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1996, 26-year-old Peter Hessler arrived in Fuling, a town on China's Yangtze River, to begin a two-year Peace Corps stint as a teacher at the local college. Along with fellow teacher Adam Meier, the two are the first foreigners to be in this part of the Sichuan province for 50 years. Expecting a calm couple of years, Hessler at first does not realize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ersonal implications of being thrust into a such radically different society. In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Hessler tells of his experience with the citizens of Fuling,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limate, and the feel of the city itself. "Few passengers disembark at Fuling ... and so Fuling appears like a break in a dream--the quiet river, the cabins full of travelers drifting off to sleep, the lights of the city rising from the blackness of the Yangtze," says Hessler. A poor city by Chinese standards, the students at the college are mainly from small villages and are considered very lucky to be continuing their education. As an English teacher, Hessler is delighted with his students' fresh reactions to classic literature. One student says of Hamlet, "I don't admire him and I dislike him. I think he is too sensitive and conservative and selfish." Hessler marvels, You couldn't have said something like that at Oxford. You couldn't simply say: I don't like Hamlet because I think he's a lousy person. Everything had to be more clever than that ... you had to dismantle it ... not just the play itself but everything that had ever been written about it. Over the course of two years, Hessler and Meier learn more they ever guessed about the lives, dream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Fuling people. Hessler's writing is lovely. His observations are evocative, insightful, and often poignant--and just as often, funny. It's a pleasure to read of his (mis)adventures. Hessler returned to the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on modern China and its people. After reading River Town, you'll have one, too. --Dana Van Nest, Amazon.com

本书是韩国人金宰贤在中国生活近十年来的观察思考所得。他以一个韩国人的视角写下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观察，以及中韩两国的比较，话题从衣食住行到半岛局势，态度坦诚，言语恳切。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

该书的内容可分为军政界人物、文人名流和地方风俗三大类。作者在北平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人步步进逼，北方局势云谲波诡。抗日武装、军阀、亲日派、党国要员、日本特务浪人等等，如各色演员，纷纷登场。作者对军政界人物最熟稔，在西北军、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高层中都有朋友，所记述的掌故也最多。他所记载的如：冯玉祥伪善多变，丁春膏评之为：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运只袁绍耳；陈宦晚年落寞，以卜易相术消遣，留辫终老；吴佩孚自作威福，下野后仍不放下架子；何成濬自认猢狲转世，置密室采补幼女养生；王克敏胸无主见，常年以墨镜遮目，以掩其戗伐过甚；喜断袖分桃，其袖中著名人物之一即为当时剧坛巨子某博士；宋哲元为将，不过似《水浒传》里呼延灼之流，独当一面大员与日人折冲，则完全没有章法，只好“多愁善病”，以“虚火上升，耳鸣不已”为借口，避见日方；北平市长秦德纯颇富机谋，与日人虚与委蛇时，常效法刘玄德故事，当众掩面痛哭，使日人嗒然而去；孔财神俗不可耐，山西腔英语不绝于口，其妻浓妆艳抹，举止若村妇，虽徐娘已老，犹存浪漫之想；文人好名，武人也不甘落后，其时天津市长萧振瀛沽名钓誉，偕妻出诗集一册，诗颇似鼓词，如：齐鲁男儿胆气豪，挥刀跃马欲收辽。喜峰口上风雷动，关岳功名一羽毛。时人笑其无聊，有句云：诸葛迂腐公瑾狂，如今英雄属萧郎。卖国归来诗兴动，笑拥夫人写几行。 作为日本人，作者对当时抗日将领和长城抗战的品评，尤值得注意。他对当时浪得虚名的不少抗日将领，颇多恶评。如商震虚有其表，冷口一战，不数时，要塞尽失。时人有对联讥刺云：“大刀宋明轩，长腿商启宇。”对当时抗日有如儿戏的防御，诸如大刀队的神话也有指斥，但对真正的杰出人士，如张自忠赵登禹等，多有好评。当时在华积极推行侵略的日本要人、浪人武士很多，作者的记述比较客观。时土肥原权焰遮天，但他曲意逢迎反日人士，态度之谦恭，手法之绵密，都出人意表。如张季鸾每一时评出，土肥原必读完并托人向张致意“某日社论高明，即土肥原亦五体投地”；逢张生日，特地送上张氏老家陕西的特产作贺礼，礼单上署：晚土肥原；宋哲元母做寿，土肥原送欧洲名瓷、金皮空心桂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日人之隐忍的野心。 钩沉史实，澄清辩诬也是此本掌故书的一个特色。据郑达成的自述，张宗昌为其亲手狙杀，作者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证明此案乃韩复榘指使别人所为。作者出游的风土记载，可以看出三十年代中国内地的人文风情和社会风貌，如四川袍哥组织、川航水手不救溺水者等，都是难得的资料。

