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儿童，便是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部分。是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成年人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研究者探索的眼光。事实上，传统中国瀚如烟海的史料里，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变、出人意料的有关儿童与童年经验的资料。作者试图借着对这许许多多中国历史例证的研究，能够挑动人们去发现隐藏于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在翻找挖掘的过程里，我们将不得不同意，每一首童谣稚语，每一个深埋尘土之下的玩具游戏，都是一颗可端出另一个世界的沙粒，可以透视宇宙一刹的永恒露滴。 自序 对儿童与儿童问题的追寻，与其说是十多年来的一种执著，不如说是一种终生不得其解的大惑。这深深而严重的困惑，自童稚而与龄俱长，挥之不去，不觉间竟化为若干识知上的访求。其实，眼前史籍之间的纵泳，扉页之际的徘徊，与大学选课时遍搜儿童史而不着的失落，少年时以童心稚语编为故事小说，甚至三五稚龄穿凿园圃，晃荡林时无尽的惘然、无由的纳闷，情怀上会无二致。儿童与童年，一如生命和世界，是个迷人、难舍的问号，更是一串无始无终的惊叹。一旦加上时光和地点、历史与界域、环境与自然的思虑，更成了个无比动人，一去难回的迷魂阵，下面的喃喃之语，有探险途中兴奋忘情的叫嚣，更有跋涉颠簸时叻叻絮絮的排解。集之以献曝，虽有志初阶而稍息的意思，更有些冀逢山奢徕友伴的觊觎。 书呈八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起始的两章，从不同的角度，力索历史中孩子的踪影，是在观念“打开心内的门窗”，也是材料和方法上的引介。随后的文章，则分述近世中国儿童成长的外在环境，哲人对儿童及童年曾有的论辩争议，以及儿童自身生活经验之挖掘与重现。外在环境之抒，或以家庭人事之组合与生死苦乐之缘由之说，或以稚龄幼教之启迪，与性格和价值观之塑造为述。思想上的争议，则择异军空起的阳明学说与独树一帜的李贽激辩，与为近世中国儿童论述之表征，并与衍为近代思潮根源的西哲洛克、卢梭之言相照。其实要说议论，不必全局于思想争议，一个世代对任何人群、事物“意见”之衍生变革，更常有直接化为活动措置者。因之，乃以有明而晚清、民初塾学教材之产生与演化为例，一示近世中社会力多变后，儿童之属性亦随幼教之普及，与内容、气质之转化，逐有化私为公，捐家庭而入国家之走向。至于一探儿童自身生成之经验，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面对所谓重建或再现儿童生活之“主体性”问题。于此，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过去儿童的营生，有无其别于成人之主体性可言（此问题之答案毫无疑问是一个肯定的“当然”），而是经何曲折巧妙的方法，循何点滴之珠丝马迹，让此一从儿童（成长者）本身出发的生长经验与童年时光，再次重现大家眼前。文中两章分以情感世界与稚情的音容、举止为例，试示当时情境之恢复，整体历史旧观之再现，以及文字语言（传统史学研究所执之文献素材）资料之外，另辟蹊径，细聆言语之外的啼嗔之声，凝注其喜怒奔跃之表情行止，甚至细较思量一个婴儿踢打迎拒种种动作，这些对一群笔不能书、口不能言的稚弱生命，莫不是他所肺腑之声，在一番更细致的史学方法，更尽力追求同情之了解的史学观念下，当然应该可化为某种直截的历史证言。

本书以“家庭罗曼史”指称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图像，这种家庭秩序的图像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理念的基调。作者借着讨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阐述这种政治理念；并以家国互喻的方式，陈述18世纪的法国人视其统治者为父、视其国为家的想法。本书的论述并非沿着时间的脉络直线前进，而是在革命十年间颠来倒去地反复叙说，彻底颠覆单一观点的直线史观，呈现给读者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典范之作。

杰克·古迪教授的作品一直致力于批判无孔不入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目前他仍然在努力进一步扩大这种批判的影响力。古迪教授还检验了西方成就中“偷窃”自其他文明的创造物，尤其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爱。《偷窃历史》详细地讨论了很多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埃利亚斯、还有其他著名的充满争议的学者，如布罗代尔、Moses Finlay 和佩里·安德森。古迪在本书中采用了一种研究跨文化现象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更成熟的基础来评价多元的历史成就，并替代了已过时的、中西方简单差异的方法。该书的读者群包括了历史学者、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范围非常广泛。

