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著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路来的批判性断代文学史著作，为20世纪80年代起女作家和女性作品研究的爆炸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作者提到近200名当时湮没无闻或不入文学史的女作家；除了公认的文学大家勃朗特、爱略特和伍尔夫仍得到极为详尽的分析之外，《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中还以相当的篇幅叙述和评论了19世纪的盖斯凯尔、克雷克、朱斯伯里、林顿、奥利芬特、布雷登、布劳顿、伍德、休厄尔、扬、罗宾斯、格兰德、施赖纳、埃杰顿、沃德及20世纪的曼斯菲尔德、理查森、莱辛、德拉布尔、拜厄特和卡特等二三十位女作家的创作。1999年的增补版在原书的前后各增加一章，回首20年问女性文学批评领域的巨大变化，回应对此书的各种批评，并把论述的下线拉到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

在奥兹看来，故事的开头是应该细读的，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契约。在《故事开始了》一书中，奥兹精选了十部小说，从冯塔纳到阿格农再到果戈里，然后是卡夫卡、契诃夫、卡佛、马尔克斯……如何阅读他们故事的开头，如何辨析它和通篇的联系、作者怎样兑现他和读者之间的约定，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奥兹的条分缕析下顿显游戏般的乐趣。《故事开始了》是奥兹在世界各地的各类中学、大学乃至于博物馆所做演讲的系列讲稿，不单单是写给作家，也是写给学生，写给读者，以及所有热爱文学的人。

几千年以来，西方称它为上帝；法国大革命之后，“绝对”以“民族”的形式，然后以“阶级”或“种族”的形式被带到尘世。今天，在这些宗教和政治的形式中仍然不想放弃“绝对”的人还有很多。 近代三位伟大的诗人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把“绝对”置于他们人生的中心。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创作出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他们更要以他们本身的生命去达至唯美和完美。然而，这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为什么呢？ 托多罗夫通过阅读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生前和友人的通信，梳理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寻“绝对”的生命轨迹，对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提出深刻的质询。三位诗人力图达到无限与崇高，他们的道路各不相同，却都以悲剧告终：王尔德堕落，里尔克抑郁，茨维塔耶娃自杀。他们的绝对追求成就了深刻完美的作品，但他们具体有限的人生却充满辛酸与不幸。托多罗夫在力求理解诗人命运、为我们全面展现他们形象的同时，也对生活的艺术作了一番思索。作者试图激发我们去思考：在有限的、相对的世界里，一个美丽又感觉丰富的生命其意义何在？

《写作的零度》(罗兰·巴尔特文集)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写作的零度》相当于一份早期结构主义文学宣言，针对萨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提出了摆脱激进文学倾向的中性文学观，对法国存在主义和左翼文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显著影响了其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新文学批评论文集》包含了作者对若干法国文学经典作品所作的细腻分析，被视为结构主义文学篇章分析的典范。《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为作者就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典礼上的演讲词，相当于作者晚期文学思想的另一份宜言书。

本书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诗人对诗人的影响。作者认为经典树立起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尼采的超人意志论和保罗·德·曼的文本误读说，作者阐发了传统影响的焦虑感，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诗的误读”理论——“逆反批评”。本书1973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引起欧美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有西方学者评价认为，布鲁姆用“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作为一位大师级的导师、批评家和小说家，纳博科夫在对这部西班牙经典名著作了逐章概要讲解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极为严谨的讲稿，充分展示了他对《堂吉诃德》的一系列洞见。一般认为《堂吉诃德》是一部温和的讽刺作品，但纳博科夫认为这种解释纯属陈词滥调，他将《堂吉诃德》视作这样一部作品：描述那位著名的骨瘦如柴的骑士经历一系列残酷事件，却仍葆有荣誉和天真。如同《文学讲稿》和《俄罗斯文学讲稿》，本书让读者跟随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真正富原创力的文学思考者聚焦于西方文学名著的目光，经历一场对经典文本颠覆性解读的冒险。 对幻想主题的精心阐述，多么有力，富有批评性和戏剧性。它是想象力反观自身的洞见。 ——V.S.Pritchet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这些充满奇妙活力的、特别古怪而可疑的讨论……将引领更多的读者回到《堂吉诃德》。 ——Ronald De Feo，The Nation

