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里邦国志》详细记述亚、非、欧三大洲西起法兰西、西班牙，东至中国、新罗、倭国、麻逸、北及罗斯（古俄罗斯），南达印度洋诸岛国的民间风俗、宗教文化、历史遗迹、经济特产及各国之间的路程，描绘出9世纪的国际贸易路线图。它详细介绍了犹太商人、罗斯商人及伊斯兰帝国的穆斯林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中国的诸港口、河流、物产以及海上航程的记述，为研究唐代中外贸易史提供珍贵的资料。

本书是配合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佛教遗址出土壁画艺术展”编辑的一本介绍于阗历史、考古与艺术的导览读物。全书由丝绸之路上的于阗、和田考古简史、克孜尔石窟、于阗故地的诉说、唐代丧葬画像与绘画的关系、“于阗画派”与西域梵像六篇组成。 配有“丝路梵相”展中于阗壁画的精彩图片。

本书充分运用了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从中古时代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及其周边邻近地区所出土的镌刻着异域遗痕的文物中，发掘被岁月湮没的外来文明，唤回消逝的唐韵胡风，不仅展现了6-9世纪以长安为国际大都市所辐射的亚欧区域的文化沧桑，而且挖掘出了“正统史书”上失踪者的另类历史。 全书共分为外来民族、外来文化、外来宗教、外来建筑、外来语言等六个历史环节篇章，并配有大量国宝级文物图片，犹如一部“复活文物，反思文明，保存遗产，昭示未来”的图典，赋予了华夏民族与异域外邦文明交流的新生命。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从交通使聘、文化学术、器物技艺等方面多视角、多侧面地研究了唐代以来各王朝与历史上的西域、伊斯兰地区各民族政权在陆海交通、使聘、语言、音乐、医药、天文、地理、兵器、陶瓷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是一部全面揭示七世纪以来中外政治、文化交流历史的论集。作者征引富赡，论证细腻，对相关前沿研究也多有深刻把握。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本书记录了作者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的考察行程及调查情况。

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中亚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参见：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2/324.html

目錄 一編 庫車阿克蘇烏什之古名 （1） 中國载籍中之梵衍那 （8） 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 （13） 蘇毗 （20） 玄奘沙州伊吾間之行程 （22） 景教碑中敍利亞文之長安洛陽 （34） 支那名稱之起源 （36） 唐元時代中亞及束亞之基督教徒 （49） 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 （71） 諸蕃志譯註正誤 （71） 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 （119） 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 （149） 二編 庫蠻 （1） 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 （46） 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 （48） 漢譯吐蕃名稱 （54） 高麗史中之蒙古語 （57） 南家 （71） 中國载籍中之賓童龍 （74） 南海中之波斯 （79） 葉調斯調與爪哇 （96） 蘇門答剌島名之最古記錄 （105） “瀛涯勝覽”中之麒麟 （110） 真臘風土記補註 （114） 占城史料補遣 （120） 右研究十三篇見於《通报》者三篇，見於《亚洲报》者七篇，見於《远东法国学校校刊》者三篇。其中七篇撰人伯希和，四篇撰人費瑯，一篇撰人戈岱司，一篇撰人鄂盧梭。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馮承鈞識 三編 “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 （1） 荨麻林 （54） 蒙哥 （71） 四天子說 （84） 四編 莎兒合黑塔泥 伯希和 （1） 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 馬司帛洛 （17） 秦漢象郡考 馬司帛洛 （48） 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 馬司帛洛 （54） 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 馬司帛洛 （103） 安南省道沿革表 馮承鈞 （124） 五編 玄奘記傳中之千泉 （5） 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 （7） 梵衍那考補註 （10） 畏吾兒文殘卷中之地名 （14） 突厥語與蒙古語中之驛站 （17） 斡耳朵 （23） 元秘史舊蒙文中之一段訛誤 （24） 評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文 （29） 澳門之起源 （39） 評王國維遺書 （52） 評中國歷史商業地圖 （72） 蒲陶 （82） 押不廬 （84） 中亚史地叢考 （110） 牟子考 （160） 右選考證之文十五篇，並出《通报》，其中十四篇皆屬伯希和教授近年撰作，惟“押不蘆”一篇乃勞費氏遺筆。兩年來命兒輩筆受，現既集而成帙，可續《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諸編之後也。 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九口馮承鈞識