在本书中，彼得·伯克将带领我们探索从印刷术发明到法国大革命之间欧洲语言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书面的、口头的，不断交融的、彼此竞争的……语言，作者具体而微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代的语言纷乱而异彩纷呈的面貌。 本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地区、教派、职业、性别乃至民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中，语言不仅是区分“他者”的工具，同样也是确认“自我”身份的途径。语言间的竞争同样引人注目。曾经至高无上的拉丁语与逐渐勃兴的地方语言之间、不同的地方语言之间争夺统治地位的竞争构成了始终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的文化潜流，成为近代历史进程中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作为当代第一流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再次展示了他贯通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出众技巧，以及吸纳整个欧洲的宽广视野。无论是对欧洲历史与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关注“语言史”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都能从本书的阅读中的得到启迪与乐趣。

转自：http://www.qiji.cn/books/detailed/127.html 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此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像现代侦探一样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 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并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并以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

人们通常把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相割裂，而“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彼得·伯克却找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伯克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欧洲1500至1800年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形成后来的那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在独享精英文化的同时也分享着大众文化：“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可能会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仆人。她将唱着民谣将你送入梦乡。因此，大众文化是每个人的文化，对所有的人开放的文化。精英同样有另一种文化，主要是对上层社会成年男人开放的文化。……尽管存在两种文化，但不是一边是大众文化，另一边是精英文化，而是一边是所有人的文化，另一边是部分人的文化。” 本书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把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风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涵盖的空间西起爱尔兰的戈尔韦城，东到乌拉尔山脉，北及挪威，南达西西里；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读者将会看到一个流浪艺人的世界：游吟诗人、小丑、变戏法者、江湖郎中、流浪演员和故事歌手；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故事、戏剧以及节庆的仪式。从大众文化中英雄、恶棍和傻瓜的形象中，读者可以看见不善言辞的群体（工匠、农民、牧羊人、矿工、水手、仆佣、乞丐、窃贼以及他们的妻子与儿女）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如何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塑造。 当上层阶级终于发现大众文化对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的本质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退出大众文化并用精英文化来压制和改革大众文化。本书以拟人化的“狂欢节”和“大斋节”之间的战斗形象地浓缩了大众文化被扑灭的过程。作者的结论是饶有兴味的：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正是在它被扑灭之后又被精英文人和学者当作了“重新发现”的主题。

《中世纪的衰落》研究的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是中世纪文明的结束阶段。作者正是本着上述观点，试图真正理解凡·艾克兄弟及其所处时代，亦即试图从它与当时时代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而现实已经证实，那个时代文明的种种形式中所共有的一点，就是它们均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更甚于它们与正孕育的未来的联系。因此，那个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单对艺术家用如此，对神学家、诗人、史学家、君王和政治家也是如此，都应被当作是对过去的完善与终结，而非新文化的前奏。

彼得.伯克以其杰出新文化史家的广阔视野和思路，对包括工艺品、画像、雕塑、电影、电视、平面广告等多种视觉材料进行了分析，关注的重点并非这些图像本身，而是如何利用它们解读历史，以及在此过程中存想的机遇和危险。

《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内容简介：在一幅绘画中，一名荷兰军官倾身向前，正对着一名面带笑容的女子。在另一幅画中，一名女子站在窗口，掂量着几枚银币。在第三幅画中，水果从瓷碗中滚出，滑落在一条土耳其地毯上。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向来以美丽与神秘征服世人：这些描绘精巧的动人时刻背后隐藏着何等奇妙的故事？正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些图画的含义似乎十分私密，但它们实际上为世人打开了通往一个迅速扩张的世界的大门。 军官戴的时髦帽子是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从土著美洲人那里用武器换取海狸毛皮。贩卖海狸毛皮的收益则为水手寻找前往中国的新航线之旅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中国，欧洲人用秘鲁银矿出产的银子，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瓷器成了这段时期荷兰画作中最亲切的常客。 卜正民追溯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让海狸毛皮、土耳其地毯和中国瓷碗同时出现在台夫特（Delft）的客厅里。一位法国客人曾写道，荷兰码头“货品的丰富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维梅尔的帽子》恰恰展示了荷兰码头的库存何等丰富，以及人们攫取全球财富的迫切贪念如何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改造，改造世界的彻底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提供的丰富内容，让我们对维梅尔的绘画作品及其所描绘的年代有了全新的理解。

