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讲述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们经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迟钝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

陈梦家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浙江上虞人。1932年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青岛大学、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普搜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归国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 陈梦家先生因研究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再由研究古文字而转入研究古史及考古学。在甲骨学、西周铜器断代及简牍研究方面，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

本书在掌握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将考古成果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相结合，先以诸侯国为单位，分述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历史问题，然后分类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制造技术、货币、玺印、简牍、帛书、帛画、文字等，全面勾勒处于巨大变革时期的东周和秦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是一部材料与观点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考古和文化史专著。本书自上世纪80年代首次出版，曾被译为英、日文出版、产生较大影响。新版吸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周与秦代考古方面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战国策笺证》(上下)是战国时期策士及各类人士纵论国事与时势的言论辑录。全书文笔优美，记述生动，反映出战国时期特有的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但是，该书内容庞杂，前后矛盾，难题甚多，前人整理该书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理想的整理本、注释本问世。范祥雍先生花费几十年功夫完成的《战国策笺证》一书，是近年少见的有关《战国策》整理研究的力作。全书以清嘉庆十九年黄丕烈士礼居覆刊宋剡川姚氏本为底本，间用湖北崇文书局翻刻黄本参校，并广罗高诱、姚宏、鲍彪、吴师道等古今中外各家校注，加以甄别考订，指正其缺失、错谬，补充其不足和遗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获之见。

《顾颉刚全集》分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册：分为《古史论文集》、《民俗论文集》、《读书笔记》、《书信集》、《日记》、《宝树园文存》、《清代著述考》、《文库古籍书目》，计2500万字。 各集内容介绍如下： 《日记：附人名索引．全11卷共12册》 顾先生日记始于1913年10月，自1921年起至1980年12月17日（去世前八天），基本不间断。日记不仅是顾先生“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更是近现代学术史、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信集．全５卷共５册》 顾先生交往遍天下，一生留下大量书信，此次所收约一千八百通。其中一部分是原信（包括家书七百余通），另一部分是录副本，还有一些是底稿及为数不多的发表于报刊者。这些书信所反映的不仅是顾先生个人的历史，也是当时学术界、文化界众多学者的历史，更是当时社会、时代的真实反映。 《古史论文集．全12卷共13册》 《古史论文集》是《顾颉刚全集》最为核心的内容。其中卷一至卷四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论述和对于古史传说及夏、商、周至春秋史实的考辨；卷五、卷六为古代民族和疆域的探索；卷七至卷十一为古书真伪、内容和著作时代的考订，其中卷十（上、下）所收的《尚书大诰译证》，是顾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卷十二收入《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国史讲话》、《当代中国史学》、《中国史学入门》四部专书。 《民俗论文集．全2卷共2册》 顾先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众文化积极态度的影响，把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传统的经学、史学置于同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题材。此部分除收入《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三部专书外，还包括有关歌谣、风俗、民间文艺等的序跋与论述、探讨等。 《读书笔记：附篇目分类索引．全16卷共17册》 顾先生治学，勤于作读书笔记，从1914年起至1980年逝世，从未间断。六十余年积累了近二百册笔记，约六百万字。这些笔记是顾先生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涵盖中国古代文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思想各个层面。此次收入《全集》，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两卷：卷十五，顾先生早年北京大学求学时代的笔记；卷十六，《浪口村随笔》、《史林杂识初编》及笔记拾遗。 《宝树园文存．全6卷共6册》 顾先生一生所写文章，除收入《古史论文集》、《民俗论文集》以外者，均收入该部分。宝树园原系顾氏先祖所建花园，先生苏州故居即建于此园旧址，故以名集。其中不免“琐屑之言”，甚至包括一些启事、广告、合同等。依照分类编年的原则，《文存》分为“学术编”、“教育编”、“边疆与民族编”、“文化编”、“政治及其它编”五编。 《清代著述考．全5卷共5册》 此书是顾先生早年为研究清代学术而作，对清代五百多位学者的著述、版本等作了辑录，并附相关的序跋及考证。其中一小部分曾经整理，陆续发表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上。此次收入《全集》，将《清代著述考》原稿全部影印，另将排印的部分附于原稿之末。 《文库古籍书目．全2卷共2册》 《文库古籍书目》著录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颉刚文库内约六千部线装书，著录方式按经、史、子、集四部，外加丛书、新学，共分六大类。并将书中各家题跋汇为“题记编”。末附著者、书名、题记批校者四角号码索引。

