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前兩部分的主要內容環繞在新文化史與全球史的研究視野對當代史學的影響。不僅論述西方史學的發展趨勢，還探討臺灣及大陸史學受此風潮影響下的轉變。最後一部分則以實際歷史研究，呼應上述文化轉向與全球轉向後的史學書寫特色。

本书的编选，旨在跳出单纯医学史的范畴，凸显当前医疗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面相——社会史和文化史。强调将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诠释结合起来，不仅还原和描绘医疗史实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要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 第一部分“观念与方法”，重点关注西方医学史研究在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型时面临的理论问题，旨在为研究者梳理基本的学术脉络，并探讨了西方中国医学史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医疗史与‘现代性’”，集中呈现了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中西问题。在回顾与总结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之外，分别从理论检讨和研究范例两个方面，展示学界在省思如何从医疗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第三部分“问题与视野”，则收入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提出新问题，并尝试用新方法加以解决的一些范例之作，诸文均将医疗史的课题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体现了医疗史研究的新趋向。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Cliometri-cians]）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林·亨特（卿nn Hunt，1945-）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新史学（政治史一社会史一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作者以简明清新的笔调，展示出西方思潮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冲突、国家权力与社会功能的冲突，不但表达了对民众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认同、对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担忧，还借由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公共空间，在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中，描绘出自己对于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本书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全面检讨了近年来日益浸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理论。对福柯、布尔迪厄、巴特勒、斯皮瓦克等人的思想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影响进行审视，思考诸如权力、身份认同、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不容忽视而又充满争议的文化理论的实质如何，从何而来，当代历史学如何受到这些文化理论的冲击，历史学家又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加深对于过去的理解。 本书对于近年来文化理论的介绍简明、深入而又全面，为了解这些理论对当代历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向提供了可靠的指南。

《时间空间书写》文章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既可以观察到日常生活和社会冲突，以及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身体和疾病问题，也可以看到人们关于人种、优生、再婚的认识。这些认识，总是与政治纠葛在一起。由此我们看到，无论研究多么具体的日常生活或生命身体问题，其实都不可避免地进入国家与地方政治的讨论。

華盛頓與櫻桃樹」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那麼，華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這個故事的呢？這本小書，既要揭開這個問題的謎底，也要講述美國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形象，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流傳廣佈的故事。 「華盛頓神話」在近代中國綿延繁衍，千樣萬態，既讓美國式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成為人們進行政治思考的思想刺激，更為「國父」形象的誕生，提供了取材模仿的靈感。而這正啟示著我們，歷史人物形象承載的意義，本來是多元複雜的。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其形象及意涵，會被簡化，會被扭曲，會被轉化為「國家偶像」，儼然神聖不可侵犯。在我們的生活裡，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政治符號與象徵，已經「習以為常」的政治儀式，其實是特定的政治勢力在具體的時空裡建構操弄而成。我們的先祖前輩，可未必認為它們是「理所當然」或是「習以為常」呢！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分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等。

本书探讨的是宗教意义这一课题，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来取代传统的宗教史研究范式。作者先说明从传统宗教史领域到当今新文化史领域的转折过程，再叙述教堂的修建过程以及此一过程中法国社会的分裂及其缝合，其中不仅关系到法国社会内部的分化，也涉及国家改造方案，为读者揭示了圣心传奇故事的底蕴，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文化行为背后藏而不宣的心灵结构。作者所依据的材料极其丰富，包括报纸、杂志、音乐、宣传手册、书籍、戏剧作品与图像材料。尤其可喜的是，作者将材料以自己的口吻铺陈开来，使得读者有胜义迭出、深入浅出之感。

