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明时期开始，学者、文人、藏书家、书法家等即喜在古籍之中书写批校；由于批校文本之积累，清代学者除在书中撰写自己的意见之外，也会过录前代读者之批校，还会编辑刊刻名家批校。撰写、过录、刊刻批校在清代学者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文化，并对清代及之后的文本、学术、思想乃至于社会文化等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即以这种“批校文化”为中心，以清代“批校文化”的先导者何焯为切入点，考察“批校文化”兴起与盛行的过程，追溯各类参与者之身份与贡献，分析其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之塑造以及对于清代思想、学术与文化之影响。

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一位普通的磨坊主，生活于16世纪意大利东北的弗留利地区。他能读会写，读过《十日谈》、意大利本国语言版《圣经》和曼德维尔游记之类的书，也能用自己的语言重述它们。他先后面对乡邻、神父和宗教法庭的法官，表达自己的情感，阐述自己对教会和世界的看法。如果有机会觐见教皇、国王，他也想要慷慨陈词。

他不相信基督救赎，怀疑圣经文本，讥讽洗礼等诸圣事不过是一桩生意。他说上帝是一缕空气，视众天使为奶酪中的蛆虫。他大声指斥压迫穷人的教士、贵族，呼吁教会放弃特权、返朴归贫，甚至渴望发起一场激进的宗教改革。对他的两次审判相隔十五年，亲朋的退避、教士的斥责和审判官的威吓，皆未动摇他“离经叛道”的立场和信心。

最终，在近乎默默无闻中度过一生之后，由于教皇的直接干预，他被宗教法庭下令烧死在火刑柱上，就死在大名鼎鼎的布鲁诺被烧死前夕。

金茨堡在错综复杂的审判档案和精英文化、低层文化之间穿梭游走，编织了一个结构巧妙、叙述迷人的故事。通过磨坊主多梅尼科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世界，他的奇思异想、喜怒哀乐和挑战权威的决心，16世纪欧洲大众文化的瑰丽图景乃至欧洲宏大的历史画卷也徐徐展开。

编辑推荐：

★史学巨擘金茨堡经久不衰的经典，出版45年来首次在中文世界出版

本书是几乎每一个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或听过的名著，自1976年出版以来，享誉全球，至今已以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捷克语、希伯来语、波兰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多种文字出版了二十多个版本。本书不仅是微观史学三大代表作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也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史学经典。

★抽丝剥茧，探索个体的知识来源与世界观，呈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碰撞

在本书中，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探讨主人公离经叛道的思想、读过什么书、可能接触过哪些思想和团体，展示了他读过的那些书与他阅读这些书的方式之间的差异，他以相当不同的方式重述（甚至扭曲）了他读过的内容。通过他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生活，还看到了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他以一己之力向宗教和政治权威发起的挑战，也可以感受到书面文化与口头文化之间的交织渗透：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印刷术都对这个“边缘小人物”产生了影响。

《荒野猎人》中小李子舍命捕猎的海狸，是昙花一现的时尚风潮，也是北美殖民地早期的经济命脉？《和食之神》结尾一闪而过的味精才是日本料理传遍世界、日本化工全球化的真正功臣？谈论全球化现象的经管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如何改编成一部爱情喜剧？《鸦片战争》考究的场景细节，暗含了哪些书写鸦片战争史的新取向？ 致力新文化史、全球史研究的学者蒋竹山，以电影为引子，展开二十三堂生动的历史课。时而抽绎历史片段，探究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感官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时而延伸触角，聚焦全球史、战争史、性别、环境、大众史等前沿热点。透过五光十色的影像本事，探索电影里没说的历史，教你像历史学家一样阅读、理解、思辨。

·新文化史权威达恩顿，时隔八年再出新作，集既往研究之大成

罗伯特·达恩顿是闻名遐迩的新⽂化史研究专家，始终致⼒于书籍史和⽂化史的研究。他的代表作品《屠猫狂欢》被奉为标志着新⽂化史理论和研究⽅法⽇臻成熟的经典之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达恩顿时隔⼋年推出的最新英⽂作品，也是中⽂世界时隔⼋年再次推出达恩顿的新作。这本书可谓是达恩顿书籍史研究的集⼤成之作，是⼀部真正结合了书籍、⼈物和思想的社会⽂化史。

