对於硕鼠的憎恨。但是在我想来，跟前最紧要的还是继续作逍遥游，一心一意去追寻精神的故乡。从「旧约」的记载看，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以後还有漫长的征程，他们似乎逐渐忘记了「法老」的横暴，因为他们忙著要建立新的信仰和属於自已的家园。这样看来，再复似乎也不妨暂时把横行的硕鼠置诸脑後。硕鼠的世界虽然盘踞在再复记忆中的故乡，但这两者不但不是合成一体的，而且越来越互为异化。後者是永恒的存在，蕴藏著无限的生机，前者则已变成一沟死水。所以我要引一段诗人闻一多的「死水」，以结束此文：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序于普林斯顿 《西寻故乡》，刘再复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出版

《人性诸相》收录了作者揭示人性真相、谈论人性变异、描写世人病态的杂文六十余篇。内分六辑：人相、禽相、阿Q相、心相、众生相、时相。这些不同的侧面与层面，展示了作者围绕着这个主题不断寻思的深度与不断探究的广度。这种集大成式的人性病例的诊断与寻脉，堪为继鲁迅之后对于现代国人国民性的又一次深入剖解，其间流露出深刻的自审意识与反思精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理论，到这本“人性诸相”，刘再复的理论批评与学术思考有一条内在的主线一以贯之，那就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围绕着人的主体与本体性问题，持续地探赜索隐。由此，他把人学与文学作了深切的勾联。 除了笔触幽默犀利的特色，作者对杂文新文体的尝试和探索也特别值得注意。有些篇什近似小说，却不失纪实，引入荒诞，却又非虚构，可谓别具一格。

《红楼梦》中有许多共名，也可以说是人物的意象性与类型性的通称，如“梦中人”、“轻薄人”、“大俗人”、“佳人”、“淫人”等，大约不下百余种。有些名称一目了然，有些则寓意很深，更有一些则完全属于曹雪芹，如“槛外人”、“冷人”、“玻璃人”、“卤人”、“富贵闲人”等。作者在百种共名中选定三十种进行解读，开掘人性中更深层次的内容，为读者提供另一个认知人物的视角。

高行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其代表的積極的「逃亡」與孤島狀態，獲得「普世性」的認同。追蹤高氏文學精神長達20年的劉再復，是最了解其得獎前後的人。此為華人知名學者劉再復細論高行健重要著作的創作主旨、生命轉折背景，以及獲諾貝爾文學獎前後的高行健狀態等，可視為了解高行見其人其文的超級指南。◎高行健為何要創作《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這兩本奠定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劉再復細說重頭，勾畫一個最具文學人狀態的高行健，其在文學探索路上的身影。 ◎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文壇對此事件的強烈排擠效應，高行健本人、及劉再復與馬悅然的回應。得獎前後，高行健的生活與創作狀態如何？他仍是踽踽一人前行嗎？ ◎高行健的戲劇如何啟發中國在1980年代的戲劇改革？ ◎馬悅然如何面對全球華文創作的發展？他跟高行健的認識是如何開始的？除了高行健之外，馬悅然心中是否有一份「華文的諾貝爾文學獎名單」？ 劉再復與高行健有多年的深切情誼，本書內容所揭示的第一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其人其文，相信是最詳實、最具可信度的。 本書序由瑞典文學院資深院士馬悅然教授親寫，對高行健與劉再復皆相當熟稔，序文對兩人交往有相當交代，並以推薦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關鍵人，誠懇寫出對高行健的創作期許。 高行健的著作甚多，本書為研究高行健的第一選擇，資料詳實、論述流暢不黏膩於任何學術名詞，是一本意讀易懂的專書。

從獨白的時代到複調的時代 ──大陸文學四十年發展輪廓 獨白時代之一：「新台閣體」詩文的興衰 關於大陸當代文學的(A03)體性現象，我在已發表的幾篇文章中曾作過描述。例如，在〈中國當代詩文中的「新台閣體」〉（《九州學刊》一九九一年十月號四卷三期）一文中，我就對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的詩歌和散文的基調和基本體式作了概括，認為這個年代的詩文乃是明代永樂成化年間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台閣體」的重新顯現。「台閣體」的特點就是以千篇一律的僵化形式粉飾太平，頌揚帝王的權威，從而喪失了個體的生命感覺和個性經驗語言。以郭沫若、賀敬之、臧克家為代表的新台閣體也有類似特點。不過，它開始時還帶＃某些真情與豪氣，不失雍容典雅，屬於革命後的謳歌文學，但發展到了六、七十年代，則變成充滿矯情的獻媚文學和阿諛文學，詩文成了夤緣求進的階梯，完全失去文學的價值。而郭沫若、賀敬之、臧克家等則成了現代的宮廷詩人。可以說，就其境界而言，七十年代「台閣體」後期的詩作，已降到本世紀現代詩歌的最低點。然而，在瀰漫著　台閣」氣的二、三十年代中，也有一些詩歌是特殊而有價值的。例如艾青的《海岬上》，穆旦的《葬歌》，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將軍三部曲》，聞捷的《吐魯蕃情歌》、《天山牧歌》和《復仇的火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