本书集62位世界名人对中国文化的论述，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他们又都处在不同的时代，从而，读者可以从他们对中国的论述中，了解到中国形象在世界历史上的变化。他们中有的超载了本民族文化的限制，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因而，他们的论述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应如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本书的作者都具有渊博的知识，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和研究者，他们的论述具有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散发出人类智慧的光辉。

1937年7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威尔斯冲破重重阻碍，从北平到西安，再辗转到达延安，历时四五个月，写在这部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的纪实性作品。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期间，这位以独特身份走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女记者，以同样温馨的手与蔡畅、刘群先、康克清以及丁玲等杰出女性紧紧相握，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中国妇女与革命。这个译本的很多篇章是首次公开出版，故事真实生动，人物情感细腻，自然坦荡，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 此书中文名原译《红色中国内幕》，在《西行漫记》之后出版，考虑到抗日统一大业，改译为《续西行漫记》。 独家授权的中文版权威全译本，配有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两千多年以来，西方一直对中国着迷。从默默无闻的丝路商人的暖昧传奇故事，到盖尔霍恩和伊舍伍德的战争真实目击记录，有关中国的故事风靡了无数的读者。中世纪旅行家如马可·波罗结合了事实和虚构，通过对中国城市的一些见闻记录，以及在帝国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细节描写，建构了一幅异地情调的浪漫图像。而耶稣会传教士和欧洲外交家则以第一手记述来追寻一个较纪实的中国印象。探险家如赫定和斯坦因爵士进入丝路和猎取它深埋的宝藏，而法国作家如克洛岱尔和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则充满着令人神往的事物。浪漫主义小说家如安·布里奇和薇奇·鲍姆在北京和上海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当大批记者如《时代》杂志记者弗莱明进入中国时，艺术鉴赏家如阿克逊、西特韦尔和威尔奇正在阵阵鸽哨声中欣赏着珍藏的古董，而小说家毛姆则从一个更加冷峻的角度看中国。如此多的探访者记载他们的所见所闻，正如吴芳思所说的，“这仿佛是中国造就了这些作家”。在这本书，吴芳思精心挑选了大量精彩的记述，包括小说、回忆录、旅游随笔等，令人趣味盎然。来自欧洲、美国及中国的收藏家提供了各种插图，包括照片及刊于书报的图像。她的书展示了中国的人民、城市、食物、语言、植物、艺术、建筑及战争在西方作家笔下的景象，以及在过去8个世纪中，它们如何一直吸引着西方人的想像空间。