自从罗马的贵族夫人们身穿透明的罗纱，欧洲就开始向往中国了。与遥远的民族，外来的奇事与奇物的交流，从无法进入的地区回来的旅行家们的故事，这一切都激起了传说故事兴旺和繁荣。丝绸之路之所以称之为神话与传奇故事之路，是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伴随货物一同产生的副本，它们输送的是信仰、信仰的载体，稿本著作，地图，艺术品，豪华物品等……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一部大型考古报告，是斯坦因1913年7月至1916年2月，历时2年8个月、行程11 000英里，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这一时空范围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记载了作者所考察的古代遗址、墓地、道路遗迹与所发现的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重要遗址和墓地有麻扎塔格山废堡遗址、尼雅遗址、鄯善“东故城”佛寺遗址、楼兰古城遗址、汉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吐鲁番佛寺遗址和墓地以及从瓦罕经加兰、罗申、舒格楠至达尔瓦孜沿途的古老堡垒遗址，还有锡斯坦的科赫依瓦贾圣山上的萨珊遗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遗址等。关于古代道路的考察，发现颇多，如穿过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喀拉塔仁什河首次探察的古道、从罗布泊到疏勒河的重要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古代文献所载之“北道”及其绿洲、从喀什穿越俄属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所路经的古代丝路等。在上述古代遗址附近和道路沿线发现了大量重要文物，如藏文文书、卢文木简、佛寺壁画、丝绸、汉文木简和佛教经卷，党项文、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等。古代墓地出土的遗物，主要有萨珊时期、伊斯兰时期的文物，以及史前时期的石器和彩陶，还有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400多个古人骨骼标本等。这些考古遗迹、遗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成为研究新疆、中亚考古与历史，探索古代丝绸之路的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20世纪许多与此相关的“新学问”的建立，无不与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有着直接关系。 本书作为一部大型考古学专著，除了以上所说的重要学术意义之外，它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对这一地区的古代遗址和遗物考察及研究中，始终以古代道路遗迹探索为“纲”。如果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光耀寰宇的历史“项链”，那么这条古代欧亚大通道上众多的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则颇似这条“项链”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是“丝绸之路”孕育出这些历史的“珍珠”。没有古代道路，这些历史的“珍珠”和这条历史“项链”也就不复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始终以探索古代道路为“纲”。 第二，“亚洲腹地”的古今变化，使作者在考古调查中特别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斯坦因以其渊博的知识，探索并记述了古代河流的变迁、绿洲与沙漠间的环境变化，以这样的视角所进行的科学考察，无疑对揭示古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当前人们进一步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三，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研究人类历史，古代遗存涵盖面相当广泛，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人类一切科学知识。因此，一部好的考古学著作必须是多学科的结合。80多年前编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一书时，斯坦因邀集了当时相关知识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如他曾邀请乔伊斯(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副主席)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索罗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进行岩石和沙子的分析研究、史密斯(大英博物馆副馆长)进行石器研究等。对这里出土古代文物中所发现的涉及汉文、梵文、和田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突厥文等资料，斯坦因邀请了当时这些领域最著名的学者马伯乐、西尔文·列维、勒柯克、弗兰克、W L 兰茨、威尔海姆·汤姆森、F W 托马斯教授等进行了整理、翻译和研究。《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由于多学科学者的良好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水平，而且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与《西域考古图记》一样，这里的考古资料是迄今研究新疆考古与历史最为宝贵的资料，斯坦因以此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也是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至今仍具有学科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意义。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历史显示：新疆自汉代以来已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新疆地区的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现在的新疆地区，汉唐以来至今2000年间，汉族持续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一直起着政治主导作用。这些对我们正确地认识新疆历史，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所反映的新疆古代历史说明，新疆各族人民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与祖国共兴衰，汉唐时期是华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古资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历史处于其鼎盛时期。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祖国将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共创新的盛世。汉唐时代中华民族的新疆地区开发历史，为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支持。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从科学的视角向人们表明，新疆的开发要注意处理好“人”、“地”关系。人类的活动不能忽视与自然协调，自然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量的，本书所揭示出的这些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或教训，都将是我们当今建设新疆、开发西部地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虽然有重大科学价值，但作者于20世纪初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探险”活动，无疑是属于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此书现在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当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们所不愿看到的。　　“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459页。。这大概就是历史魅力!今天我们组织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也正是基于它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该书原是为一本地图写的序言和说明。其内容是先综述当时所知的全世界的地域划分、海洋、岛屿、山脉、河流与沙漠。没有包括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然后将世界按国家与地域分别叙述。每叙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先交代其边境四至及概况，然后介绍其城镇、省、区的地理、民族、物产、景物、风俗习惯等。 该书不但集中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地理学的成就，而且比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地理著作更为详细地谈到突厥人的领地，并概括介绍了中亚的非穆斯林地区。写作年代与中国宋朝王延德出使高昌同时，因此可将它与当时的汉文史料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唐宋之际中亚的民族、历史状况。