汤晓燕所著的《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记述了：女性与服饰，看似与革命、政治相去甚远，但不论是法国旧制度晚期的汹涌暗流，还是大革命时代梢纵即变的政治局势，法国女性服饰无不被卷入历史的洪流，记载着非同寻常的时代里人们的情感与心态。 性别研究、表象研究是当前史学领域的前沿阵地。汤晓燕所著的《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考察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女性的时尚服饰，深入细致地分析时尚文化与政治事件、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作者立足于图像实证材料，从2万多幅图片中选取资料，以图为证，给人以直观印象；同时运用西美尔和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名家的理论学说，通过服饰材料和外观的改变，来探究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变迁。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活着。”“不会灭亡的，就是生命。”“凡有气的就是生命。”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与中国医学出发，什么才是真正的答案？ 本书不仅探索历史上个体的生命观与身体观，同时也思考整体文化生命的不息活力，即钱穆先生所谓“生力”、“生原”者；以生命为核心的历史学期待建立中国人古典医学生命力的真实临在，并且促使史学的生机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化与内在化。

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ISBN：9789867862778，作者：李仁淵

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近代知识的“非自明性”问题成为国际历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与此相关联，围绕近代知识的建构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文本比较研究，可谓最受注目的研究领域之一。《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呼应历史学的这一新趋向，以概念?文本研究为中心，收录了以下四组论文： 第一组题为“概念的空间”，收录的论文分别考察了“东洋”、“亚洲”、“自由”概念的生成和语义转变问题；第二组题为“文本政治学”，收录的论文分别涉及《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的汉译和文本流传问题，以及汉文佛典《大乘起信论》的英译问题，而明清修志局内围绕如何编纂地方志的分歧，则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第三组题为“历史学的田野”，承接第一卷的主旨，收录了诠释“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的论文；第四组题为“方法的尺度”，收录中外学者讨论中国历史叙述问题的理论文章。

本書談的是近四百年來知識在西方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部關於「西方近代知識與社會交融史」的導引。跨越的時間從一四五○年前後活字版印刷術在德國古騰堡的發明，到一七五○年代狄德羅陸續出版《百科全書》為止的三個世紀。 柏克從以知識為業的知識分子談起，然後提及建立知識的機構－－大學和學會，知識的分布（知識地理學）、知識的分類（知識人類學），對知識施行控制的教會和國家（知識政治學），銷售知識的市場與出版界，知識的消費者－－讀者，最後在尾聲中提出信任與不信任知識的哲學性問題。柏克的用詞力求通暢明白，所以一般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會有平常閱讀「西方大師」時的「大失所望」。 這本書著實對社會史及社會-文化史的貢獻卓著，但它同時也引起了科學史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以及地理學家的興趣。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是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共邀集了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共同探讨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其中既有享誉海内外著名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内容涵盖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近代境遇中的“卫生”等方面。编纂这样一部论文集.首先是希望藉此来展现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动向.进而推动国内这一研究的发展。其次.也有意将其放在本世纪初一些学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构架中，从一个具体的专题领域入手，来践行和展示“新史学”的学术理念，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取向和对“现代性“的省思。最后也期待通过展示海内外和内外史之间的研究的各自特色，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本书是对清代人参史展开的全面性研究。人参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制度史、政治史及经济史的课题，更是医疗史及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课题。本书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大量引用清宫档案与东亚各国的人参医书史料，分别从生产、消费与医疗方面分析了人参对整个清代政府政策的作用，表明了人参对清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展现了一幅清代人参帝国的景象。