榮獲2010年度 經濟學人十大好書。 亞馬遜書店百大好書。 紐約時報百大好書。 通過什麼來了解中國？何偉（Hessler）這一次選擇了汽車。嘟嘟——這個紐約客記者租了一部美國產的切諾基吉普車，開始了他的尋路中國之旅。在第一部裡，他選擇了沿古代中國橫貫東西的城牆而行（沒錯，它今天被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塑造為長城），這裡崎嶇難行，本非道路，古老頹敗的城牆承載了古今殊途的意涵：古代它是中國抵禦胡人的工具，今天抵禦胡人的城堡沒落荒廢，人們沿著新修的路去了南方尋找機會。第二部裡，汽車潮和旅遊熱沿著新開的道路湧向了長城腳下作者居住了二載的一個鄉村，他透過這個叫做三岔的村莊，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新興商業力量和傳統政治力量如何左右它，如何左右這裡的村民。第三部裡，他沿著十車道高速公路來到一個個南方雨後春筍般混亂成長的工業城市，圍繞著一台山寨版胸罩調節扣機器發生的諸多有趣故事，他明白了什麼是中國版本的工業革命。還有什麼比這更不可思議呢？一座座山被削平變成了工廠，種植柑橘和小麥的手開始給女人做胸罩，成功就在眼前，如果不沿著路往前走，就無法抵達，而更主要的是，他們已經無法返回。 本書最打動讀者的是對眾生深入到本質的刻畫，何偉真實再現了這個時代裡很多中國人特有的空洞感：周遭變化太快，應接不暇，為之所累，而迅速的變化也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簡言之，這不是一個關於汽車和道路的故事，而是一部處於瘋狂移動狀態中的國家的浮世繪，更是一部中國如何被莫名快速的力量所驅動和駕馭的深入記錄。是的，在中國，每個人都在路上。 「誰能弄明白這樣一個世界？」 我們向正在努力尋找答案的何偉表示感謝。

From the acclaimed author of River Town comes a rare portrait, both intimate and epic, of twenty-first-century China as it opens its doors to the outside world. A century ago, outsiders saw Chinaas a place where nothing ever changes. Today the coun-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regions on earth. That sense of time—the contras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and the rhythms that emerge in a vast, ever-evolving country—is brilliantly illuminated by Peter Hessler in Oracle Bones , a book that explores the human side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Hessler tells the story of modern-day China and its growing links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seen through the lives of a handful of ordinary people. In addition to the author, an American writer living in Beijing, the narrative follows Polat, a member of a forgotten ethnic minority, who move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earchof freedom; William Jefferson Foster, who grew up in an illiterate family and becomes a teacher; Emily,a migrant factory worker in a city without a past; and Chen Mengjia, a scholar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the earliest known writing in East Asia, and a man whosetragic story has been lost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l are migrants, emigrants, or wanderers who find themselves far from home, their lives dramatically changed by historical forces they are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Peter Hessler excavates the past and puts a remarkable human face on the history he uncovers. In a narrative that gracefully move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present, the East and the West, Hessler captures the soul of a country that is undergoing a momentous change before our eyes.

1911到1949年，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期，恰此期间，内山完造居于动荡中心的上海。作为鲁迅先生的挚友，他得以有机会接触影响那个时代、甚至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风云人物。一个出身日本底层的小人物，在那场战争前后，他身边的日本平民、居于中国的日本人是怎样的状态与心态？在他与那些风云人物的接触中，又有着哪些史书记录之外的有趣细节？对于内山完造，鲁迅先生说其“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故他的平民视角看中国、看日本、看大事件和大人物，颇具看点。作为一个永久的文化符号，无论内山完造，还是内山书店，都不应该被忘记。

《加藤嘉一系列:中国逻辑+日本逻辑(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中国的逻辑》：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到重要话语权。他以活跃的发言、敏锐的思考、流利的语言，试探着两国的底线；他激起无数反对声浪，却也迫使两国的政界和年轻人正视自己。 他以20岁的狂气扎根草根，用40岁的视野记录着中国变革的欣喜与阵痛。城市、经济、改革、奥数、蜗居、体改、户口、妇女、帅男、地震、学费、网论、世博、成功、地铁、服务、民工、礼让、红包……他的特立独行和观察所得，为现实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角度和有意味的观照。 《加藤嘉一系列:中国逻辑+日本逻辑(套装共2册)》还包括《日本的逻辑》。

