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旺斯的漢詩》是梁秉鈞（也斯）今年最新出版的詩集，收錄由2006年至今未結集的新詩。詩集起源於作者2006年夏天應邀任阿爾卑斯山上沙可慈修道院（Saorge Monastery）駐院作家，以及2008年重訪故地及游歷普羅旺斯所寫的三輯詩作。 也斯表示，近兩年生病了，不能遠行。也寫了一些疾病的詩，但還是非常懷念近六、七年以來那輯從陽光下的沙可慈修道院(Monastère de Saorge)和花園開始的詩，那裏面有些東西給予我很大的安慰，在不安定的日子中令我舒懷。我自然便也用了些時間，把散亂的詩稿能找到的找出來，整理成書。希望這些零散的陽光和花瓣，也能為其他在逆境的人，帶來一點安慰。

看過《富春山居圖》，看過《不二神探》，看過《小時代》，回家，默默給張藝謀陳凱歌上了一炷香。我錯了，以前老覺得他們玩三無產品搞得一地爛片，現在想想，他們做的至少還叫影片，今天在電影院放映的東西，是什麼？ 這一年，很多電影真的讓我看不懂，所以，這一年來寫的影評，就用其中一篇《我們不懂電影》給此書作了書名。

可是書還是要寫，要出。一連幾個深宵我都在整理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打印的一堆清樣，收了去年二月到今年一月三日我的四十六篇隨筆，書名我套用米勒的《 Remember to Remember》題為《記得》。是聖誕前後的一個侵晨，我睡醒忽然想起亨利·米勒，想起《北回歸綫》和《南回歸綫》，想起 Leonora駡我讀米勒的書，想起那本《 Remember to Remember》。起床開燈找遍書架找不到那本書。翌日翻遍書箱還是找不到，只好上網訂購。過不了三、四天書寄來了，連夜翻讀，真像跟烽火中失散的老朋友重逢，兩鬢斑白，一臉風霜，昔日那份矜貴的關愛猶在：米勒畢竟念舊。他說他和他的女人匍伏在地上看巴黎地鐵地圖，指着地圖上的站名辨認他住過的地方，順着手指的游移回憶他熟悉的地區他走慣的木橋他買醉的酒館。過不了幾年巴黎淪陷了，他說他默默坐在廣場櫈子上餵鴿子，「少不了還有希特勒，胃口比鴿子大多了」。偶然走進小鎮幽暗古舊的咖啡館，兩盞吊燈照亮桌球檯面的綠絨布，兩個士兵彎腰對壘，他說那是梵谷的畫了："The mission of man on earth is to remember"。厚古而不敢薄今，浪漫而不忘務實，米勒懷舊懷的是文化那炷幽明的香火和儒林那份執着的傳承。三十四年前威爾遜送我《 The Colossus of Maroussi》的時候皺着眉頭補了一句話：「世界太喧鬧了，我們差點錯過了這樣遠古的一聲喟嘆！」我記得那年冬天倫敦連下幾場大雪，冷得要命。

China today is poised to play a key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situation was very different. In this powerful new look at modern China, Rana Mitter goes back to a pivotal moment in Chinese history to uncover the origins of the painful transition frompre-modern to modern world. Mitter identifies May 4, 1919, as the defining moment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On that day, outrage over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riggered a vast student protest that led in turn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Just seven years before, the 2,000-year-old imperial system hadcollapsed. Now a new group of urban, modernizing thinkers began to reject Confucian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general as hindrances in the fight against imperialism, warlord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and the poor. Forward-looking, individualistic, embracing youth, this "New Culturemovement" made a lasting impact on the critical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e 1940s, with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s; the 1960s, with the bizarre, seemingly anarchic world of Mao Zedong'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1980s, with the rise ofa semi-market econom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ed single-party rule and growing inequality. Throughout each of thes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eras, the May 4 themes persisted, from the insanit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recent romance with space-age technology. China, Mitter concludes, still seems to be in search of a new narrative about what the country is, and what it should become. And May 4 remains a touchstone in that search.

