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為維護家計，幸福的河北人力抗帝國軍隊；相對地，帝國文學殿堂中人諸如韓愈、劉禹錫、杜牧等人，搶在帝國軍之前大肆展演其文化帝國主義。然而，一百年過去了，無論是帝國鐵騎、還是以韓愈為首的文化帝國主義者，都無法瓦解河北人抵抗帝國的意志。本書視這群被消音的河北人「沒有歷史的人」。 河北人百年來面對帝國的文攻和武嚇，是怎麼挺過來的？ 正是說故事高手盧建榮教授要我們解答的。

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段的变革；礼制变革与中晚唐社会政治；城乡经济联系与互动发展、衣食住行制度的缓慢变化、道教与中晚唐政治与社会、以及中晚唐时期的世俗佛教信仰等。本书在各自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分别对中晚唐官制、礼制、城乡经济互动、衣食住行、道教、世俗佛教信仰等过去研究甚少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本书对中晚唐乃至“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仪的礼仪变化适应着社会的需要，顺从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当贵族制向着官僚制转变的同时，书仪也反映了作为礼仪核心的等级关系从围绕家族血缘为中心到以官场为中心的转变，以及唐五代礼庶民化、实用化和官僚化的倾向。

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社会呈现过高度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都达到了前代所未有的鼎盛水平，以至于后代人谈及中华文明，往往以唐代为首选亮点。可以这样说，唐代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涉及到各个领域，并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发掘，都会找到文化积淀最充实、最富有吸引力的一片宝窟。 如果说，发掘唐代文明宝窟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有一处蕴藏丰富的窟存还没有尽露珍宝，这便是唐代的饮食文明。我们都知道，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必须首先满足自己的饮食需要，而后才能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因此，仅仅从饮食状况上，就完全可以判断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和文明层次。唐代社会素以鼎盛繁荣而著称史册，那么，这个时代的饮食水平必定与之相匹配，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制高点。所以，应该有人去勘探唐代饮食的宝窟，并把其中封藏已久的文明内容全方位揭示出来，这将有利于人们对唐代文明的充分了解和准确评价。 正是如此，笔者选择了唐代饮食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并不惜秉灯夜熬去爬梳史籍，在各类资料中寻找线索，以期能够完整地勾勒出唐代饮食的内外轮廓，并深层析述其中的具体细节，尽可能地把唐代饮食的风貌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应该看到，每个时代的饮食状况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随着国势的强弱和收获的丰歉而高低起伏。唐朝社会中透露出的饮食信息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唐朝伊始，社会趋向稳定，经济生活转入正常轨道，人们的饮食水平便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以治国有方而闻名的唐太宗首先认识到民生饮食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他曾对侍臣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 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为此他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全社会的保障体系，最终具备了“天下大稔”、“斗米不过三四钱”、“行旅不赍粮”这样的物质条件，才得以实现“贞观之治”。到了盛唐时期，更出现了“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五的富庶景象，人们的饮食生活才得以达到空前丰足的程度。唐代文献中所展示的饮食场面，往往以这段时期为其最佳画面。虽然朱门豪室酒肉如海，而平民百姓也能鸡黍自乐，从都城长安的火爆酒肆到偏僻山乡的简易酒垆，均挤满了从事饮食消费的人群。国势达到鼎盛，人们的饮食能力也就随之而高涨。中唐以后，就算出现了藩镇割据、西陲吃紧的局面，大唐帝国还是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尤其是江淮地区的飞速发展，更使得这片区域成为“衣食半天下”的世外沃壤，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被一种花红酒绿、醉死梦生的格调所打动，所以很多人均把江淮两浙称作饮食天堂。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得某些区域的饮食水平发生突飞猛进的增长。僖宗之后，国力衰竭，社会上便逐渐出现“冻无衣、饥无食”的普遍现象，甚至一遇灾荒，便会产生“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碾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的场面，这个时期，人们的饮食自然处于下降状态。尽管强盛的唐朝也有低落的时候，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上升的国势终究给饮食界提供了良性发展的机会。 与其他朝代一样，唐代饮食的消费基准也有高下之分，身处统治地位以及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人群，饮食生活相当优越，并且有能力去追求奢华的境界，以至于“一宴费至十万贯”，甚至“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而对于贫苦人家来说，伴随一生的恐怕只有粗茶淡饭。就是某些下层官员，其饮食生活有时也会捉襟见肘，进士出身的韩愈曾经“晨炊不给”，出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杜甫，弃官而去后还要“采橡栗自给”，而大理评事刘瞻在“馒粥不给”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食”。但就整体生活水平而言，唐代饮食要比前代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并且始终维系了一个较高的基点。笔者在分析和评述唐代饮食的时候，力求把握一种均衡尺度，尽可能地从普遍现象中找出共有规律。

《唐代州郡制度研究》是作者积七八年之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经数年努力修改、增补而成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后，中国两千余年都实行中央控制下的郡县制度，只是地方设置或为二级，或为三级。唐前期实行州(郡)县两级设置，后在中央和州郡之间设置了“道”，形成三级建制。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大体上都为三级的建构。地方机构无论为二级抑或三级，州郡都是中央实行统治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变革时期的唐代州郡制度的演变，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在唐史的研究中对于州郡的探索却甚少。

