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ublisher, Prentice-Hall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This volume explores the logic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inquiry rather than its substantive results.

《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是讨论技术与政治的一本经典之作。在书中，温纳探讨了技术在现代社会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技术不仅仅参与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形态，同时也内在地塑造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温纳吸取了马克思、芒福德、艾吕尔、马尔库塞、阿伦特等思想家关于技术与工业的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技术系统如此巨大和复杂，与政治和人性紧密交织在一起，我们不仅利用技术实现我们的想象和欲求，同时技术也塑造和限定着我们会产生何种想象和欲求。

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译著《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思想家的科学神话曝光》，是继《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后，西方科学卫士反击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又一本力作。 反科学思潮 当代科学保卫战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中，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一词逐渐被后“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所取代，表明了科学的内史研究正在逐渐转向外史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词，其基本的内容是指从不同的社会维度去研究科学，它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TS、女性主义科学观、后殖民主义科学观等。然而，其中许多主流研究已经走向极端，表现(1)极端的相对主义；(2)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因此，科学家称这类研究为“后现代科学研究”或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其特征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这种敌意并不是表现在滥用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政治外部环境上，而是表现为对科学内容和和方法，对科学理性，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的肆意攻击中，最后导致对科学、理性与人类文明的全面攻击，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脱离经验检验的诡辩，强调科学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同的语言游戏。这种批判并被提高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建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误导；把科学看作是男权至上主义的统治，控制与权威化自己权力的工具；把科学看为是导致一切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意识形态；把科学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与殖民统治的先锋队。总之，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科学思潮打着“学界左派”(“The Academic Left”)面貌来出现，其目的是要制造一种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科学。从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反对蒙昧主义，信仰理性思想和客观实在的分析(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相信这两者是反对由强权所提倡钓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然而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性主义的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走向了反科学阵营。 科学保卫战 1994年，美国维吉利亚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格罗斯与罗格斯大学的数学家莱维特发表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拉开了科学家的科学的保卫战序幕，开始反击所谓的学界左派。学界左派从内涵上来看，“是专门设计来指坚持对科学，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概念基础的误解，并把这种误解已经扩展到对科学的政治进步批判的学派。 　学界左派仿佛表达出一种对文艺复兴的最有力的遗产的敌意，他们谴责科学为反动的蒙昧主义，斥科学为当前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器，所有这一切正是他们想要推翻的和蔑视的。”从外延上来看，在格罗斯与莱维特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中，把学界左派看成主要是由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组成。这些是从来没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学者，现在却企图涉猎科学领域。它们包括：(1)“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2)法国后现代主义者；(3)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4)激进生态主义对科学与技术的强烈排斥立场；(5)新世纪的创世论；(6)后殖民主义的科学观。 　随后，格罗斯、莱维特与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这是1995年美国纽约世界科学家大会的论文集。此次全球科学家大会不是讨论科学问题，而是一场专门组织的批判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声讨大会，为此，这次会议被名命为“飞离科学与理性”。与会的科学家表明他们对当前的建构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泛滥而感到愤怒，文化左派对科学的“敌意”的真实危险并不仅在科学自身，而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他们认为反科学现象基本上是都是非理性，放弃科学与理性将具有社会性的灾难。 学界懒汉 后现代“科学研究”的另一特征是对科学的论述常常带有相当含糊性(甚至于误解)，对科学工作的具体结论，采用隐喻和修饰的手法，引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术语、玩弄语言游戏、其中充满着对科学知识的误解。这种失误表现在许多著名学者，如后现代大师德里达、拉康、利奥塔、“科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如拉脱尔、柯林斯等身上。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科学家的正当愤怒，由此引发了格罗斯、如1996年，美国著名的文化左派杂志《社会文本》的副主编安德鲁·罗斯组织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专刊，以反击《高级迷信》一书给后现代主义者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美国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一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诈文，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科学家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值得注意的是，索卡尔读了《高级迷信》后，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写下这篇诈文，其目的是检验那些科学的文化批评者的编辑们是否真正地懂得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结果是，编辑们没有经受住检验，使“后现代科学研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揭露与批判 在《沙滩上的房子》一书中，除了科学家揭露后现代主义的“时髦的胡说”(如后现代大师的科学“名言”：数学常量п与光速c变成了变量、集合论中的选择与等价公理具有支持“堕胎运动”的女权主义的政治意义，等等)外，具有不同背景的作者对“后现代科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更为深入的批判。这反映出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上升到较为严肃的理论分析层次。 　物理学家弗兰克林分析韦伯的引力波探测工作与弱电相互作用的温伯格—萨拉姆模型，表明科学家放弃或接受某种科学模型，是基于客观实验等认识论证据，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成果是科学家的政治利益，或谈判技巧的修饰学的产物。皮林克分析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夏平与谢佛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生活》，从历史的事实出发，表明霍布斯与波义耳无论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或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像这两位作者所表明的那样极端对立。社会学家雅各布分析了夏平与谢佛，还有拉脱尔对17世纪英国历史进行的认识相对主义的歪曲。 　本书还包含着数篇反击女性主义的论文，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和性别研究小组进行了“被动的卵子和勇猛的精子”的生物学“案例”分析，这种分析现在已经在《新闻周刊》上被作为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着科学内容的范例来发表。而生物学家格罗斯指出，这是一种“神话”，与生物学的基本常识根本不符。历史学家纽曼分析了女性主义所崇拜的炼金术式的自然观，指出这种自然观在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上，比机械论更为残忍。在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克瑞杰指出了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许多荒诞后果。 　最值得注意的是兰达对后殖民主义的分析。她指出：在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现代性的诋毁中，伴随着对“地域性知识”的毫无批判性的鼓吹，已经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创造出了一个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与反科学思潮泛滥的温床。否认迷信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的界线，必然会导致迷信、神话与意识形态披上科学的外衣。所有这些对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将具有灾难性威胁。 作者简介：诺里塔·克瑞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科学哲学与历史教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研究方面，她主编了Nature and Causes of Homosexuality:A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Inquiry与Daphne Patai合著了Professing Feminism:Cau-tionary Tales from the Strange World of Women's Studies。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是“绿色经典文库”的一种。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其中许多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震动，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有些甚至被誉为“绿色圣经”。