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藍房子》、《午夜之門》和《青燈》，是最享聲譽的中國作家北島自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年十年間所寫的散文結集，基本上按時間順序編排。十年的散文寫作，遠涉中國與世界的巨大變化，近至作者個人的漂泊生涯，二者平行交錯，互為因果──在大地上鋪開白紙，任揮灑筆墨，幸事也。 寫散文，有三條最重要。一是誠實。這寫作基石因普遍缺失而彌足珍貴。其實與誠實對應的不僅是謊言，也包括虛妄、矯情及逃避；二是沉默。與一個喧囂的時代抗衡的是沉默，使我們不致淪為同謀或被吞噬。沉默改變詞語的方式，深化孤獨的內省，延長冥想的回聲，給萬物重新命名的可能；三是警醒。在愛與恨、忠與逆、守成與超越之間，構成一個作家與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警醒則是必要的承諾與保證。 這三本書的出版恰逢作者六十歲。作者說，耳順之年，本應圖個清靜，可風雨如晦，四顧茫然，這人世間前景更加黯淡。悲歎之餘，又心懷感激：幸好有香港，給他恢復本來面目的可能。

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藍房子》、《午夜之門》和《青燈》，是最享聲譽的中國作家北島自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年十年間所寫的散文結集，基本上按時間順序編排。十年的散文寫作，遠涉中國與世界的巨大變化，近至作者個人的漂泊生涯，二者平行交錯，互為因果──在大地上鋪開白紙，任揮灑筆墨，幸事也。 寫散文，有三條最重要。一是誠實。這寫作基石因普遍缺失而彌足珍貴。其實與誠實對應的不僅是謊言，也包括虛妄、矯情及逃避；二是沉默。與一個喧囂的時代抗衡的是沉默，使我們不致淪為同謀或被吞噬。沉默改變詞語的方式，深化孤獨的內省，延長冥想的回聲，給萬物重新命名的可能；三是警醒。在愛與恨、忠與逆、守成與超越之間，構成一個作家與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警醒則是必要的承諾與保證。 這三本書的出版恰逢作者六十歲。作者說，耳順之年，本應圖個清靜，可風雨如晦，四顧茫然，這人世間前景更加黯淡。悲歎之餘，又心懷感激：幸好有香港，給他恢復本來面目的可能。

六、七十年前讀過一篇《樓前白玉蘭》，說一位學人到北京一所賓館去開學術會議，看到院子裏三株盛開的白玉蘭，又踫到做生意發了大財的中學同學大秦在賓館裏包了個套房做辦公室。大秦套房那扇窗正對著那三株樹，學人說大秦真有福氣，有那麼標致的玉蘭花陪著。大秦似乎從來沒注意到院子裏的樹，還以為學人說的是窗戶上掛著的「招財進寶」菱形掛件，一味誇說是香港買的鍍了金的真貨。學人心裏發堵；催他上樓開會的人說住這賓館的個個是大款，問他那位中學同學是不是也非常有錢。學人回頭看了看那三株玉蘭說：「不，他其實很窮很窮」。 這篇小品劉心武寫得很有意思，給了我一些聯想。我不羨慕大秦，也不鄙視他，做大生意賺大錢是他的私事，不把窗外白玉蘭看在眼裏也沒什麼大不了。學人瞧不起大秦滿腦子招財進寶我也能理解，他說大秦「其實很窮很窮」反映的正是讀書人的精神面貌，有點迂腐，有點滑稽，卻是高遠的。我當然覺得那三株白玉蘭那樣好看，簡直是窗外一幅小風景，冷落了多可惜！這種小資產階級心態我是甩不掉了，去年報上專欄名索性改為《小風景》，正是這篇小品撩出來的。 轉眼寫了八十多篇，幾乎每一篇都配著一幅子小圖畫，全是我家的藏品，存心讓讀我小品的人抬頭瞄一瞄窗外閑閑淡淡一翦疏影，算是碌碌浮生裏意外的慰藉也好。我的文章其實也很窮很窮，書裏這幾十幅大名家小名家的作品倒是十幾年來我苦心招紅進綠的成果，標致不輸賓館院子裏那三株白玉蘭。報上發表的畫作跟文章本來就不很搭配，又縮小縮得厲害，這次編書重新做了些刪削和調度，圖與文還是掛不了釣，隱隱然多了一點點呼應好像好多了。