在中文世界，誰是當今首屈一指的史學名家？海峽兩岸共同浮現的人名，很可能又是「陳寅恪」這個人名。但陳氏去世很久，還活著的史家中有誰可以戴上中文世界一代名史家的冠冕呢？不同的從業人員可能各有心目中的人選。無論如何經票選出的前十名，再怎麼說都無法與西方史學先進國的一代大師相提並論。使用中文的史學後進國經八十年的「新史學運動」，依然無法迎頭趕上她當年的西方史學師尊。中國這個現代西方史學的徒弟，耗費了三至四代的努力，一提起代表中國的史學大師，眾口交譽的陳寅恪又是何許人呢？陳老先生生前遭胡適譏諷他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及格的。胡適所言倘若公允，則近百年的中國史學大師其特色竟是文字表達不及格的一個人。這樣的史學大師在西方看來會是個胡鬧的笑話，可是在中、台兩地則是個神話。陳寅恪已經是被神格化甚久的一位史家。 同樣問題問西方世界，則少說有三、四十人之多是他們的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造詣比起這些洋同行不僅相形遜色，而且他那一筆文字表達也太令人不敢恭維的了。有一天，陳建守在跟我談翻譯西方史學大師訪問文稿的計劃時，我總覺此事難的是如何從三、四十位名家中精挑出十位、然後再編輯一本書。在這裡，你會有抉擇的痛苦時光。建守在考上研究所後因病休學，只能窩在鄉下養病。可他又不想沒事做，他就去做擬出西方史學大師十人名單的事。接著他不憚其煩地去與他心儀的大師通信，一年下來竟然成績斐然。這十位大師不僅告以刊登何篇訪問或側寫為其最愛，抑且倘若無有滿意者，則親力為之，這在全書有一篇。這是本編輯的一大賣點。此外，這些大師還儘可能授以翻譯的版權。建守病癒返校乃著手邀集好手翻譯這些西文文章。大約一年左右，這些譯稿先後交抵建守手中。再經過一番整編以及其他手續，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總算大功告成，只剩付梓一途。這書在印製之前，建守囑我寫篇「導讀」以資紀念。我想此事既由我起頭，如今又收功在即，講些對讀者有所助益的話，應該不是什麼多此一舉。 上一世紀西方學術界展開兩波新史學運動，第一波發生於六○、七○年代，此即我們熟知的社會史課題正當性的確立。這波運動約有二十年榮景。就在社會史研究取向的一片榮景聲中，另一波改革議程悄然啟動，時為七○年代，也就是今天兀自沛然莫之能禦的新文化史運動，迄今抑且不知伊於胡底。每個時代都有代表其特色的學風，每種學風下的傑出之士就是一時之選的人物。二戰後的西方史界，其學術氣候之變就在於從社會史轉變成新文化史。 編者所選的十位明星大師，美國史家計有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多明尼克．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林．亨特（Lynn Hunt）等五位，法國史家計有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以及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等三人，英國和意大利則各以彼得．柏克（Peter Burke）和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分別代表。這些人的聲名對台灣史研所研究生而言早已如雷灌耳，他們作品中已有多本中譯、且流通兩岸之間。這次十位大師在同一舞台一起現身和亮相，等如讓台灣史學初習者近距離親炙大師一般。 十位中有五位的家世背景欠佳，像戴維斯女士和金茲伯格先生都是猶太人，柏克先生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則有波蘭和立陶宛的血統，亨特女士為德裔第三代，懷特先生的父親是工人。少數族裔和下層社會的出身對上述五位史家並未構成上進的障礙，相反地，還有助於構思多元文化價值，更對他們從事庶民文化研究時平添異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其他五位中，達頓先生應該來自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其餘四位家世不明，但很可能出身文化菁英家庭。庶民文化對這五位而言是異文化，卻不僅不排拒，還設法思所認識，更是彌足珍貴。 這一波新史學運動其學術靈感得自法國年鑑史學所標榜的「心態」（mentality）的研究課題。七位非法國史家中有五位與法國史學有著程度不一的關聯，由深至淺而言，達頓長期與年鑑史學團體有合作計劃，亨特到過法國留學，柏克則私淑布勞岱的「全體史」研究境界，戴維斯則長年在法國蹲點作研究，以及拉卡頗因研究法國文學文本而與法國學界有所關涉。