·浸入式写作，见证法国大革命前夜基层社会的混乱与生机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以一位图书销售代表1778年的环法之旅为主线，用浸入式写作带读者亲历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感受出版业的激烈竞争和大众高涨的阅读热情。作者达恩顿利用丰富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材料让法国大革命前的图书世界重焕生机。在这里，书商们为了实现销售在乡镇奔走，贸易路线受政令影响不断改变，关于图书需求的情报飞速流转。他们把满族读者的需求当作生意努力经营，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做准备。

·五十年档案研究之结晶，全面复原图书世界的真实状况

罗伯特·达恩顿钻研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半个世纪，对旅行日志、银行账目、书信往来等各种史料做了精细的文本分析。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达恩顿通过对众多城市和人物故事的娓娓道来，将启蒙运动、大众阅读与近代贸易结合，描绘了塑造今日世界的革命性变革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

·新文化史开拓者林恩·亨特鼎力推荐；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倾力翻译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英文版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推荐。新文化史的开拓者林恩·亨特（Lynn Hunt）称赞到：“只有⼀位故事⼤师（达恩顿）才能为18世纪的书籍世界注⼊如此鲜活的⽣命。”耶鲁大学教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更称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创造了“⼀种思想的社会史”，是“这个时代乃⾄任何时代最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之⼀”。本书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毅领衔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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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新文化史大家、书籍史权威、《屠猫狂欢》作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最新作品。

故事围绕⼀位来自瑞士的图书销售代表展开。1778年夏日的⼀天，29岁的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动身上马，开启了⼀趟环绕大半个法国的公务旅行。他受雇于纳沙泰尔出版社，任务是拜访沿途书店，推销书籍、查收账目、安排货运、调查市场。在历时五个多月的行程中，他翻越汝拉山脉，沿罗讷河直抵地中海，横穿法国中部地区，途径里昂、马赛、图卢兹等重要城镇。法瓦尔热详细记录了沿途经历。这份珍贵的旅行日志无异于⼀场18世纪法国外省出版市场及图书贸易的导览。与它同样完好⽆缺地保存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的，还有上千份内容翔实的信件、银⾏账⽬、交易记录，涉及出版业有关的各⾊⼈群。罗伯特·达恩顿充分利⽤这批宝藏，在本书中描绘了⼀个处于历史重要关头的，⼈物鲜活、⽣机勃勃的图书世界。达恩顿⽤精彩的浸⼊式书写带读者走进图书贸易的哥哥环节，并亲历竞争激烈且秩序混乱的18世纪图书世界。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是什么书籍？这些图书怎样到达读者手中？通过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为读者铺陈了变革前夕法国社会阅读和基层人民生活的全景画卷，以及塑造今日世界的革命性变革酝酿之时的历史微观图景。

本书选文主题集中在性别文化、文化政治以及集体心态三个课题，一共收录了八位学者的十篇文章。这八位学者中，历史学家占了五位，其余三位分属艺评家、文学批评家与社会学家。文化史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学成形过程中，固然有其地位，但当时的文化史普遍被定义为中国少数菁英心智活动的总合。而今新文化史研究崛起，一反先前之定义，师承后现代主义精神，认同边缘，拒斥中心，试图去搜寻历史上边缘处境的弱者心声。其间固然有研究方法与解读材料之困难，但透过积极与其他相关学科之对话，新文化史家已有能力去突破这层方法与材料之迷雾，进而窥见以往文化史前辈所难企及之堂奥。而本书，正是一部新文化史研究的最佳教战手册！ 【篇目】 汉画石故事—汉画中的节女与才女 神仙与高僧—魏晋南北朝宗教心态试探 三至七世纪女性的社会形象塑模 五至六世纪北朝乡民社会意识 一次没有宣言的改革—唐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化 诗与画的辩证—试以王蒙与布雷克为例 家与乡：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 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 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