目录 第1章 近代西方科学的出现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之滥觞 1.1西方宗教、哲学与科学 1.2从笛卡儿到牛顿 1.3德国科学哲学的先驱——弗雷斯 1.4约翰·弥尔的科学哲学思想 1.5惠威尔的科学哲学思想 1.6科学发现理论的先驱 1.7“回到康德去”的科学家与科学哲学家 1.8从神学、哲学到科学——一个案例分析 1.9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源流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2章 经典科学的危机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起 2.1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 2.2世纪之交科学哲学的萌芽与科学革命 2.3新康德主义的数学家——“严格的必然是简单的” 2.4科学解释学的先驱——赫兹 2.5经验批判主义 2.6爱因斯坦——真正的科学哲学家 2.7彭加勒的科学哲学——约定主义 2.8挑战马赫——哲学与宗教 2.9“互补”、“对应”的哲学 2.10海森堡的哲学变革 2.11信仰吠檀多的物理学家 2.12假说与词典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3章 西方科学史研究的现代传统 3.1杜昂——科学史研究的真正开山大师 3.2被忽视了的科学现象史家——恩格斯 3.3没有教席的法国科学史家——梅耶森 3.4新康德主义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 3.5现象学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人 3.6“思维集体”的“思维样式” 3.7英美科学史学科和研究的奠基人——萨顿 3.8断裂、辩证与诗意的科学史观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4章 19世纪以来数理逻辑的发展 4.1逻辑实证主义之滥觞 4.2代数形式的“思维法则” 4.3哲学的形式主义再造运动 4.4“过程”、“有机”与“捉住”的科学哲学 4.5分析科学哲学的开端——罗素与摩尔的分手 4.6逻辑原子主义的存在论 4.7维也纳学派的浮现及石里克的精神方向 4.8逻辑实证主义与美国现代哲学的合流 4.9从卡尔纳普到克拉夫特 4.10维也纳学派的国际化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5章 结构主义思潮与结构、系统的科学哲学 5.1黑格尔的系统思想 5.2整体主义的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 5.3来自生命研究的科学哲学——一般系统论 5.4科学哲学的微观认识论 5.5希腊酒神精神的造物——控制论 5.6“相变”与“协同”的系统理论 5.7远离平衡态的系统——耗散结构 5.8美国的结构主义——中流论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6章 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与整体主义的出现 6.1反归纳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 6.2不完全性定理中的柏拉图主义者——哥德尔 6.3结束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经验主义 6.4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开端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7章 实用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与游戏理论 7.1科学时代的美国哲学——实用主义 7.2“我们永远不能与我们自己分开” 7.3“游戏”与“家族相似”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8章 历史学派的挑战与科学历史的结构 8.1关于科学认识的现象学 8.2 区域科学认识论的先驱——挑战“常态”的冈圭朗 8.3“意会的知识”与“个体的知识” 8.4“理论负荷”与观察渗透理论 8.5科学概念的进化论 8.6戏剧性的科学哲学——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 8.7造反的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8.8宗教、类比、模型和隐喻的科学哲学 8.9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8.10从“总蓝图”到“概念框架” 8.11对历史学派的沉思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9章 伊利诺依的方向 9.1历史认识论 9.2“信息域”理论 9.3“科学研究传统” 9.4多变的科学哲学家 9.5科学构造的“思像” 9.6“科学发现的逻辑”——内华达科学哲学会议 9.7科学实在论抬头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10章 走向多元的西方科学哲学 10.1“别了，理性” 10.2直觉与科学 10.3“三个世界”理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10.4突变的偶然性——莫诺的哲学思想 10.5《哥本哈根》的警钟 10.6挑战“创造性”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全书参考文献 附录 科学哲学之各种不同的研究厄尔南·麦克马林 后记