佉卢文书在我国境内的出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古代印欧语诸族的迁徙和分布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说明古代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的社会生活实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书以佉卢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文书的年代、形式和内容重新做出细致的分类，找出其间的联系，与不同地点出土文书进行比较，从而勾勒出尼雅绿洲的社会生活实况，包括政治和法律体制、赋税、账籍、契约、宗教、历法、家庭和婚姻，乃至度量衡之类。本书把考古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材料丰富，推理严谨，不失为尼雅佉卢文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无西域，不成国史，一部中国人在西域的千年历程史。建元三年张骞辞别汉武帝，率领使团由长安西去。一去就是十三年，汉武帝已经等不及了。河套之战拔除了汉朝首都的在喉之刺，同时也揭开了汉匈决战的序幕。接着朔方之战，卫青带领汉军大范围迂回，重创匈奴右贤王部。而天才军事家霍去病的出现搅得大漠四处不得安宁，匈奴渐趋分离。接下来漠北大战双方摆出大决战的架势，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此时和亲又提上议事日程。西域的良马，汉家的公主、铁器在大漠的古道上络绎不绝。宫廷的斗争只是暂时代替了军团的战争，待斡旋不成，新一轮的厮杀又使得大漠尘沙四起。 围绕对西域的控制问题，汉匈使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继而便是武装冲突。西域诸国更是左右逢源，在夹缝中谋求发展。西域的国王、汉代的外交官、匈奴的单于三方分分合合，纵横捭阖，共同演绎了一幅绚丽的文明与冲突的画面。

《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中路易·巴赞先生以历史语言学为出发点。广泛涉及了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民族古文字学、民俗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星相学、人类学、民族学、动植物学等诸多领域。在时间方面，他从公元5世纪—6世纪一直讲到18世纪—19世纪，涉过了13个—14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在空间方面，他从漠北蒙古地区的突厥人，经中亚突厥语诸民族，一直讲到巴尔干的吉不里阿耳人，横跨欧亚两大洲；在民族方面，他讲到了汉族人、突厥各部、波斯人、回鹘人、蒙古人、不里阿耳人、库蛮人和土库曼等几十个民族；在语言学方面，他讲到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斯拉夫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的诸多语言以及当今的主要东西方语言。《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是出自大学者手笔的高水平学术专著，填补了中国突厥语言历史学的空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将有所裨益。

吐火罗语的发现和研究是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事。由于我国缺乏研究古代印欧语的学术传统，所以尽管吐火罗语的材料对中国民族史、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尚不具备进入这个领域的条件；直到季羡林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留德期间致力于此，经数十年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吐火罗语的定名涉及到一系列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我国史学家亦多注意及此，取得不少成绩。但对于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原始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徒问题，国内却一直没有人进行系统研究。本书作者关注“吐火罗问题”近40年，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新疆考古的新发现中得到启发，逐步认识到新疆出土的具有白种人特征的古尸和人骨所代表的的该地区古代居民，应与吐火罗人有某种渊源关系。虽然近世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年代相对较晚，但吐火罗语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它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欧亚大陆的各支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发生了接触。中国古代史籍所载的“月氏”，可能亦与吐火罗人有关。吐火罗人的史前时期已到达南西伯利亚，其物质文化遗存是为阿凡纳羡沃文化；进入后世，其分布范围愈益广泛，从黄河流域至中亚、南亚，皆可见斯踪迹。作者认为：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说研究现在正帮助我们建立关于人类过去的一个较完整的三维图像，所以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最终揭开吐火罗问题这个千古疑谜的谜底。书的最后附有相关文献目录，可供参考。本书与国内已出版的关于吐火罗问题的著译不同，是以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以至印欧人的起源及迁徙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并且尽可能吸取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考古学、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新成果，体现了在学术前沿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特点。

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寻找楼兰王国(插图本)》用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展示了楼兰古国昔日的辉煌与灿烂的文化。楼兰是汉代西域36国之一，公元5世纪灭于北方游牧人。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罗布荒漠，意外发现佛寺废墟，随后又发现楼兰古城，从中发掘出大批魏晋木简残纸、犍陀罗佛教艺术品。此后，楼兰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古城，成了中亚考古圣地。英国、美国、日本的考古队和探险家相继来楼兰访古寻宝，楼兰古物由此流散世界各地。随着研究的深入，楼兰古文明的历史疑雾被逐渐揭开。原来，楼兰人是漂泊东方的一支印欧人古部落。楼兰一带保存了中国境内最早的佛教遗迹和最早的西域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