人類在文明化之後，原先廣大無垠的情欲邊界線會可能大為受壓縮限，所有任情、縱欲、暴力的行徑在一些文明價值束縛下，讓人們會引以為恥，而國家的律法和社會禮儀更會形成這類行動的他律來源。可是上述文明也有崩解的時刻，當這刻來臨之時，情欲邊界線自然就往外擴充了。明清時代是中國情欲邊界線獲致擴充的一大機會。本書學者中，或藉由藝文創造、哲學思辨、政治／社會事件等等的行動文本，或藉由口供和口述書寫文本，重探二十世, 紀之前反禮教文明的這頁歷史。民國初年又一次的文明崩解現象，舊有論述是以現代對立於傳統之說法來理解。儘管這種說法早已深入人心，但本書則告訴讀者說，自來被劃歸為傳統的明清社會早有過反禮教的現代文明。這種提法等於是在改寫歷史，將予使讀者耳目為之一新。 本書是各科人文社會學者共聚一堂會診傳統中國反文明現象的新穎之作，不僅題材創新，而且研究手法前衛，足以顛覆過去的霸權論述。因此，「情欲明清」之題辭，可以望文生義地直解為對明清兩代情與欲天地之重窺究竟，亦可擺脫特定時空與專有名詞的領會，把它當作大家在全球性近現代浪潮的顛峰或者尾際，對普世性的世情與人欲問題，各就嫻熟，提出的一些討論。 余安邦 台灣屏東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博士，主修社會及人格心理學；主要研究興趣：文化心理學、歷史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課題：華人成就觀念與成就動機、情緒與文化、自我與認同、本土心理療法。最近主編專書包括《創傷、照顧及療癒》（台北：桂冠，2003）、《情、欲與文化》（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03）。 熊秉真 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理學碩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密西根大學、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等校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與「明清研究會」召集人。致力中國歷史上兒童生活與家庭、兩性問題研究經年，發表相關中西論文數十篇。成書者包括《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台北：聯經，1995）、《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台北：聯經，1999）、《童年憶往》（台北：麥田，2000）、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等等，另編有《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9）、《讓證據說話：中國篇》（台北：麥田，2001）、《讓證據說話：對話篇》（台北：麥田，2002）、《睹物思人》（台北：麥田，2003）、《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

《超越文化转向》内容简介：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文化研究。他们既不将社会和文化变革看作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也不认为它们是完全孤立的，而是要致力于探讨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之间在历史意义上的具体联系。这些学者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这个概念，包括对精神状况、意识形态、象征与仪式、高雅与通俗文化的研究。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作者对过去简单的政治史研究，转而探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因为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知晓在革命中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解革命者的价值、期望，以及固有的规则如何被表达并形成集体的意愿与行动。通过研究革命中的象征实践即特定的象征和仪式，亨特认为，革命者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着他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事实上，通过他们的语言、象征、仪式和每天的政治行为，革命者重构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关系。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被评为最出色的介绍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作者从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角度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复杂关系，从而了解法国大革命史如何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易读、激动人心的读本。

人們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來了解過往的歷史，是經由歷史學家筆下的文字，抑或是製家所拍攝的史詩電影？而在文字與影像間，又存在了什麼樣的迷思？著有《馬丹．蓋赫返鄉記》的作者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在協助法國同名電影拍攝完成後，更進一步地帶領我們來思考這個有趣的問題。她認為歷史電影是現代人對於過去的「思想實驗」，並以「奴隸」作為主題當例子，來探討電影裡是如何詮釋「奴隸」在歷史上的形象。

16世纪的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盛行着一种奇特的夜间活动，出生时有胎膜的农民在一年中的某些夜晚陷入沉睡，而灵魂则离开躯体去参加在田野上与巫师们的“战斗”。这一古老的祈求丰收仪式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注意，一系列的调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展开，宗教裁判所竭力想把夜半外出的“本南丹蒂”纳入异端的巫术活动，他们的介入最终导致了这些传统信仰的消亡。 卡洛·金斯伯格从天主教会的档案中整理并研究了弗留利地区一系列宗教审判案例的细节，不仅生动描述了这些“本南丹蒂”如何在教会的一步步压力之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混淆，进而把自己归为巫师的过程，而且高超地复原了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态，使得本书成为大众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当我们捧读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很容易会联想到文化史大师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过，本书侧重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社会，而这恰恰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缺失的。研究布克哈特的学者都知道，布氏对意大利艺术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世前，他就出版了《意大利艺术品指南》，此后又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最近，根据其遗稿整理成书的《以题材为主的意大利绘画史》也问世了。但不知何故，布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并没有对意大利艺术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不啻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社会与文化丛书·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 这是一本对批评进行回应的学术著作。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附录占去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主要是对自18世纪以来的各种相关的英文和夏威夷文献的详细讨论。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研究风靡欧美史学界。它在理论上，重视文化的建构力；在研究主题上，大大开拓了传统的领域，一些老命题也被用新方法重新研究。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研究开始广泛影响西方汉学界，并被引入中国台湾、大陆史学界，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取得了一定得成果。 编者的话 ·专题论文· 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 扩充女性／国族的想象：晚清妇女期刊中的社会女英雄及女战士 从情调消费到大众消费——1949年前后上海咖啡馆的命运 旅馆故事：民国时期的上海旅馆 煤油灯下的世界——1937年前上海闸北城区的日常生活 ·研究讨论·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中国的冲击 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 植物、医学知识与消费文化：前近代东亚的人参史研究的新取向 身体之史：历史的再认识——近年来国内外身体史研究综述 图像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 从文化视角解读城市——对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化史研究状况的考察 ·书评· 对战时中国合作行为的另类叙述 消费文化：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取向 基思·托马斯和《宗教与魔法的衰落》 ·史料辑佚· 章太炎的两封佚信 清末报刊上改良小说和戏曲论述篇目(1900－1911) 《远生遗著》补遗 印光法师佚文目录 ·附录· 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英语部分） 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日语部分）