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沒有理由寫得這麼快，沒有合約或截稿日期催促著我。我原來可以慢慢來，享受久違的美國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動筆，晚晚收筆。記憶驅使我加速寫作，因為我擔心會失去涪陵生活的即時感。此外，未來也驅策著我：我想記錄我對於一個即將面臨巨大變化的城市印象。 在過去二十年，這種轉變感──經常的、無情的、勢不可擋的變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國的一個特色。你很難相信，中國曾經給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據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里奧帕德．范．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中國是「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現在，這是一種最不正確的說法，而作家所面臨的一項挑戰就是：筆根本跟不上改變的腳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頁，我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所在，而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兒，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兒也不去。 但是，當本書在二○○一年出版時，一條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經完成了，幾乎再也沒有人搭船沿著長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條鐵路幹線正在興建中。涪陵欣欣向榮，來自終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低窪城鎮移民刺激它的成長。我以前經常去用餐的小麵館經營者黃家已經開了一間網咖。我教過的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遠停滯不前的書──並沒有提到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國後，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於有了高速公路，現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經常去拜訪涪陵，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前往三峽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團的那兩年，三峽大壩一直像是一個抽象物──一個模糊的應許、一個遙遠的威脅。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變得稍微更加具體。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進展，地貌明顯地劃分成過去和未來，在江岸附近，舊的濱江城鎮和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在一股腦兒地進行興建，在江水必然會上漲的地方建造任何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當局任由這些低窪城鎮和村子衰敗，直至一切都荒廢了：破損的磚、骯髒的瓷磚、布滿塵垢的街道。注定毀滅的城鎮和新城形成一個對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磚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於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當我搭船朝長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帶狀結構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變史：江邊屬於過去的陰暗村落、一段將被水庫淹沒的綠色農田，以及上面高處一簇簇展望未來的白色建築物。 我在水壩完成之前的最後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開的。我和一位朋友帶了帳篷和睡袋，沿著將近一百年前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天氣好極了，而小徑上的風景令人屏息。有時我們高高位於長江上方，我們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裡就想：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條小徑。 我們朝長江上游前進，而且不急著趕路。在小徑走了一星期後，我們參觀了正被拆毀的濱江城鎮。舊城巫山剛剛被拆除，我漫步於瓦礫中，拾荒者在那兒揀任何可能賣錢的東西：磚和鐵絲、草和木頭、釘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營火旁邊，周圍是一棟大型建築物的破牆，然後，我認出了一塊半毀的招牌：他們正在紅旗旅館的大廳紮營，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長江下游時，曾住在這間旅館。 所有我最喜歡的濱江城鎮都處於各種不同的毀滅階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憶，大溪已走入歷史。有時，我在拾荒者搜刮過後經過一個村子，在寂靜中，我審視被留下來的東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張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開的櫻花。在清市，我經過了一張墊料加厚的紅椅、一個舊的籃球框，以及一塊殘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個世紀完成的。一棟被拆去屋頂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閂上的門。在裴市，我向一對夫妻買礦泉水，他們所住的臨時棚子完全是由揀來的門和窗框搭成的。也許這是一個道教的謎語：住在一間由門搭成的房間意味著什麼？ 當我到達涪陵時，舊城區大部分已被拆毀，新建的住宅區擠在高高的山頂上，城市龐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烏江對岸的師範專科學校也正在擴張和改變。老幹部們已退休了，新幹部對外國人比較開放。幾年前，我和亞當抵達涪陵時，最先迎接我們的那位友善年輕人亞伯特，現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時，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給學校的精裝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他說。