《实在的张力》主要讲述了：历史上伟大的物理学成就似乎同时总与形而上学有耐人深思的杂糅。从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直到爱因斯坦、玻尔和泡利。爱因斯坦和玻尔以及泡利等量子力学家之间的EPR争论不仅是20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论战，而且还被认为超出了物理学甚至科学的边界，成了哲学层面的分歧和对抗。 但作者通过精细的文本阅读指出，对这一争论的形而上解读是有重大偏差的，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外在世界是否存在，或者我们能否认识外部世界等古老的哲学问题，而只是关于特定理论实体的实在性以及特定理论解释是否成立等具体问题。 通过这一梳理，我们会发现科学家对科学复杂而微妙的理解，他们感受到的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在特定研究与普遍诉求之间的张力，这远比给他们简单地贴上“实在论者”、 “反实在论者”、“自然神论者”等标签更有趣。

本书内容包括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发展、基本论题和相关论题四大部分，大体上囊括了广义和狭义两种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当然，本书仍以狭义的科学哲学为主，在这方面参照了国外高校的同类教科书或读物，注意吸收他人长处。 本书可供国内高校作为教学用书。另外，本书在写法上既照顾到专业水平，又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尽可能做到通俗化，尤其是在文理沟通方面作了一定的尝试和探索。

如果计算机真正消除了文书工作，那么办公室的垃圾箱为什么老是装得满满的？为何银行自动兑款机前的队伍经常比出纳员窗口的队伍长？凡是思索过这些问题的人，都可在本书中找到答案。作者对最值得人们夸耀的技术的令人沮丧的“报复效应”，作了富有洞察力、发人深思、妙趣横生的探究。 从使美式橄榄球比英式橄榄球更危险的衬垫，到迫使吸烟者吸得更多的“低焦油”香烟，从造成新的抗药菌系的抗生素，到需要更快的信息处理机和更多的辅助工作人员的计算机软件，爱德华·特纳几乎提供了一切技术革新的意外后果，并告诉人们如何在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世界里生存。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全书循着科技不断向外扩散所激起的思考渐次展开，对学科定位问题、现代科学技术观问题、自然观的变革问题、生态价值观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科技时代的伦理建构问题、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问题、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与理论建构问题、数学方法与系统科学方法问题、技术和工程的概念基础问题、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问题、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变革问题、科技运行的社会支撑问题、科技与文化的整合问题等，都进行了有创意的论述。