As she did with Martin Guerre, Natalie Zemon Davis here retrieves individual lives from historical obscurity to give us a window onto the early modern world. As women living in the 17th century, Glikl bas Judah Leib, Marie de l'Incarnation, and Maria Sibylla Merian, equally remarkable though very different, were not queens or noblewomen, their every move publicly noted. Rather, they were living "on the margins" in 17th-century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Yet these women - one Jewish, one Catholic, one Protestant - left behind memoirs and writings that make for a spellbinding tale and that, in Davis' deft narrative, tell us more about the life of early modern Europe than many an official history. All these women were originally city folk. Glikl bas Judah Leib was a merchant of Hamburg and Metz whose Yiddish autobiography blends folktales with anecdotes about her two marriages, her twelve children, and her business. Marie de l'Incarnation, widowed young, became a mystic visionary among the Ursuline sisters and cofounder to the first Christian school of Amerindian women in North America. Her letters are a rich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Huron, Algonquin, Montagnais and Iroquois peoples of Quebec. Maria Sibylla Merian, a German painter and naturalist, produced an innovative work on tropical insects based on lore she gathered from the Carib, Arawak and African women of Suriname. Along the way she abandoned her husband to join a radical Protestant sect in the Netherlands. Drawing on Glikl's memoirs, Marie's autobiography and correspondence,and Maria's writings on entomology and botany, Davis brings these women to vibrant life. She reconstructs the divergent paths their stories took,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ws us each amid the common challeng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ime - childrearing, religion, an outpouring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 and in relation to men. The resulting triptych suggests the range of experience, self-consciousness, and expression possible in 17th-century Europe and its outposts. It also shows how persons removed from the centres of power and learning ventured in novel directions, modifying in their own way Europe's troubled and ambivalent relations with other "marginal" peoples.

本書共收集九篇文章，處理的主題，包括了城市、逸樂、情欲，以及怪力亂神的宗教想像和實踐。這些課題正好可以作為禮教世界的對立面，以人間樂土的面貌，重新區劃出一塊醒目的疆域，讓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的文化與社會。但不論是20世紀的上海，18世紀的揚州，還是17世紀的南京，經由時空的屏障，卻都像是余懷在回憶中所建構出來的「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一樣，一方面豐富了我們關於城市的想像，一方面卻已成為昨日過眼的繁華。

內容簡介 林‧亨特是繼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後，新文化史的掌旗者。亨特在本書中，以「家庭羅曼史」指稱集體且無意識的家庭秩序圖像，這種家庭秩序的圖像構成了法國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調。亨特藉著討論家庭成員間的關係，闡述這種政治理念；並以家國互喻的方式，陳述十八世紀的法國人視其統治者為父，視其國為家的想法。因此，家庭成員的論述便構成了本書的敘事結構。 首先上場的是國王與父親：作者從國王被弒談起，藉此暗喻家庭權力結構隨國王以身殉新共和國而開始動搖，也意味父親遭逐殺，或父親的權威地位遭動搖。接著是家中的兄弟——革命時期的當權者：他們在父親（國王）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中，既爭權奪利（對內）又互相團結（對外）。母親則以「壞女人」的角色現身；這是革命黨徒在推翻父權體制後，不願見到女性參政，而將參政的女性視為壞母親的霸權論述。由此延伸的另一現象，是小說家很敏銳地捕捉到政客內心的糾結——對女性從政的恐懼，並將它隱藏在許多色情文學淫亂女性的書寫中。最後，作者以法國大革命後家庭成員各歸其位作結。 本書的論述並非沿著時間的脈絡直線前進，而是在革命十年間顛來倒去地反覆敘說，徹底顛覆單一觀點的直線史觀，並給國內讀者另一種閱讀歷史著作的優良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