書的封面已經破損，且沾滿茶漬；翹起的角落已經難以壓平，翻書的手指留下了髒兮兮的灰色痕跡。在我手中，這本書顯得十分沈重，像是一個手工製品。我怎麼可能寫出一本看起來如此陳舊的書？ 就某方面而言，改變的步調似乎讓當地人比較容易接受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所描繪的世界已經顯得十分遙遠。我的中文家教老師孔明在暑假時把這本書讀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讀，因為他不太會說英文。他告訴我，讀到許多勾起美好回憶的那部分時，他笑了。在我拜訪涪陵期間，當學校的官員在當地一家餐館設宴款待我時，他們把我對於昔日宴會的描述取笑一番。「我們不想讓你喝太多酒！」一個幹部說：「你在你的書裡提到我們強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說。 「我們當然不想再那樣做！」另一位幹部說。但是另一個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點白酒？」 在那幾天，我在城裡逛，拜訪老朋友。在銀行那兒，我停下來看錢曼麗，那位我住在涪陵時，唯一與我「約會」過的漂亮年輕女人。那是一個短短的插曲，因為約會一小時後，我就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已經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她說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時一定會說的話。 「你不認得我了，對嗎？」她問：「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說：「妳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當書中的一個人物變胖了，作者該怎麼辦？「妳看起來很好，」我說，然後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當三峽大壩的第一階段工程完工，而閘門終於關閉時，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紐約客>裡，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個家庭對於河流上漲的反應。他們已經盡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漲之前採收了蔬菜。 二○○三年七月。 傍晚六點，在周家終於將電視、一張書桌、兩張桌子和五張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裡，我在江邊立起了磚柱。在新的巫山地圖上，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這些地圖是在湖出現之前印製的，事實上，水呈混濁的棕色，而所謂的湖其實是長江的一個入口，在過去一星期，這個入口已漲到三峽大壩後面。周濟恩下一回從他家的竹架棚屋出來時，背上扛著木造的碗櫥。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的男人，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在最近之前，他們一直住在龍門村。新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接下來，周家的一個朋友抱著周家那座以電池供電的時鐘走出來了。和我的腕錶一樣，那時時鐘指著六點三十五分。磚柱周圍的水已經上升了五公分。 看著江上漲就像追蹤時鐘短針的進度：幾乎是無法察覺的。沒有明顯可見的水流，沒有奔騰的水聲，但是每過一個小時，水就上升十五公分。這種變動似乎來自內部，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逐漸縮小的江岸上的每一個活動而言，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甲蟲、螞蟻和蜈蚣從江邊成群呈幅射狀散開來。水包圍住磚柱後，一群昆蟲狂亂地爬上乾燥的柱頂，在牠們的小島被水淹沒時，拚命地試圖逃脫。 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水以每小時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這些細節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機的焦距調準了，把鏡頭縮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著磚柱上的昆蟲的動靜。當一切都結束時，我登上船，離開巫山。河流已變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這不是我的計畫，而我不確定我為什麼耽擱。也許這是因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書，我擔心舊地重遊會讓我分心。或者，也許三峽大壩的不可改變性讓我感到難過。 但是，我看得出對於異國產生懷舊之情的危險，當這個地方曾被稱為「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的家鄉，這種懷舊之情尤其危險。如果當你看到一片地貌改變了，讓你認不出來了，你會感到難過，那麼，當你待在一個不會改變的地方，你會感到更難過。我以前的學生威廉?傑弗遜?佛斯特在畢業後離開他偏遠的家鄉，就像中國各地一億多個鄉下人一樣，他變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東岸繁榮的城市，當一所私立學校的英文老師，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後，他寫給我一封有關他的家鄉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幾乎都離開了，他的村子似乎毫無生氣。 回到家時，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嶇不平，人們都變老了。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找不到我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經常性的改變，就得選擇貧窮、惡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學會喜愛涪陵的外國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機會為那兩年留下紀錄，而我懷念我認識的地方。但我也因為大部分的涪陵人對於未來都感到十分樂觀而心懷感激。再度航行於長江之上將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舊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變成回憶。 ——二○○五年十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