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社会史”系列的第二种，《身体·心性·权力》收入了11位学者在新社会史方面的新作，其中台湾学者潘光哲的《“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行》、海青的《论自杀———“五四”前后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与价值选择》、美国学者苏成捷的《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台湾学者张哲嘉的《为龙体把脉———名医力钧与光绪帝》等，角度新颖，有深度却又不乏趣味性，的确是社会史领域的佳作。其中，最能让广州读者感兴味的也许是王晓葵的《革命记忆与近代公共空间———从“黄花岗公园”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文章剖析了有关烈士陵园的“公共记忆”之形成。至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该烈士陵园里曾矗立着一尊“自由女神像”。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收集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研讨会的计划是在北京与法国专家们一起合作才形成的，它肯定了交流的丰富与多样性。作为简短总结，我要说，重新回顾研讨会的过程，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这也是友谊的证明。我们在此仅能列举一些主要组织机构，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他们支持了这个项目，并在善本部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承办会议，这里对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是多么有象征意义啊。另外，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一直努力使活动取得成功。在此，我们向所有人表示诚挚感谢。最后，这项工作并不会以这些论文出版而结束，这些论文标志着我们共同进行的新的交流和研究的开端。

The clever peasant Arnaud du Tilh had almost won his case, when a man with a wooden leg swaggered into the French courtroom, denounced du Tilh, and reestablished his claim to the identity, property, and wife of Martin Guerre. This book, by the noted historian who served as a consultant for the film, adds new dimensions to this famous legend.

乔治 •华盛顿带着一副假牙，几十年忍受牙痛的折磨，今天的人们或许惊讶不已，然而，在十八世纪这种“怪异”的现象并不少见。启蒙运动部分源自巴黎的沙龙、咖啡馆、戏院；巴黎的街头巷尾，人们的闲谈碎语、歌曲和诗歌与法国大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坚定的革命者布里索或许是警方的一个密探；伏尔泰、孔多塞、卢梭等大名鼎鼎的人物还有另一副不为人知的面孔⋯⋯琐细事件，断续残片，揭开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重塑了光怪陆离的、或许是“更为真实”的十八世纪。

本书收录作者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的八篇代表性论文，不少人将此书的出版作为新文化史的肇始，作者也由此奠定了其作为新文化史领军人物的国际地位。本书以16世纪里昂地区新教徒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为视角，对当地印刷工新教徒的罢工、城市妇女、“嘉年华”民众聚会、知识阶层的文化认同等重要问题作了深描，期待深刻反映这一时期整个法国社会的历史风貌。作者犀利独特的学术眼光、超乎寻常的选择问题的角度、出人意料又出神入化的切入主题的方式、极具想象力的历史叙述，都有助于读者读懂何为社会文化史，并了解其中史学研究范式演变的轨迹。

彼得伯克的文艺复兴研究，不同于将文艺复兴视为主要发生在意大利、是自觉发生的、并且与中世纪截然断裂的这些传统观点。他强调了中世纪传统的“存活”，强调了在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古典形式和价值对新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创造性适应的过程。

在“经典”形式的文化史（以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为代表）遭受质疑以来，文化史领域新见迭出，在研究对象、主题、视角、方法乃至研究者本身等方面都日益多样化。 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文化史的风景》中撷取了若干独具特色的研究主题——如社会记忆的历史、梦的历史、心态史，甚至玩笑和姿态的历史——进行细致描绘之余，对文化史的传统、问题、潜力与趋势也做出了总体的反思。他认为，尽管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但“经典”形式之后尚未出现新的“正统”，文化史研究门派繁多，呈现出一幅“众声喧哗”的景象。

今天看来平常的东西，并非历来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想象不到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从十七世纪起，变化的趋势初露端倪，城市与财富 、商业与贸易、革新与发明，凡此种种进展开始动摇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自身——即使基本需求从未改变，生活方式却逐渐发生变革：住房与家具、取暖和照明、衣着及饮食……现代物质生活与消费社会正浮现于历史的地平线上。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手段却与日俱进。本书据著者近年在北大等校的讲演写成，阐述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研究的种种趋新的倾向，意在：一、突破“大写历史”的理念和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中心的方式；二、注重以往史家所忽略的“边缘”层面，提倡“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的研究；三、倡导“记忆研究”，将普通人对过去的口述回忆纳入历史研究；四、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尝试全球史的写作，以求在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拾、重建史家叙述历史演变、诠释历史走向的传统。