《唐代墓志汇编(套装全2册)》是唐代墓志铭录文的总汇。《唐代墓志汇编》除收录前人辑集的铭文拓片处，还录入建国后公开发表的新出土墓志和各地收藏多年的拓片。全部新式标点，书后附人名索引。

705:印张：15；插页：5；字数：417，000。

杜光庭既是道士，亦是學者和作家的，其不平凡的一生，見證著晚唐的沒落及其後五代十國的混亂，並為後世留下來的大量著述。對於後世研究者來說，他既是宗教「傳奇」小說文體之主要代表人物，又是道教科儀的鼻祖。他既對《道德經》作了極為詳盡的注解，又對道教史寫作作出貢獻。雖然杜光庭的學術活動，由眾多不同的專門興趣和知識所構成，但是「宗教在社會所擔當的位置」卻是貫穿其中的主題。本文作者以選讀杜光庭的著述為基礎，考察某些在其思想世界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概念範疇，並透過這位重要人物的眼睛，看見其時代的社會景況和各種問題，包括道教與佛教兩個群體在中國社會中的互動、道教與家庭和超自然界的關係、怪異人物與他的社會經濟環境彼此之間的影響、仙人崇拜的社會處境和對長生不死的追求、以及成仙途徑所展現的宗教經驗多樣性等。杜光庭著作所述及的主題和觀察到的習慣，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人對「宗教」的一種普遍態度，即視宗教為基本上與社會脈絡互相交織的現象，即使它到了仙人崇拜這樣獨特的超越顯現（transcendent manifestations）的地步，亦是一樣。

由于《唐代唐代墓志汇编》结集较早，1984年后又有大量新的出土墓志问世。为此，由周绍良主持，继续抄录，编辑了新出土唐代墓志，以补充《唐代墓志汇编》的不足。本书共汇集到新出土唐代墓志1564方。编集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多采集近来著录及出土品，共辑志文1567通，目录以编年为序，可供从年号检索，后有附录索引，亦可以人名来检得，读者自由翻寻，两在其便。

唐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

本书是对20世纪唐研究的百年回顾，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卷，共32章，四卷并各有概论，作系统的学术史式总结。评介内容以中、日学者的论著为主，兼及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的学术成果。本着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采择，谨慎地对学术环境和学术成果作学术批评，并努力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以期一册在手，能通览20世纪的唐研究情况，方便掌握国内外学术信息，引为借鉴，避免重复劳动的浪费，扼制拼合抄袭作业，有裨

《隋唐帝国与东亚》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国史十二讲:隋史十二讲》系“国史十二讲”系列之一，以专题的形式全面介绍隋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唐会要， 宋代 王溥 （ 922年 ～ 982年 ）撰，成书于 宋太祖 建隆 二年（ 961年 ），是现存最早的一部 会要 。本书专门记录 唐 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制栿革，与 通典 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于唐代制度记载栴为详备，并保存了《 新唐书 》、《 旧唐书 》未载的史实，《大唐起居註》、《堧唐實錄》均已亡佚，部分內容多靠此核保存。 原本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今朠根据 清朝 乾隆 整理本重印，全书100卷，514目，在不堑條目下有“雜錄”﹐由于不分门，查項不便，另有张忱石 唐会要人名索引 可供查考。

《文物隋唐史》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 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文物隋唐史》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文物隋唐史》首创，但是由于《文物隋唐史》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文物隋唐史》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在各種各樣的唐朝歷史的舞台中，西北固然重要，但與于闐、敦煌相比，都城長安無疑是出唐朝歷史故事的最大舞台。本書特別強調了四個方面的研究有待推進： 一．打破從北到南的長安文獻記載體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間聯繫 二．從政治人物的主宅和宮室的變遷，重新審視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三．走向社會史，對於長安進行不同社區的區分並分析研究 四．找回【兩京新記】的故事，追索唐朝長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靈世界

本书充分运用了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从中古时代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及其周边邻近地区所出土的镌刻着异域遗痕的文物中，发掘被岁月湮没的外来文明，唤回消逝的唐韵胡风，不仅展现了6-9世纪以长安为国际大都市所辐射的亚欧区域的文化沧桑，而且挖掘出了“正统史书”上失踪者的另类历史。 全书共分为外来民族、外来文化、外来宗教、外来建筑、外来语言等六个历史环节篇章，并配有大量国宝级文物图片，犹如一部“复活文物，反思文明，保存遗产，昭示未来”的图典，赋予了华夏民族与异域外邦文明交流的新生命。

《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从“人间世”的犯罪延伸到“幽冥界”的地狱审判，讨论唐代法制的相关方面，包括：透过庶民犯罪，检视唐代诉讼制度的实际运作概况；国家在建立法秩序的过程中，如何运用超越法律之外的其他宗教或信仰的力量，以降低犯罪率，达到有效社会控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