二十九篇小說人生初集《橄欖香》今年暮春牛津出版。董橋接着寫《辛卯隨筆》寫了十九篇，加上去年的《書香》和《在春風裏》，就是這本《清白家風》了。小書比厚厚的大書好讀，不累贅，不重，書名叫《清白家風》似乎也清雋：齊白石八十六年前畫的白菜鮮菇董橋喜歡，如今襟懷和功底這樣高這樣深的畫家難找。文章要寫得清清白白也不容易，是苦練出來的

两个月前，有一本红遍全球的无字书叫《除了性男人还想什么》（What Every Man Thinks About Apart From Sex）在亚马逊上热销，排名超过《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该书除了封面有字，两百内页都是白纸，我在哈佛听英国文学课，旁边的小伙就拿它记笔记，还告诉我亚马逊已经断货。 嘿嘿，男人真要一直想着性，这世界也太平，但是假题一点都不妨碍假书的畅销，当今世界，低俗就是生产力。 是的，生产力。事实上，我得承认，我一点都不反感《宿醉》这样的低俗，相比伍迪·艾伦的知识分子气，疲惫的草根当然更需要虽然猥亵但还算健康的笑料。从低气压的办公室出来，面对一直举不起来的业绩，走进电影院，谁还有力气通过思考再发笑，欧，怎么简单怎么来吧！《宿醉1》里，醉人们发现屋子里有一个婴儿，艾伦问：“这是谁家的小孩？”菲尔说：“我们一会再来处理这小孩。”然后，斯图出来说：“我们不能把小孩单独留下，因为有一只老虎在浴室。” 一只老虎！即便是在热带丛林历险记里，老虎出场也需要一番铺垫的，但是，新时代的喜剧不需要，编导说，要有老虎，就有老虎，而且，重要的是，老虎，观众觉得这个可以有。 世界变幻莫测，老虎不算什么。好吧，最后，我想说的是，也许，这不登大雅之堂的两场《宿醉》可以是电影的一次再出发，没有学院派的包袱，管它东西方的文化，香港电影不也曾经这样从低俗中开出了新浪潮？只是，从口腔期返回肛门期，美国电影美国观众准备厮守肛门期的姿态，又让人觉得，电影快完蛋了。

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藍房子》、《午夜之門》和《青燈》，是最享聲譽的中國作家北島自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年十年間所寫的散文結集，基本上按時間順序編排。十年的散文寫作，遠涉中國與世界的巨大變化，近至作者個人的漂泊生涯，二者平行交錯，互為因果──在大地上鋪開白紙，任揮灑筆墨，幸事也。 寫散文，有三條最重要。一是誠實。這寫作基石因普遍缺失而彌足珍貴。其實與誠實對應的不僅是謊言，也包括虛妄、矯情及逃避；二是沉默。與一個喧囂的時代抗衡的是沉默，使我們不致淪為同謀或被吞噬。沉默改變詞語的方式，深化孤獨的內省，延長冥想的回聲，給萬物重新命名的可能；三是警醒。在愛與恨、忠與逆、守成與超越之間，構成一個作家與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警醒則是必要的承諾與保證。 這三本書的出版恰逢作者六十歲。作者說，耳順之年，本應圖個清靜，可風雨如晦，四顧茫然，這人世間前景更加黯淡。悲歎之餘，又心懷感激：幸好有香港，給他恢復本來面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