罗芒是法国南部伊泽尔河畔的一个小城，仅有一万余居民。在整个十八世纪，该地的宗教冲突时断时续。1578年，当地的一位织毯匠率众起义，反抗当局收缴附加税。1580年2月，该城依照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不料却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发生群殴，随之发展成为一场血腥的屠杀，死伤惨重。《罗芒狂欢节》所叙述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这件事虽然非常特殊而且非常孤立，但作者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揭示出那个小镇中当时的社会组织间的分裂隔膜所带来的仇恨与矛盾。

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18世纪法国人的文化有珍奇的一面，也有寻常的一面，作者藉以邀请读者思索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巴黎的一群工匠觉得对猫的大屠杀那么有趣？玩笑如何在旧制度的工人间发酵？同时，作者还选取了其他五个法国历史场景，分别基于几个单独的史料，从而揭露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视野，既熟悉又奇妙。 本书希望能够在历史学中引入人类学视角，但又警惕地不愿让人类学取而代之。在人类学的意义逐渐彰显的今天再来回望，达恩顿对方法论的尝试足以使他成为新文化史的开拓者之一。

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的农民，几乎就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拥有马丁•盖尔的身份、财产和妻子。当马丁•盖尔现身，一切都改变了。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娜塔莉•戴维斯在担任同名法国电影的历史顾问之后，又进一步去探求历史真相，凭借她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写下了这本新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 本版增补了两篇文章，续写《马丁•盖尔归来》之后作者新的研究尝试和理论思考，为“故事之故事”提供了精彩的素材。 人们只能敬佩娜塔莉•戴维斯的这部重要著作，她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摆脱了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偏见……电影是一部巨片，但娜塔莉•戴维斯的书更加出色。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纽约书评》 本书以活泼的散文风格写成，可读性强，但并未流于简略。《马丁•盖尔归来》也许是继芭芭拉•塔克曼的《遥远的镜子》之后，叙述最生动、资料最丰富、最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它呈现了16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 ——罗伯特•C.坎波，《西雅图时报》 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个独特故事的最细致的描述。娜塔莉•戴维斯建构了一部社会史杰作，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那些不懂读写、因而也没有留下记载的16世纪农民的生活。 ——琼•斯特劳斯，《新闻周刊》 娜塔莉•戴维斯将一个成熟学者的专业技巧、业余读者的好奇心以及轻松愉悦的文风糅合在一起……在可能和局限、角色和处境之间，戴维斯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平衡。人物被放回到历史之中，同时又没有脱离社会和政治的因素。 ——帕特•奥夫德黑德，《乡村之音》

A survey of popular culture in 16th century Italy. Ginzburg’s study The Cheese &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first published in 1976, is one of those fascinating micro-histories which explores the remote lives of unknown and forgotten people. The story of Menocchio is one of a peasant life of obscurity but also one of strange and powerful ideas – confused and half-baked even – but powerful enough to bring him into conflict with the Inquisition and thereafter to the final purgatorial flames. “I have said that, in my opinion, all was chaos … and out of that bulk a mass formed – just as cheese is made out of milk – and worms appeared in it, and these were the angels, and among that number of angels, there was also God, he too having been created out of that mass at the same time ….” This was Menocchio’s own version of Genesis, recounted at his first interrogation: it has perhap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modern chaos theory. Sadly, the inquisitors did not appreciate the idea that God might have started out as a worm in a primordial curd. Nonetheless, this was Menocchio’s oft-repeated explanation, one he never recanted. More than an independent mind, Menocchio’s was a rebel spirit, harshly critical of Church and clergy and determined to have his say. His ‘learning’ was a fascinating hotch-potch of superstition, oral tradition, ‘strong’ ideas, misunderstood reading, peasant radicalism, paganism and ‘cottage cheese cosmology’. Ginzburg’s book details the patient mechanism of the Inquisition in Counter Reformation Italy as it sought to eradicate suspected heresy and heretical groups rather in the same way that Stalin suspected counter-revolution everywhere. Bruno burned for the books he had written; Menocchio burned for the books he had misunderstood. Both burnings demonstrat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truth of the old adage; a little learning can be a dangerous thing. Menocchio’s roasting generated more heat than light but at least it did not contradict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 Today in Montereale the visitor will find the Domenico Scandella Social Centre. In the piazza there is a monument in the form of a large wheel of cheese with one slice missing. Our heretic has become a hero. Stephen Dedalus said of Bruno that, heretic or not, ‘he was terribly burnt’; so was the poor miller from Friuli.