在大陆，王小波、苏童、阿城、止庵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台湾，朱天文，唐诺是卡尔维诺不余遗力的传播者 在香港，梁文道说他一直在准备谈卡尔维诺，可是一直没准备好 权威版本，全面修订2006年单行本译本，并增补卡尔维诺各作品自序、后记、注释等重要资料 知名设计师全新装帧，精装双封设计，书脊烫金，封面采用原创线条图，赋予每部作品文学个性 这六篇讲稿，是卡尔维诺的精神在舞蹈，他用专业的肢体语言给你看小说的艺术和气质。他的宇宙观仿佛火炬在燃烧，引领我们走进他的洞穴。原来洞壁上的色彩，如此浓烈，如此华丽。

什么人能成为作家？写作需要天才吗？作家是可以教会的吗？文学创作需要什么天赋、才能和技艺？作家的“黑匣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成为作家》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作者首先指出作家天才论的误区，认为一个人能否进行文学创作，首先不是技巧上的问题，而是认识上的问题。作者认为，写作确实存在一种神奇的魔力，而且这种魔力可以传授。教诲谆谆，直面问题本质，带领读者踏上一条成为作家之路。本书出版于1934年，风行美国文学界近80年，是长盛不衰的经典之作。 【创意写作系列丛书简介】 这是国内首次引进的关于美国创意写作的一套丛书，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教科书和自学指导。 创意写作，英文为creative writing，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创作。写作需要天才吗？作家是可以教出来的吗？文学创作需要什么天赋、才能和技艺？作家的“黑匣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如果想自学写作，如何无师自通？如果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练习写作，如何相互促进？如果有一个作家班，该如何授课？ 目前，英美国家很多大学普遍开设创意写作学位项目，美国当代作家几乎都获得了创意写作学位，绝大多数知名作家也都在大学任教于创意写作专业。中国的创意写作亟待开展。国内已有大学开始正式招收创意写作硕士，或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将作家请进校园登台授课。 •《成为作家》 •《开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 •《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 •《小说写作教程》