《科学与文化》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讨论自治(autonomy)、宽容(tolerance)、理性(reason)、哲学(philosophy)和责任(responsihility)问题。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当代民主哲学议程上最重要的主题。从简单的意义上看，它们都持批判理性主义的观念。将理性等同于确定性毫无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致力于限制科学主义，但又不质问它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否具有合法性，因为这种追求是对自治和责任的逃避。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当人们说，他们之所以不能作出决定是因为不具备充足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事实和理性的规则为他们作出决定。然而，决断需要深思熟虑，而可能影响我们深思熟虑的信息正是作出负责任的决断的必要手段。有些哲学家主张非理性主义，诉诸本能情感以反对思考；有些哲学家宣扬相对主义，诉诸确定的规范以反对思考；还有些哲学家倡导科学主义，诉诸科学权威以反对思考。他们都在逃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应当尽可能负责任地和尽可能合理地作出决定，然后才能期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有两种不同的错误哲学使科学脱离于一般的文化和特殊的传统，即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且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从而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它看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并非如此。 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因此其实质是一种独裁。正如自治是合理性的本质，而合理性是研究的本质、研究是科学的本质一样，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它将科学看作既定的事物，而非不断成长的事业。) 相对主义持有科学主义的全部缺点，却不具备科学主义的全部优点。而且，相对主义把科学主义的允诺限定于科学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发挥地方性效用。相对主义看似从地方性角度支持科学，但其目的在于支持众多文化对科学的无知，包括部分对科学罕有了解的研究院对科学的无知。相对主义者夸耀他们通晓众多不同文化，实质上他们炫耀的是对科学的一无所知。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者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似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成为不受限制的地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传统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科学是最富合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系统地理解事物，并且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忍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它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值得人们对之进行特别研究。 科学在今天赋予其从业者和合作伙伴以很高的社会地位，其中一些人试图扮演科学利益的捍卫者，常常希望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倡导科学主义。然而，去攻击这些捍卫者是没有用的。他们的敌意映照了相对主义者的敌意，而后者往往不了解科学。无论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忽视了科学的文化价值，他们共同的一个粗劣看法是，科学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但是，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大众科学和技术、科学史和技术史、应用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都打破了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而非理性主义却反对这种强制，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在重要方面如此。然而，他们都错了：大脑是一个强大的器官，运用大脑不需要理由、强制和外部的限制。我们可以像运用其他任何器官一样来运用大脑而不会产生什么严重问题。

