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检署考校注》介绍了王国维写书的经历及其本人思想演变的过程，进而述及当时学术界以至国际汉学的状况，使读者对《简牍检署考》的产生及其意义有清楚的了解。

《中国思想小史》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似乎成为一门显学。而有关思想史的写法，也在不断地被争论。本书撰成于1920年代末。是时中国学界对所谓"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界定还极为模糊，而本书作者却明确地区分二者的异同，以为思想史不应当像学术史或哲学史那样，以个人为中心，而应当关注思潮、历史背景、地域环境。书中以思潮和问题为章节，同时运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解释背景，广泛吸收各家之说，不仅有许多别致独到的见解，而且时时贯穿着对当下的思索。作为近代史学史上"社会达尔文史观"的代表人物，常乃悳的这本思想小史。

本书近百年的断代，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

《清史大纲》作者以广义的“民族革命”之演进为线索叙述考察有清一代的历史大势、人物沉浮，于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措意而多独到精深的见解，最后以反帝爱国为依归，反映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且全书叙事言简意赅，引证精当，“笔锋常带感情”，可谓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

本书是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显示出当时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全书资料丰富、考证精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即得到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高度评价。

《大同书》汲取了孔子的大同说和耶教、佛教“平等”等教义，也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柏拉图乌托邦以至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久的影响。康有为游历各国，博览群籍，写成此书，立意高远，文辞丰赡，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名著。

《中国文献学》内容简介：我们必须阅读，才能更好地进行校书。但是，一个人的聪明才力究竟是有限的、渺小的。长于此或短于彼，不可能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摆在我们面前汗牛充栋的书籍，内容是丰富的、繁杂的。如果说一个人竭尽精力，便可校理天下群书，那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我国历史上几次范围较广的校书工作，都是在大规模组织人力、各用所长、分工合作、集体劳动的条件之下，取得成功的。当汉成帝河平年间，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校书的时候，便是采取各委专才的原则进行的。其中只有刘向是一位博涉多通的学者，所以能总校经传、诸子、诗赋三大类书籍。其中还有他的儿子刘歆，和杜参、班游等协助他，可知那三大类书籍，也不是刘向一人独力校订的。至于兵书、术数、方技等类书籍，则分配给精通这些专业知识的人去校订，发挥他们的特长。这在人事安排上，体现了重视集体力量的精神。其次，当北宋全盛的时期，开崇文院校理群书。程俱《麟台故事》说：“国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之日崇文院。”当时名流学者，都被罗致参加了工作。像沈括、苏颂这般人，学问博洽，举凡天文、地理、音律、算法、医方、本草，都有比较精湛的研究。每校一书，都有《叙录》。仿佛和刘向校书时，有些相同。《麟台故事》卷三有云：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苏颂、陈检等并为校正医书官。这又说明了当时也是委任专门人才去校订专门书籍的。不过宋代统治者，还是拘于常格，除对四部之书作一番校订外，便没有注意到方外之书的整理。

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时，刻意突出了反对思想一统而主张学术自由的主线。……与批判学术专制相同，对文化交融的礼赞也成为贯穿全书的另一条主线。 该书纵贯全史的视野，配以分章分节的体例，纲目清晰，史论互证，分而不散，合而不乱，新意迭出，引人入胜。

从《清代学术概论》初版以来，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它不仅仍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且在学者中间，它的价值也不断上升，乃至成了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 《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粱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讲述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们经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迟钝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系蓬莱阁丛书之一，是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的一本鼎力之作。它发轫于1931年，正式出版于1944年，集朱先生十数年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问世前，虽然已有数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陆续出版，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仍以自已独有的特色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初步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框架，第一次用新的文学观念较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批评发展过程，尽可能地挖掘了在这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本质特征的观点和主张，描述了它们的演进历程，也适当地交代了与它们相矛盾的文学批语及其变迁。

《国故论衡》是蓬莱阁丛书中的一册。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

《国学概论》讲述章太炎早年潜心“稽古之学”，对中国古籍研读至深，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创见。他讲授的《国学概论》，比较系统地将我国的经学、哲学、文学进行阐述，中含不少真知灼见，可称之为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的简史。

本书辑取了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开创性作品为论据，全面细致地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展、变迁。本书理论丰富，观点独到，学术价值极高，对广大文学爱好者大有裨益。

《中国韵文史/蓬莱阁丛书》作者以一般研治诗词学者所不及的敏锐思辨能力和广阔的视野。注重体裁之发展与流变，精要地勾勒出了中国古典诗、词、曲发展流变的轮廓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明史讲义》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

《春秋史》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三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春秋史》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作者张荫麟先生为民国时期极具才华和思想的学者，曾受到其师辈们如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诸多大师的器重和期许，惜英年早逝，住世仅37年。 本书是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但已足见作者深邃敏锐的识见和渊博厚实的学养，通透又睿永的思想。本书的撰写，在当时是作为历史教材的一种读本（《中国史纲》第一部），所以在形式上就更为生动活泼，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但同时又富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且作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饱含情感与敬意，故全书无任何浅薄、空疏、浮夸，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在今人看来仍极有价值和参考意义。 由史学家王家范教授特为本书撰写的导读文，也是有血有肉，见解独到，意味深长，可谓珠联璧合。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开风气的人物，他的《白话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的地位。作者以全新的思路与结构框架，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质，其突破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一）打破了前人文学史研究的狭隘框限，把视野伸展到了经典作家作品以外的广阔领域，大拓阔了中国文学史的内涵；（二）研究方法上，注重纵向的考查与横向的比较；（三）跳出传统的思维偏见，以全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评判中国古代文学。总之，要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