当简•爱和罗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的差异，终于站在神父面前要宣誓结合时，一个疯女人的出现粉碎了简•爱的一切梦想，这个疯女人就是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这个疯女人毁掉了庄园，弄瞎了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火海，但也因此成全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姻缘。 本书问世前，大多数读者对伯莎这 个疯女人并不太重视，自从有了本书，人们忽而重新发现了一个类别。这些疯女人公然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作恶多端、自取灭亡……但本书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告诉我们，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她们将这个疯女人从阁楼上请下来，就是为了抨击父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 《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也是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研究，梳理并归纳了构成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传统中一系列重要的意象、象征与隐喻，如天使、魔鬼、月光、水、面纱、蛛网等等。 此书自问世以来，以其激进的批评姿态和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全新阐释，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所熟知的拉美作家中，最著名的当数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第三位应该说就是略萨。他们曾深度影响过中国当代的年轻小说家，乃至决定过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某种走向。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来读略萨的这本写给年轻作家的书《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对早已进入中年的我们来说算是重温，而对现在的风流少年而言则是初读。我很难猜测年轻读者的感受，只是有一种直觉，这本书或许并不能激发初读者如重温者的那种感动和共鸣了。在我们当下的这种文学时代，这本书所崇尚的文学信念和专业探讨精神，可能会显得过于“古典”，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这本书真的能够指引我们接近文学吗？它对青年作家真的会有实际的价值吗？ 全书由十二封信的形式组成。除作为“附言”的末信外，第一二封信谈的都是些“大道理”，第三至第十一封信则具体探讨（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空间、时间、视角等等叙事形式和技巧问题。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写作者主要关心的恐怕都会是后者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确实，略萨在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里都在努力探讨写作中的具体问题，他是在用自己的文学经验和理论素养指导年轻作家掌握写作的技巧和克服文学的障碍。不过，他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文学的才能必须首先建立在写作者的大量阅读和写作实践之上。这只要看略萨所同时提及并凭借的众多作家作品的名单即可一目了然。相对于理论而言，阅读和写作无疑是更重要的。理论可使人获得抽象的明白，但真正的文学悟性在我看来只能产生于具体的阅读和写作之中。这也正是文学常常会难以言说的原因所在。如略萨所说：“即使在评论是非常严格和准确的情况下，也不能穷尽创作现象的研究，也不能把写作的全貌说个明白。无论什么成功的小说还是诗歌总会有某个因素或者领域是理性批评分析无法捕捉到的。因为文学批评是在运用理性和智慧；在文学创作中，除去上述因素，往往还有以决定性的形式参加进来的直觉、敏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评论研究最严密的网眼。”（附言）一句话，相对于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理论评论不能不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即便如此，文学仍然有其不变的、恒定的乃至是最根本的要素。这是理论要加以阐明和表达的，同时也是略萨在这本书里列为首要内容而要求青年作家牢固建立的信念。如果说略萨的那些关于形式和技巧的所有说法，不难从别一个老练、成熟的作家口中听到的话，那么这个杰出作家的胸怀气度及文学信念，恐怕就远非一个平常作家所能有或所敢有的了。这就不能不谈谈略萨所说的文学大道理了。 在第一封信里，略萨首先谈及的是写作者的“文学抱负”问题。他认为对一个准备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文学抱负是必要的起点”。什么是作家的文学抱负？“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最好的生活方式，作家并不十分在意其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换言之，作家获得或建立文学抱负的过程是，“一天，突然感到自己被召唤，身不由己地去从事这种活动――比如写故事，根据自身条件，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觉得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丝毫不认为是在浪费生命”。在略萨看来，这样一种内心的或真正的文学抱负的获得和建立，“不能仅仅解释为自由选择”，而应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我选择”。所谓自我选择，突出的是作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文学的自觉的承担意识。这就需要作家具备源于内心的或精神的支持力量。由此便能够更深入地谈这种文学抱负的起源。不是别的，略萨提供的答案就是“反抗精神”。“我坚信：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并且，“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反抗精神即文学抱负的起源，就是堂吉诃德的精神，也就是文学的真精神。它可被视为滑稽，也可被视为崇高；可被视为喜剧，也可被视为悲剧。――但这种精神，恰恰是“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唯一的证据”。略萨还有下面这段话，把他的文学抱负观推向了极致的表达：文学抱负“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如福楼拜所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作家“不是为生活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像献身宗教那样献身文学（而非仅仅是“从事文学”）的作家，“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略萨）这样的作家也就成为其文学抱负的快乐而幸福的“奴隶”。 由此看来，略萨的这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探讨的主旨并不在如何使作家的成功写作成为可能，而是在如何使杰出的作家成为可能――文学抱负的获得或建立，将促使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显然，这与大多数的文学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状况都是相距遥远的，这同时也就是杰出作家不能不是稀少的原因。 最后再顺便提及两个小问题，也算是读书余谈。一是略萨所谈的文学抱负及反抗精神（诸多引文未录），我以为其实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文学层面（如本文所谈），二是政治层面。后者显然与略萨所处的拉美政治环境有关（本文未详）。其次，看遍全书，我发现略萨所举的作家作品之例，除美洲以外，几乎都是西欧（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的文学，那么，至少，还有俄罗斯文学呢，为什么未见提及呢？ 本书系当代拉美最重要的作家玛利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一部讨论小说写作技巧的随笔集，1997年在西班牙出版后，陆续在世界各国出版了多语种版本，是一部难得的文艺散论作品，它以书信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小说创作中，一系列关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基本问题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巴尔加斯・略萨在这本书中谈及的语言风格、时间、空间视角、不同的现实层面以及许多技巧变化都属于小说创作的“基本功”。读者可以从中窥探到优秀现代小说的欣赏途径。

大卫·丹比是美国《纽约》杂志电影评论家。1991年的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杂文的人，而且当时在美国大学，西方经典遭到少数民族和女权主义者以及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攻击。这让丹比非常生气。他回到母校，重修“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这两门本科生必修课。本书是他重读西方文学、哲学、政治名著的故事，有趣而给人启发。

本书乃米沃什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之约所做的六次讲演的结集。米沃什关于诗歌的见证功能的阐释极其精辟。借助这本小册子，米沃什论述了诗歌之于时代的重要性。米氏所言并非老生常谈，他提醒世人关注的恰恰是诗歌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的反省为这一思考维度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指向。 米沃什向来直接，甚至简单。他有能力把诗歌的快乐归还给普通读者，而在他的散文中，如同在本书中，他则使你怀疑我们时代知识阶层最大的罪孽，是害怕明显的东西。 ──《名利场》 ［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以某种平静、卓越的才智说话，这使得他所作（关于诗歌）的辩护……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部经典。 ──《星期六评论》 米沃什这六个讲座的重量和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诗的见证》以其浓缩和简洁阐述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一把了解米沃什诗学历史哲学、哲学和美学的钥匙。当然，米沃什全部著作提供了对二十世纪困境的最深刻反应之一。他反对各种一般见识，这些见识认为我们文明是没有前景的，而文化的异化则是可无逆转的事实。他的反对，对他的波兰读者来说似乎可能更自然。毕竟，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当代诗歌不止一次地证明它是社会的存在不可或缺的；它发挥见证现实、抵抗压迫和成为希望来源的作用，这作用不是抽象原理，而是很多人具体和亲身的经验。 ──《新标准》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从文化心理视角系统描述西方文学发展历 史的学术著作。作者以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为指导线 索，展现了西方世界流动不已的生命现象、复杂变幻的内心世世 界和多姿多彩的艺术奇观。本书作者属作家兼学者型，全书行文富 于诗意和哲理，引人入胜。著名文艺心理学家吕俊华教授为本书 作了序。 本书也可供大专院校中文系作教材，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 文艺爱好者阅读。