《什么是文化史》内容简介：文化史的实践已经不限于说英语的世界，它在欧洲大陆、亚洲、南美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蓬勃发展。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什么是文化史》一书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引。杰出的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引导我们进入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伯克从讨论雅各布·伯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所提出的文化史的“经典”术语入手，并考察了从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到爱德华·汤普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反拨。随后，勾勒文化史近期兴起的概貌，重点尤其是上一代人写作的、常常被称之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他将新文化史放在自身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重视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新方法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日常生活的话语的兴起之间的关联。 《什么是文化史》不仅是历史学专业读者的入门手册，也是关心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读者的必读书。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收录了负有盛名的法国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关于中世纪的研究文章，论及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等概念，通过这些研究来审视中世纪社会的历史。作者结集展现这些文章是想对后工业时代西方的历史人类学的建构有所贡献，为中世纪历史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元素。

这是关于一部书的书：这位主角似乎有些神秘，而且它可以缩到无穷小，就像从一面镜子反射到另一面镜子。不过，如果处理得当，也会增强人们对早期现代历史诸多方面的理解，如人们所知的，在法国，书籍史就和历史研究中很广泛的问题有关。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 罗伯特·达恩顿所讲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他精心梳理了复杂无序而又晦涩难懂的史料，叙述优雅、精确、充满智慧，对细节拥有小说家一般的眼光，对历史涵义的分析清晰而富有洞察力。 ———————————————— 另据文汇读书周报： 一部读来令人不忍释卷的学术著作。本书以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数万份档案材料为基础，详细论述了18世纪后半期历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过程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密切关联，展现了出版发行过程中非常“琐碎”的细节，使读者能够充分感受当时的历史氛围，并且阐明了法国大革命对出版和新闻业的具体而重大的影响。

本书荣获2013年傅雷翻译出版奖（社科类）。 在中世纪，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当作“小大人”看待，他们混入成人中间，穿着与大人相仿的衣服，与其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从中世纪末期以来，父母逐渐开始鼓励小孩与成人分离，以儿童及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为中心的新的家庭观发展起来了。将童年时期视为一个最特殊的人生阶段，这个观 念自此扎根于现代西方思想之中，并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无可动摇的价值观。 阿利埃斯通过考察四个世纪的绘画和日记，以及游戏、礼仪、学校及其课程的演变来追溯儿童的历史。自1962年初版以来，本书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被视为儿童史和家庭史的奠基之作。

本书研究了法国旧制度对文化、写作、图书出版的控制以及禁书如何在控制下的出售。作者探索了这些所谓不好的书文化与政治意义，同时介绍了三种影响极深的销售最好的禁书及其读者。本书中，作者把目光转向了出版和阅读的历史，通过对审查体制的考察来研究旧制度，并表明18世纪后半叶法国的色情、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

读者对象： 对法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亮点： 该书着力于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行文流畅、插图丰富，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历史文化领域的上乘之作。 内容简介： 该书全面论述了17世纪的形象制造者如何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广告、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清晰地呈现了权利与艺术的互动关系。透过作者比较文化的精辟观点，读者定能对现今的媒体包装机制有另一番解读与省察。 彼得·伯克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高级讲师及伊曼纽尔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研究。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而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大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本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全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

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发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猫，包括他们师母的宠物猫。这种残酷的仪式何以在他们眼中如此“好笑”？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文化有珍奇的一面，也有寻常的一面，作者一一召唤而出，藉以邀请读者思索这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巴黎的一群工匠觉得猫大屠杀那幺有趣？玩笑如何在旧制度的工人间发酵？《猫大屠杀》揭露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视野，既熟悉又奇妙。作者在书中提供了治疗文化震荡所不可或缺而且入口难忘的一帖药剂。尽管这是一本学术著述，在作者以带有强烈文学趣味的随笔体例写作的策略下，读者绝对可以获得一次既有益又有趣的阅读经历。

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的农民，几乎就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拥有马丁·盖尔的身份、财产和妻子。当马丁·盖尔现身，一切都改变了。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娜塔莉·戴维斯在担任同名法国电影的历史顾问之后，又进一步去探求历史真相，凭借她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写下了这本新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

盖伊在这本文辞优美而引人深思的著作里，为文学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互有不同但却互相作用的阅读文学的方法。凭着他的分析才能和细腻心灵，他发现几位19世纪的伟大作家都具有一种共通的特性:对他们各自的社会愤世嫉俗。 现实主义小说家真的是在“写实”吗？在历史学家看来，真相远非如此简单。狄更斯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与其说是个历史学家，倒不如说是个宣传家，在他的《荒凉屋》一书中，英国司法以及整体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被严重夸大了。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凭借其令人目眩神移的独特风格，施展了他对当时法国中产阶级社会的报复。至于托马斯.曼，他在《布登勃洛克一家》里，为读者勾勒出的几乎就是一幅讽刺漫画：一个正在式微的高傲中产阶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