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写成、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柳宗元（773—819）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它探究了柳宗元的重要的生活经历和主要作品，涉及的方面包括：他的家庭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他和中唐的“古文运动”和新经学的关系，他的社会评论和政治评论，他对儒教学说的一些观点，他关于个人领域的感触和思考等等。 但本书中的研究超出了这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生活和创作“的范图。作者着重强调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中唐思想变迁之间的联系，以此为主，作者提供了对唐宋思想演变根源的一种新的解读。传统观念认为，韩愈(768—824)和柳宗元领导的中唐儒学复兴是宋代新儒学之发端。通过对比柳宗元和其他主要儒学思想家的观念，陈弱水先生修正了这一观点。他提出；中唐的儒学运动主要是儒学旧有形式的复兴，柳宗元的思想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倾向。但是这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韩愈及其追随者秉持的观点，最终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萌发。

本书收录长安与洛阳的主要地理资料——《唐两京城坊考》5卷，《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1卷、《长安志》6—10卷、《河南志》4卷，与仅藏于日本金泽文库的日本早期抄本《两京新志》卷三、曹元忠《两京新志》辑本、平冈武夫《两京新记续拾》等及其他有关资料。

本书主要研究会昌六年（846）三月唐宣宗即位至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驾崩这十四年间唐代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上溯宪宗、武宗，下延懿宗、僖宗等朝，进而探讨中晚唐历史演进之轨迹。 全书由上篇、下篇、后论及附录四部分组成：上篇运用新出墓志材料，揭示出会昌末宣宗借助宦官势力登基之宫廷内幕，以及宣宗为谋取“正统性”，将穆宗一房四帝打成“元和逆党”等宫廷政治问题；下篇对宣宗朝的宰相、宦官、翰林学士以及地方政治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后论对宣宗大中朝的经济形势、科举与士族、牛李党争等问题进行综合性概括；附录由六篇附文及五个附表组成，从不同侧面对宣宗遁迹为僧等问题做出补充考证。

一生颇有建树的隋炀帝，被弑杀于烟火三月的扬州，落下了千古骂名；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实际政治运作中，都不见得比兄长高明的李世民，铤而走险，杀兄逼父，终成一代圣君。几乎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的瓦岗寨主李密，雄才大略，却终究屈居人下，最后不得善终；同样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渊，于隋末大乱中顺势而起，稳扎稳打，开创了大唐帝国。同样是李唐功臣，裴寂获宠，刘文静被杀，李靖、李世勋甘于沉默。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偶然与悖谬……

第八、九世紀的大唐帝國，內外有藩鎮跋扈和吐蕃、南詔邊患。為解決邊患，調動三千名徐州軍至安南服役三年。但三年的約期沒有兌現，歸鄉之路遙遙無期。其中八百位戍守桂林的家眷獲知消息後，發動請人代寫家書，讓前線的丈夫不要傻等。這八百封信遂促成了士兵殺掉隊長、敵前逃亡、私自返鄉的大規模行動。他們回到徐州後與城內軍眷裡應外合，最後攻陷徐州並叛亂年餘，帝國幾乎束手無策。 這僅是近因，往前追溯，徐州和唐廷過去百餘年來都有深層的不穩定關係，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財稅四大問題，在這百餘年中有四十年成功奪取自治權，七十年不斷抗爭而驅逐和殺害朝廷節度史七次。最後唐帝國要耗費二十幾萬的大軍才能平服這次叛亂，本書即為敘述並剖析這個故事的始末。共分內外兩篇，內篇主要在講不同的政治體制所予准北居民優劣不同的感受，是激起抗爭集體行動淵源所自。外篇著重在講抗爭集體行動背後其經濟的、以及社會的結構因素為何，以及如何匯聚而產生作用。 本書是作者寫唐史前五部曲的第二部，是一部地方史。地方之於中央，只是邊緣，地位不高。但新史學的知識論、歷史操作理念迥然有異於舊史學軌轍甚巨。新、舊史學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舊史學作手永遠向權力靠攏；新史學作手則不然，執意要還活著之時屬弱勢者、屬失敗者以公道，要替這些被消音、抑且面目模糊之輩爭取應有的歷史地位。政治史主要在處理支配與順從的權力關係，但這個關係不只存在大內宮禁、或朝堂之上，也存在在地方，更存在日常生活領域的各種人際關係之中。權力的關係可以說無所不在。這些地方是政治史的不毛之地，值得開發。

这是“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有关唐代金银器 的第一部专著。本书全面收集了地下出土和国内外博物馆、私人收藏 金银器，从考古、历史、美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书中刊布照片百余 帧，并附有400余幅线图。

703:印张：12.25；插页：5；字数：340，000。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本书撰于唐元和年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中唐以前的姓氏族望，保存了一些早已失传的谱系典籍资料，是现存较早、较详赅的古姓谱书籍。此书北宋时开始散佚，清修四库，据《永乐大典》参以诸书校辑而成，清代孙星衍、洪莹，近代罗振玉均有辑校。岑仲勉参藉历代典籍、碑志，旁搜博征，详加考校，著成《元和姓纂四校记》，于伐伪、正本、拾遗、芟误四方面下了大力。现将《元和姓纂》与岑氏四校记汇为一书，并附姓氏、人名索引，以便查阅。

本书揭示汉唐历史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裨于破解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并将国家权力触角有效地延伸至基层。全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长安与洛阳是隋唐时期的东、西两京，其布局之规整、建筑之宏伟，举世闻名。以至日本学者赞之为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本书共分五个部分，主要从城、市、街、坊、官府等方面，对长安与洛阳在隋唐时期的规制进行了比较深入而又广泛的探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学习和研究隋唐历史的必备书目。本书作者杨鸿年老先生毕生致力于隋唐历史的研究数十年，学术功底扎实、深厚，是该领域的专家、权威。

《梅毅话英雄:隋唐英雄志》是一个风云际会的英雄年代。隋末唐初，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短短十几年，为什么会留下那么多英雄传奇？ 这是一群令人钦佩的英雄义士。恩情、友情，勇气、义气，忠心、良心，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人生抉择？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翻开史书，还原历史，复活英雄，英雄的光环下，又会让你触摸到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隋唐战争的宏大画幅中，他们有血有泪，有悲伤有欢乐，有飞扬有落魄；他们短暂而辉煌的人生，真实而丰沛的情感，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谛听和仰视中，深刻感受我们伟大历史中伟大人物诡变无常的命运，深刻体悟那些英雄在困境中的抉择和成长。 当今时代，所有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崇拜，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和重铸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风骨！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内容提要 : 初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作者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理论，通过统计、比较以及详细的个案分析，对从汉末至唐亡的中古社会史进行综合分析。

本书讲诉了隋唐帝国东征朝鲜半岛，整合东亚势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在政治、军事、文化、佛教等多方面对东亚地区的影响，由此延伸出唐代在整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难以逾越的地位，以及对整个东亚史、世界史的巨大作用。

全书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全书体例严整、资料丰富，是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专业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必备之书。

本书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学术性名著是入选本丛书的主要标准。

全书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隋唐五代辉煌的物质文明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全书一方面从总体上概述了隋唐五代的时代特点、人口分布、阶级结构，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层政权和宗族乡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具体而细致地剖析了隋唐五代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社会风俗和精神生活。 书中还附有上百幅精美的图片，有助于读者具体、形象地观照隋唐五代社会生活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