这是一部《战国策》的集释。是把自有《战国策》以来，有关这部书的各家注解，各种说明，汇齐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帮助以后研究这部书的同志，在理解本文和深入研究、参考一些必要的材料时，不必东翻西阅，向渺茫的书海中搜寻资料，在阅读上、研究上取得一些方便，减少一些困难。 《战国策》，是战国秦汉之间各个不同作家的作品。开始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这些作品没有被烧掉，后来续有增加，被保存在西汉王朝的皇家书库。司马迁编写《史记》，把它作为战国史料的主要依据。西汉末期，刘向整理书库，把它汇编成书，给它题上一个名字，称为《战国策》。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记载战国秦汉之间，一群谋臣策士针对当时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建议——说辞。这些谋臣策士，绝大部分从统治阶级利益、包括自己个人利益出发，运用机智，展开雄辩，撩掇当时统治阶级之间进行尖锐的鬬争。其中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因素。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都有它一定的价值。

《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是童书业（1908-1968）晚年之作，“为总结本人六十岁以前全部之先秦史考证性研究”,包括《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以《左传》为核心，结合有关典籍及铭文，从考证史料入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春秋史、西周史和上古历史，被顾颉刚誉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

《<诗经>原意研究》是对《诗经》诸篇原意的阐释，自2004年在R本出版后，即为学界所瞩目在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其主干部分三大章。第一章 是对“风”、“雅”、“颂”的解释作者认为，“颂”是“容”、“蹈”的假借字，原意为舞蹈。“雅”是“夏”的假借字，原意为巫师佩戴巨大假面舞蹈。“雅”诗诸篇均为在周天子、诸侯的宗庙社里由巫师舞蹈的，以模仿仪礼为中心的宗教假面歌舞剧诗。“风”是“凡”的假借字，原意为降神、招神。第二章 主要是对“兴”词的解释。作者认为，兴词本来是从神圣的咒谣、咒语发展而成的，其构思根源在于古代仪礼和宗教习俗。这类兴词所歌咏的咒物所具有的咒力或诅咒行为的意义，也就决定了有关诗作的意义和内容。第三章 主要是对部分诗篇的单独阐释。

作者对竹简《五行》篇已有成熟的研究，本讲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竹简《五行》篇作者和时代的考订，及对文本的逐章乃至逐字逐句的疏解；第二部分侧重于义理的阐发，从内在性、超越性和政治解读入手，在竹简《五行》篇作者确定为子思的前提下，将《五行》篇与子思的思想放到先秦的思想史领域予以审视，并与《孟子》、《中庸》进行比较，认为《五行》篇的内在性还未达到《孟子》“性善”的观念，超越性也还未达到《中庸》“天命”的观念，但《五行》篇对“德”的超越性面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肯定，从而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作者并对《五行》篇中的圣智说在子思思想中的意义和地位做了开拓性的探讨。 陈来，著名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春秋史(校订本)》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二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春秋史(校订本)》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春秋史(校订本)》纪年除最重要的大事外，不用公历纪年，这因战国以前的年代颇不易确实考定，不如仍用中国史上的纪年比较稳妥而易查检原书。好在现在年表一类的书很多，较小的事情读者如想知道人们所假定的公历年月，一查便得，《春秋史(校订本)》尽可免注以省麻烦。至于《春秋史(校订本)》中地名重要而大致可以推定的，均注今地于下；其不甚重要和旧说未安的，大致从略。 正文与考证的内容议论亦有许多不同处，这因正文注重普及，凡一家私见而未能成定论的，除必不得已者外，一概不入。至旧说太嫌不安，必须用新假定者，不在此例。考证中新说较多，因为这本是发表个人的见解的。