《小说的艺术》内容简介：我自认并不擅长理论。书中的思考是作为实践者而进行的。每位小说家的作品都隐含着作者对小说历史的理解，以及作者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想法。在此，米兰·昆德拉陈述了他小说中固有的、他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 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初版于1983年，是伊格尔顿向英国普通读者系统介绍和评论西方世纪文学理论的一本专著。作者将起自俄国形式主义的纷繁复杂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革命梳理出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三条主要的发展脉络，对其产生和流变、问题和局限进行了深入分析。

这部经典著作揭示了现代诗歌超个人、超国家、超越数十年时间的征候。“现代”指的是自波德莱尔以来的一整个时期，“结构”指的是一种有机构造，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具有典型性的共同之处。胡戈·弗里德里希的批评意识、充满智慧的想象以及分析性的语言力量，是风格研究和作品阐释领域内的典范。

记载这个“圣人”谈话的书也就成了“圣书。”学术界更是将《歌德谈话录》看做研究歌德的秘读书目；有些专家甚至把这《歌德谈话录》当做歌德自己的作品。另外，许多学者对书中记述的还必须景和谈话一点也不怀疑会有失真的地方，绝对相信它们的可靠性。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绝大多数学者都把爱史曼的《歌德谈话录》看做是客地、忠实地记载了歌德的谈话，是一份绝对可靠的第一手文献。

《西方文学之旅(上下卷)》中有最佳体现。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材，却作为文学欣赏和文学史知识的经典，在清华、北大、武大等全国诸多重点高校学生中风靡流传十余年。此交出版的插图本，更展现了西方文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阅读、收藏、欣赏思想的完美的统一，构造了可以尽情遨游的多重审美空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历史。西方的一些真诚的心灵探险家们，以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胆略和毅力，在宇宙浩瀚深邃的内心世界里摸索，顽地向着它的神秘底蕴掘进。他们是情感的受难者，几乎没有一种痛苦与欢欣不被他们品味过，表现过。流动不已的生命现象和变幻无定的精神生态构成了西方文学多姿多彩的河流。醒来的人们，沿着这条心灵之河走一走吧！你会惊奇地从中发向你自己。 插图： 〈img src=http://g-ec4.images-amazon.com/images/G/28/cn-legacy/c/c800407.jpg〉

本书是一本介绍文学、品味，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1969年秋天，博尔赫斯到哈佛大学诺顿讲座客座演说，演说的录音带在图书馆尘封三十多年后，由Western Ontario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凯林？安德？米海列司库编辑整理出版。在这本演讲集中，如编者米海列司库所说：“博尔赫斯跟厉害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讨论也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全书广征博引，涉及从古至今许多文学现象，文风幽默诙谐，平易近人。

库切能够把诸如塞巴尔德和本雅明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家，变得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这不仅说明他作为解释者的高超本领，而且说明他作为同伴的魅力。他的博学和分析的敏锐是如此妙巧地融化在他优雅的风度中，你走在他身边极少会感到不自在。当他带着我们走了约一半路，来到了想必我们已见过的英语作家（福克纳、贝克特、贝娄、罗斯等人）较平缓的地面，散步便有所加快，也变得更精神爽利……《内心活动》是库切的大师课。——《纽约时报》 在《内心活动》中，不管是写到萨缪尔·贝克特、罗伯特·穆齐尔或索尔·贝娄，库切都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是审视哲学家胡塞尔所称的“欧洲人文危机”的文学余震……他最好的随笔，论贝克特和策兰，称赞那些挺身迎接挑战的作家。在颂扬他们艺术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他们对语言的力量的英雄式的、尽管“非总是毫不动摇的信念”时，他拐弯抹角地向读者解释作家“复杂、争执和痛苦的”努力，这努力也正是他自己的小说的特点。——《澳大利亚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