简介：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相媲美的价值。它所播下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本书可能是最具持久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刘易斯·科塞 导读： 一九六八年版导言 刘易斯·Ａ．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之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评论》杂志。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亲密合作。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过余生（（有关传说材料与参考书目主要取材于海伦娜·Ｚ．洛帕塔（ＨｅｌｅｎａＺ． Ｌｏｐａｔａ）教授——她是兹纳涅茨基的女儿——为她父亲的遗著《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５）所作的序言。））。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一九○九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Ｗ．Ｉ．托马斯。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出版了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Ｗ．Ｉ．托马斯和Ｆ．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Ｔｈｅ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５ Ｖｏｌ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ａｄｇｅｒ，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即使在美国，这也是第一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４．））、《社会行动》（（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６．））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在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上尤其令人惊讶。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ＲａｌｐｈＬｉｎｔｏｎ）最早于一九三六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Ｒ．林顿：《人的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ｏｆｔｓ，１９３６）。））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 （（《社会行动》（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第１１页。））Ｗ）〗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社会行动的结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第一版，１９３６年。））得出类似结论之前几乎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作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Ｄｉｌｔｈｅｙ）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传统。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和库利（Ｃｏｏｌｅｙ）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二十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早期马克思和杜尔凯姆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对知识社会学史所作的更全面介绍，请参见Ｌ．Ａ．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科塞与伯纳德·罗森伯格（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著的《社会学理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５７）；和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杜尔凯姆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Ｋｅｒｒ， １９０４），第１１—１２页。）），马克思提出了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最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事实倒是，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相反，他认为，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不可能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的思想产物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舍勒认为以前的理论建立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也反对这么做，他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杜尔凯姆，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杜尔凯姆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尽管如此，必须认为，杜尔凯姆的著作是此领域中最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作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杜尔凯姆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成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杜尔凯姆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的不变的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杜尔凯姆断言，社会通过形成逻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分类。第一个逻辑类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让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杜尔凯姆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三十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４页。））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论，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属于社会学领域。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正如古代克利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利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之陈述的真理价值。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能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１９３６），第４页。））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杜尔凯姆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杜尔凯姆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果的开创性研究。而特别想从社会组织的特征中导出象征思想的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象征思考的能力当作所有人类存在物的根本潜能，象征思想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兹纳涅茨基决心为自己强加一个严格的自我否定规范：他准备避开一切涉及认识论问题的引诱。他希望进行严格科学的、实实在在的探究。为了与他的早期方法论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张自己的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上有效的。他相信，研究或否定这些主张的真理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事。“社会学家必须遵守那些个体或群体为他们所共享的知识所制定的有效性标准”。（（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５页。））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义”而是主体的“情境定义”赋予研究以活力。无论知识系统被判定为真或假、有效或无效，都与社会学家无关，社会学家只须满足于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兹纳涅茨基雄辩地总结为：“当社会学家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时，他必须同意，对于他们公认为有效的知识，他们才是他唯一必须考虑的权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反对他们的权威：他受绝对朴素这一方法论规则的约束。当他涉及他们接受并运用的知识系统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理论有效性标准”。（（同上，第６页。）） 兹纳涅茨基不仅拒斥所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还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纳·斯塔克（Ｗｅｒｎｅｒ Ｓｔａｒｋ）所谓的微观知识社会学（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斯塔克：《知识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５８）。））。也就是说，他不去亲自关心“社会总体知识气氛”或“社会系统的总体历史运动”。（（同上，第３０页。））他更为谦逊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的中心工具是“社会圈子”（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概念，所谓“社会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对其发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兹纳涅茨基指出，至少在异质社会（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特定的社会圈子给予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收益，并帮助已将听众的规范性期待内化在心中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社会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子将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权利和免疫性。知识人预见公众的要求，倾向于从这些现实的怀有期望的公众角度去划定材料与问题。于是，可以依据公众，以及依据社会关系网络所期待的绩效，对思想家进行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分类。在这些角色中，他区分为技术顾问（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ｓ）；圣哲（Ｓａｇｅｓ），即那些为群体之集体目标提供意识形态评判的人；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Ｔｒｕｔｈ）到“知识传播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从“组织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ｒｓ）、贡献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到“真理战士”（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ｅｒｓ）或问题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这决不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分类演练。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于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因此，社会圈子不会期望技术领导者去寻求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可能会使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动之正确性所持有的信念产生动摇。体制期待技术领导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相比之下，知识创造者会由于他发现了新事实而获奖赏。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社会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类型的知识绩效。 兹纳涅茨基这本书为研究对新奇观念的接受与拒斥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默顿就在一篇评论中肯定了这一点。它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于采取某种态度对待经验材料施加压力的方式”。（（《美国社会学评论》，第６期（１９４１），第１１１—１１５页。转载于科塞和罗森伯格的《社会学理论》，第３５１—３５５页。这里引文取自第３５３页。））比如圣哲，现存秩序的变革者或辩护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寻求可能动摇现存秩序的新事实。另一方面，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这取决于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最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统完善起来，学派的知识承诺就阻止对新奇的发现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同上，第３５３—３５４页。））因此，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ｎｅｏｐｈｏｂｉａ）的结构性来源，兹纳涅茨基允许我们较大地偏离那样一种全盘主张，即主张所有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认创新。附带提一下，如果兹纳涅茨基在今天写成此书（在过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会发现这对于研究嗜新病（ｎｅｏｐｈｉｌｉａ，即片面强调新颖）的互补结构条件同样也是有益的。在某些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他们的公众要求他们不停寻求新的刺激物，以复兴已经疲惫不堪的智力或美学上的嗜好。 兹纳涅茨基不满足于仅仅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他还为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化和取代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学派，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将其成员与竞争对手学派隔离开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一个神学学派失去垄断地位而被迫与其他学派竞争时，它不再依靠未经检验的信仰而是必须发展出合理的劝说模式。相互冲突的信仰系统发出的挑战，对于神学知识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过程作出了贡献，原先由神学学者所占据的领域，逐渐地为世俗学者所接替。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经指出，观念冲突不是灾难，而是一个机会。兹纳涅茨基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观念的冲突为以知识探索者的开放宇宙取代圣哲之封闭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这几个例子说明，兹纳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创造性地使用于知识生活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之中，这足以使本书的读者思考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值得按兹纳涅茨基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这的确是对他的最高奖励；他为未来之完满的知识人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提供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利用兹纳涅茨基某些范畴的尝试，见Ｌ．Ａ．科塞：《理念的人：社会学家的观点》（Ｍｅｎｏｆ Ｉｄｅａｓ：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兹纳涅茨基异常谦虚，他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