這些例子正是英美史界與法國年鑑史學互動的絕佳例證，年鑑史學作為西方當代史學重鎮正可從此一側面窺知一、二。 新文化史家在對歷史的認識上不失歷史相對主義的軌轍，但這十位之中，唯獨金茲伯格一人非常反對歷史相對主義的提法，仍然對真相的提法情有獨鍾。他認為在論證過程依傍證據一步一步推求事理，離真相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這十位史家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堅持程度上高低有別。倘若系譜的右端代表的是歷史相對主義較低的界域，則此界域的掌旗官非金茲伯格莫屬，然後依靠近他的順序會是達頓、夏提葉、侯胥、柯班，以及亨特等五人；系譜的左端其中流砥柱則會是懷特，至於柏克、戴維斯，以及拉卡頗等三位，則依序靠近懷特。系譜右端的史家集中興趣在身體感知系統和內在精神狀態；系譜左端的史家則比較偏好看待事物的表述（representation）方式。也就是說，一邊關心的是人類體驗的經驗，另一邊則關懷人類認知事物的方式。但無論如何，都不是舊日史家措意的所在。 體驗也好，認知方式也罷，菁英能，庶民何嘗不能？這次新文化史家刻意經營的卻是庶民文化。柯班之於法國食人村的村民，柏克之於歐洲近代大眾，戴維斯之於里昂下層社會的一眾男女殺人凶手，亨特之於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追隨者，侯胥之於巴黎日常生活場景的庶民，達頓和夏提葉之於平民大眾的閱讀行為，拉卡頗之於劫後餘生者以及關心受害的平民大眾，金茲伯格之於十六、十七世紀與教廷格格不入的農業文化傳遞者，這些都是我們賴以辨認這些史家的招牌商標。這之中有一位倒是例外，那就是懷特。他對於史家書寫歷史、表達歷史的方式一往情深，指出了文學與歷史的親緣性這一點，劃破了歷史與文學是在求真和虛構的邊界。 講到文學，這些史家都文采曄曄，很長於寫作，而且其中不乏多產者。像柯班於1973年博士到手後的十餘年時光就出版十本專書，柏克也有十本專著，他可以右手著史，左手寫學術社群的書寫文化。金茲伯格不論在《夜間的戰鬥》，還是在《乳酪與蟲子》中，整體書寫如行雲流水，活脫是說部。達頓先當過新聞記者，寫起歷史來頗有報導文學的架勢。戴維斯的成名作：《馬丁蓋赫返鄉記》，就是一本故事性十足的史書，還被好萊塢據以改編拍成電影。她的《檔案中的虛構》透過一則則司法案件串連而成，展現的正是非凡的講故事功力。這是一本高難度操作的史書，難得的是饒富閱讀趣味。柏克的文字明白曉暢，講起事理來開門見山，不事蕪雜，無怪乎他的中譯本有十一本之多，幾乎在中文世界可以推出全集了。其餘史家其文風各具特色，就無庸贅述。要之，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除了故事張力十足之外，文字工夫更是深有講究。這一點是中文世界的史家所無法與彼輩比肩的地方。還不值得我們同行痛下決心、徐圖改進嗎？觀他人、想自己，能不聳然以懼嗎？ 十九世紀西方，歷史學相較於其他新成立的社會科學，顯得弱不禁風，為了取得學科認證的正當性付出了相當的努力，以迄於今尚能屹立不撓，歷代史家的業績是有目共睹的。在此，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歷史家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對話方面，理論的講求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歷史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之間能否交流，很大程度上端在理論取向是否被史家懸為冶史的圭臬。歷史家對於理論的講求不是在為既有特定理論背書，而是理論性的自覺，俾便加強作品的深度。學科分立有分立的好處，但有許多重大問題是處在既有學科的三不管地帶，除非史家不想作重大問題，否則學科分立只會徒然造成畫地自限的反效果。柏克在處理路易十四公共形象的模塑上，如果不借助媒體研究，該書的可觀性勢必大打折扣。同樣，戴維斯在鑽研赦罪書文本時，沒文學批評關於敘事的素養，我不信她會想到說故事的文化。還有，亨特不去修習心理學的話，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現象恐怕也不易發現吧？這些例證都告訴我們史家不能以學科界限為滿足，要進行跨學科的探究，才能發現前賢未及之處。堅守學科本位的姿態往往是掩飾自己不思進取的藉口罷了。跨學科的思維不見得是治史學的絕佳利器，但堅持學科本位有讓中文歷史學更加茁壯嗎？ 這些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創意十足，而且不使招式用老。