《战国策》简称《国策》。相传原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等不同名称。西汉时，刘向进行了整理，按战国时期秦、齐、楚、赵等十二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三十三篇，并定名为《战国策》。东漠高诱会为之作注。流传到北宋，正文和注解都有散佚，曾巩作了校补。到了南宋，在会巩校补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新本子： 一种是姚宏的续注本；另一种是的彪的复位次序的新注本。元吴师道在鲍本基础上，又作了补正。 这部书主要记载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它反映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各个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文字生动流畅，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现以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人注文以及清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汇集起来，整理出版。由千鲍本篇章次序和姚本《据刘向本》有所不同，鲍本的篇章编排系打乱刘向校订的旧有章节安排，以王系事，重新编定章次，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并了解姚本和鲍本的原来面目，这次出版，增编了《姚本鲍本篇目分合对照表》和《鲍本<战国策>篇目次序表》，以备查检。

《編戶齊民》雖然是一部學術性的專業著作，但具有更寬廣的關懷，作者想告訴我們史籍上姓名不傳的平民百姓都在寫歷史，他們在歷史發展中占據多麼關鍵的地位，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編戶齊民》既綜結古代社會的轉變痕跡，也嘗試對傳統兩千年政治社會的本質，提出解釋，它是古代社會過渡到傳統社會的轉型史，也是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史。《編戶齊民》雖然利用制度史的材料，探討的卻是社會史的課題。本書從靜態史料看動態歷史，算不算成功呢？且讓讀者來評斷。

《史记•五帝本纪》是我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第一篇，记述了从黄帝至尧舜时期的远古历史。作者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五帝本纪》进行了深度讲解，系统梳理了有关五帝时代及上古史研究的争论与探索，以启发读者对中华文明起源、上古史研究等问题的思考。20年前，作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由此引发的讨论至今不绝。故本书附录收入作者《走出疑古时代》及相关文章。“后记”中，作者推荐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阅读书目。 作者李学勤，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献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等。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春秋史》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三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春秋史》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在这部对西周研究有奠基之功的《西周史》中，作者着重的是，西周从一个蕞小的部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建构了超越国家的封建秩序。作者尽力描述西周在成立国家以后，内部的改变，尤其是提出国家统治机制的发展，以至于职务专业化、逐步形成官僚体制的过程。作者也提出，西周中叶以后，经济力量逐渐发展，呈现了政治力量以外的社会力，例如，裘卫家族如何从皮毛商人，因其财富，一步一步踏入政治上层。在文化发展方面，则着重在西周文化圈的的扩张，甚至超越了政治力量的版图。 本书出版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又有许多新发现，故作者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为本书增补第二版作长跋，描述二十多年来种种考古新发现的大概情形，使得《西周史》的读者，从这些新数据上，可以想象还有多少应当涵盖的问题可以讨论。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的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和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启发，参考布罗代尔长时段（long duree）和华伦斯坦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概念，特提出“夷夏先后说”如下： 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夷属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南亚，部分夏或戎狄属印欧人种，来自中亚。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韩语、日语是典型的混合语：夷语或华澳语是底层，夏言或印欧语是表层。夷夏结合与转换才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东亚文化传统。 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韩、日、匈奴或蒙古亦然。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上的关键。在人类历史上，喧宾夺主的事时有发生，而数典忘祖亦是常事。正本清源，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东亚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对理解东亚民族与文化的形成和东亚历史不无小补。

本书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本书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本书并非一部西周的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期的通史，而是对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性研究。 作者通过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综合运用考古发现、铭文和文献记录，同时联系地表形态的特征，分析和说明了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