最近，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人物简介中，詹姆斯·格兰茨（James Glanz）评介说：“物理学正朝着‘终极理论’迈进，史蒂文·温柏格也是许是世界上提出这一观点的最有权威的人。所谓‘终极理论’，就是对自然界的粒子和作用力的一种完美的解释，将永远作为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温柏格还是一位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其散文能给人以启发和激励……最近他获得了刘易斯·托马斯奖（Lewis Thomas Award），这是用来奖励最佳地体现出了‘诗人科学家’这样的研究人员的。”理论物理学和对文学、哲学、历史以及科学政策的更深刻的理解是温柏格的主要兴趣所在，本书从杰出的科学家和富有挑战性的作家这两个方面将温柏格全面地展现出来。 这些文章的创作历时15年，其中每一篇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强调必须正视自然规律是客观的发现，并强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是处于某种独特的地位。为了捍卫科学精神、反击其文化敌手，这些文章表达了还原论著、实在论者和虔诚的非宗教论者的观点。每篇文章的前面都新加了引言来介绍该文的来龙去脉，必要之处还加上了最新的进展。总之，这些文章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无比的乐趣，让大家来体验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最强劲的一类科学头脑那种非凡的辨别力、理解力和洞察力。

基因改良食品是公众关注的世界性话题。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基因的危机和恐惧占据了媒体、政治和伦理的中央舞台。恐慌上升的原因是明显的。基因食品搞乱了自然区化的纯洁性。把钱的基因连接在番茄的基因上违反了物种间的界限。并且这将是向着生产杂种的弗兰肯斯坦怪物的人类优生学工程前进的致命的一步。 堂娜•哈拉维，科学学领域的一位领袖式的国际权威和激进的赛博格宣言的作者，对这场从保鲜番茄到被编制了癌症程序的实验室老鼠——致癌鼠的基因争论进行了剖析。她提出了一些困难的问题，带领我们超越狂热和抗议的僵硬态度，进入赛博格——拼接在一起的消除了人和非人先在范畴的新存在——的模糊的和不安定的领地。乔治•迈尔逊带我们走上了范围广泛的论战之旅，从绿色和平组织和孟山都公司到遗传学、超级资本主义、万维网和21世纪女性男人的黎明。

如美国著名中世纪历史学家哈斯金斯所说，“中世纪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和落后，文艺复兴也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光明和突然”。中国对西方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一直很薄弱，对中世纪科学史的研究更是基本处于空白。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西方中世纪物理学史的专著。它基于原始文献和此前科学史家的研究成就，以问题为线索，以语境主义的眼光，比较完整而系统地讨论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家的运动学成果及其背景，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线阅读本书 One of Karl Popper's most wide-ranging and popular works, it provides the clearest stat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idea that guided his work: that our knowledge grows by an unending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