《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是对晚清“卫生”书籍的一个初步梳理，源自作者的博士论文。以当前流行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切人，研究晚清生理卫生特别是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进而探讨人们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变化，在新型消费文化、阅读文化的背景中，人们的集体心态如何被打造，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情况。《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中挖掘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卫生”书籍的广告资料，对以前研究中关注不够的晚清。“卫生”书籍进行钩沉索引，将实证研究与理论表述较好地结合起来，如结尾一章对消费文化与近代中国泛政治化现象的分析等。同时，作者还发现和使用了大量以前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资料，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不少线索。

本书是阿兰·科尔班分析、研究了19世纪约1万起与钟有关的事件后取得的成果。作者发现这些不寻常的事件背后存在着一个社会秩序和权力的体系。“钟”正是这一体系的一个结点，它支配乡村生活的节奏，确定其空间范围，决定集体和个人的身份，表现人们对土地的依恋。钟声构成一种语言，建立了一种交流系统，个体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业已消失的联系有赖于“钟”得以传达和重建。钟还反映了集体的欢乐、火与血的威胁以及流行病带来的恐怖。各种集体的激情无不求助于钟声。同时，能否控制钟声的使用权成了乡村社会权力斗争支荡的焦点。本书具有法国年鉴学派的遗风，注重细节的真实，尤其注意对社会意识和民众心理的研究，村料翔实，以小见大，论述精当。其精微细致的研究方法会对学界多有启发。

本书首先从精英文化层面、传统与现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联和冲突，来阐释作为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最重要特征的“决裂”信念的多层意涵、内在实质和多重影响，说明法国革命者所谓同旧传统的完全决裂其实是一种旧传统中的挣扎，对法国大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开始，以接受君主专制告终这一历史怪圈，给出了令人折服的解释。接着从大众文化层面阐释由“决裂”意识派生出来的革命意识和危机意识，并从心态史学角度阐述和论证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的公开性原则，及其同专制独裁的再生与雅各宾派衰亡的多重联系。作者揭示了大革命时代群众现象的基本特征，强调了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对于理解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风格，乃至整个大革命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作者富有张力的思考，无疑将引领读者进入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深水区，再思大革命这一艰巨命题。

“她”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蕴涵着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历史内容。揭示这一过程，对于认知汉语的现代变革、新文艺的起源、女性意识的强化与渗透，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意义等，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她”字的文化史》是作者长期研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一个典型个案，很是系统完整。其所发掘出的材料让人感到惊奇。全书为“她”字作“传”，构思新颖，讨论深入，图文并茂，集历史叙事、史实考辨、分析评论于一体，融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多维视野于一字，是对反对“她”字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理念的自觉实践。

本书总结了自1939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看法，重点从启蒙思想与革命的关系、公众舆论的影响、革命书册的出版与传播、宗教变革、王权衰落等方面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并对既有的结论一一进行质疑与分析，提出了究竟是文化引发了大革命，还是大革命催生了与之有关的文化这一命题，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死令人畏惧，而死的历史却扣人心弦。对死亡和对死亡史的研究必然在新的思想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沃维尔引领我们从死亡出发；回顾自 1300年以来西方死亡历史的发展；探究面临死亡的集体态度的变化，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走向死亡这一途程上的各种反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死亡体制去判断或评价一个社会。自1983年出版以来。本书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作为一部综合性研究著作，它集人口学、医学、宗教学、社会学、艺术文学研究之大成。在丰富资料的佐证下，作者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西方死亡史图景：从中世纪黑死病肆虐开始．人们对死亡的认识经过了巴罗克式的大规模仪式的死，自然哲学的”明智”的死。复古派的”英雄”式的死，立遗嘱的“市民阶层“的死，最后进入现代的对死的禁忌。在本书的最新版本（2000年版）中，作者新写的序言又总结了近20年研究的新成果。

在介绍本书之前，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它的作者--彼得·伯克。伯克是我国学术界较熟悉的一位西方史学家，1999年9月，他曾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邀请来华讲学，他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伯克的介绍和认识尚存在些许偏差，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打算在此对伯克再作些补充性介绍，以便国内读者对他的了解更准确和更全面。 又是一本论文艺复兴的书？如何证明其合理性？对文艺复兴的持续研究是对其进行一项新研究的最明显理由。事实上，或许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多的人撰述文艺复兴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工作共同形成或者说应该形成一个新解释。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研究成果的增多使总体性的综合越来越难。假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重返人世，必定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曾参与其中的运动被切割成了论述不同地区和不同学科的大量专著，如建筑史、哲学史、法国文学史等等。在撰述“文艺复兴人”的重要性时，许多专家把多才多艺视同瘟疫，唯恐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