柏克處理過的課題計有，文藝復興的文化菁英、西方近代大眾文化、領袖的公共形象營造、西方知識霸權的崛起，以及不同媒介設施的知識傳播等。戴維斯處理過冒名頂替的司法審判、說故事文化的變遷，以及女性的主體意識等課題。柯班處理過地方史、物化女性、嗅覺感官文化的塑造、視覺感官下海岸的發現、聽覺與政治的關係，恐怖心理的投射等課題。他們都擁有好幾把刷子，往往不讓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換另一把刷子。每一部史著都是一個新天地，這是一種狐狸型的學術性格，正是國內史學界的絕大多數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這些新文化史家不僅花樣百出，而且層出不窮。他們讓文化概念呈現一種複數形式，每一本史著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國內史家將文化界定為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動輒不是講「中國文化史」，就是誇稱「台灣文化史」，活像古往今來只有一種，而且只有一套國族屬性的文化。這是文化思維的改變，是國內史家從未想過的一種新治史經驗。 將文化界定基於複雜思維，固然舉出林林總總的文化面向，但也因此不免流於瑣碎之譏。這些名家中不乏有人對瑣碎治史引此為誡。如果西方史家發掘出各式各樣的文化之餘，良莠不齊的結果，那些莠草般的作品就教人不敢恭維的話，那麼，國內一向崇尚瑣碎為治史不二法門，豈非一開始就走向莠草化的史學之途?？的確！ 國內史界長期欠缺閎觀、鉅視的心眼，做的歷史往往見樹不見林，卻以此自視高人一等，用以譏嘲一般非其同行不懂他及其追隨者採用被研究時代人物的用語。他們以堅持用古代用語為得計，而不知歷史書寫的讀者群是現代人，既然如此，就有義務要將古代用語譯成今語。像唐代的「犯?」罪，就一定堅持不用貪污罪。彷彿借用今語的貪污罪會減損其唐史專家似的。像這樣的唐代法制史研究，寫再瑣碎不堪的小文章也不足以解決任何歷史重大問題。一位史家如果不能使用現代語言來說明、或詮釋古代歷史現象，他還算活在現代的人嗎？唐史研究不是作給唐人看的，而是要作給現代人讀的。如果這種標榜唯瑣碎是尚的學風不消除的話，莫說同是治唐史的人只因不研究法制史以致看不懂專家之文，遑論一般讀者了。無怪乎這種唐代法制史專家一輩子寫不出一本專書了。用瑣碎思維想問題，只能將歷史枝節化，窮其一輩子只能見樹卻不見林！我們社會一點都不需要這種史家，偏偏這種史家拿了一堆國家冠冕，諸如傑出學者、院士，以及講座教授等等不一而足。台灣的學術桂冠也未免太過於廉價了！ 上一世紀二０年代中國新史學運動以來，在以西方新史學為師，卻學得四不像，處理的問題過於瑣碎化是其病癥之一；病癥之二即是不知運用現代語言作為溝通古今的媒介；病癥之三不知使用敘述史學的方式來重建歷史，導致史學為廣大社會所揚棄。這三蔽是我平日觀察心得，並非這十位史家深曉中文史書之蔽。抑有進者，三蔽中，除了第一蔽是西方名史家引以為誡的一點之外，其他兩蔽在西方是不會有的事，理由是史家是為今人著書立說，焉有自絕於讀者之理？這十位史家萬萬不會想到今天中文主流史家會自絕於讀者至此境地。這本書有引介未來西方史學萬神殿中十位神祇之功，大有照見中文世界史學三弊的勸世良方之況味，值得下一輪的史學工作者嚴肅看待臺灣出版本書的不尋常意義。 八十年來的中國新史學運動，並未使中文史著躋身世界名作之林。一些受封、或自封的史學大師其實仍是井底之蛙，他們拒絕成長，對於有益他們成長的外部刺激向來是嗤之以鼻。史學的年輕世代如果要以當井底之蛙為己足，那就不必理會本書所提供的外部刺激吧。在攀越西方史學的高?絕壁之餘，在回視中文世界史學的落伍和保守，就像參訪一座城市由高級住宅區迅速變成貧民窟的滑落感。 本書精挑細選十位當代西方史學名家的介紹文稿，他們分別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彼得．柏克（Peter Burke）、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多明尼克．拉卡頓（Dominick LaCapra）、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和林．亨特（Lynn Hunt）等人。透過編輯的訪問或側寫，讀者可進而獲窺當代西方史學的百官之富，並藉此與西方史壇順利接軌。抑有進者，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等於是讓這十位大師在同一舞臺現身亮相，如同近距離領略大師風采一般，讀者可千萬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