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书房·先锋批评文丛。 本书由十多篇文章组成，大体限定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领域内。本书的关键词是方言，但方言的意思不是指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指一切弱小的、弱势的“事物”——比如一个商品社会中的诗歌写作，在儒家文化为支撑的文体（比如诗、文）压制下的小说，在一个大时代底部潜藏的小时代等等。本书认为，所有这些弱势“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比强势“事物”更多的安慰，更多的激情，理应给予重视。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它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短短的五千丈，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老子》的讲记；作者以深厚的文史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老子》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解、辨正和引述，具有深入浅出，明白通畅的特点，在普及中国传统丈化，使深奥的古籍通俗化，专门的学术大众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书未还附有历代《老子》研究书目+本书原由台湾老古丈化事业公司出版、自1980年问世以来，作者丈根据自己的体认做了多次修订，现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老古1994年第6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名著，也是研究孟子的生平事迹及其学说的最重要的资料。许多激励人心、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源出于它。本书是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孟子》的讲记。作者采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以《孟子》的原文为“经”，春秋战国的社会背景、人物活动为“史”，并配合其他种种历史故事和社会现象，对孟子立身处世的人格及其思想影响，作了透彻的讲述。它使读者能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增长文史知识，获取人生智慧。书末还附有历代《孟子》研究书目。本书原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自1980年问世以来，作者又根据自己的体认做了多次修订，现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老古1994年第6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作者首先总括性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然后讨论了在法律、建筑、音乐、舞蹈、绘画、科幻小说、影视、通俗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后现代主义；并批判性地解释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让－博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最新思想；最后详尽讨论了后现代批评风格和文化政治学。

《狮城舌战(十年珍藏本)》内容简介：许多大中学生们肯定依稀记得，十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狮城舌战》，一度成为当年全国最畅销的图书。十年后，书中几位名动全国的偶像辩手又身在何方？他们原先辉煌的人生经历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面对原已渐渐尘封的旧事，复旦大学出版社再次隆重推出《狮城舌战——十年珍藏版》。 十年光阴，弹指挥间。曾经的辩论明星，终归还是要回到宁静的校园，继续他们的学业，渐而走向职场，开始另一段人生旅程。这些年来，姜丰担任了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的主持人、制片人，季翔和严嘉从事职业律师工作，往返于世界各地，蒋昌建学成留校，教书育人。每个当日的明星都在角色转换中寻求着人生新的坐标，品尝失意和无奈，经历成功与挑战。昨日的青年才俊，今天的杰出人士。如同往昔写就热销的《狮城舌战》一般，过去的偶像用他们更加深刻的笔触，写下了十年间他们拥有的珍贵时刻，并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续前缘，磨炼出交织着旧景和新情的《狮城舌战——十年珍藏版》。

《中国狐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狐的角色性质早先是图腾、瑞兽，后来是妖兽、妖精，即使在它被视为狐神、狐仙受到崇拜时，也还是妖精。狐神、狐仙从未列入祀典，一直属淫祀范围，就因为狐神、狐仙之不雅。因此，狐文化前期是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后期是妖精文化，妖精文化是主要方面。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堪称妖精之最。狐妖在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思。

    该书全面、精练、准确地介绍《十三经》与《二十五史》的书名缘起、编纂始末、刊刻流布、内容特点、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研究状况等各个方面；各篇论述尽量用通俗易懂、流利畅达的文字书写；作者以自己丰富的学术积累、深切的研究经验，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阅读本部经书或正史的心得与方法；每篇字数原则上限制在三万字以内(个别的适当增减)。在遵守基本体例统一的前提下，不追求全稿的文风统一，而是由作者利用自己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根据本书的特点和作者自己的见解，自由挥洒，呈现出作者个人的撰写特点；注释采用随文括注的形式，简明清楚；每篇之后推介十种左右参考书目，以期为年轻学子或经史爱好者指示门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绵延久远，历史典籍更是浩如烟海。历史的长河滚滚而过，大浪淘沙，沉淀保存下来的文献乃是片金碎银，尤为珍贵。我国民间（私人、家庭）流传下来的训诲劝诫类文献，直接反映了人们当时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比那些堂皇的官方儒家经典更直接、真切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些读书人、士大夫教诲其子孙后代的教育读本，全面周详地阐述了立身处世、立志成才和处理家庭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更涉及到为官、治国、治学、修身、养性各方面内容和对社会、自然、人生的思考，可和为当今我们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建设的参考资料。此类名言家训往往文字精炼玲珑、生动直白、琅琅上口，极具欣赏价值。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们自然会恶化杂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我们持扬弃的态度，做了整理、剔除的工作，同时希望读者有正确的判断和理解。 “古人云”从书是从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相关著作中，选出几十种小书编辑而成，并不受文体、篇幅、作者名气等限制。原文选自《丛书集成》、《百川学海》、《津逮秘书》等古代丛书，明显的文字讹误已作改正。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是通过文化表象对社会深层问题进行透彻分析的一部耐人寻味、颇有教益的书，它不仅对一般读者了解日本社会、日本文化能起到启蒙作用，而且对较高层次的人文学者和对日本有兴趣的各类科学工作者也会有所裨益。这是一部韩国人撰写的关于日本的著作。20年前，当人们为日本成长为经济巨人赞叹不已、甚至“倾倒”之时，作者用自己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透过日本社会中许多文化现象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并得出结论：“缩小”见长、以“缩小”意识为本性的日本人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生为”具备的这种才能，最终达到了“以小取胜”、“以优制胜”的目的。可以说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主要论述了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给艺术领域带来的一系列变革。它把艺术人从一向被人们所崇敬的神圣的“祭坛”上拖了下来，在摧毁了传统的同时使现代艺术具有了新的特点、价值和接受方式。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系列之一。 本书以洗炼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基本主张、浓缩了作者对科学文化理论探索的精华，代表了早期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最高成就。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现代化的冲击，使传统的手艺正从我们身边悄然逝去。随之消逝的，还有人与物的沟通，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当今，日用品、工艺品琳琅满，但却没有了制作人留下的体温和感情……烧炭的、刮漆的、做丝柏树皮屋顶的、编簸箕的、编野葡萄蔓的、修木板屋顶的、织锻布的，还有建造宫殿的……这所有的手艺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这是著名学者对传统手艺人的14篇访谈；这是一本谈手艺的书，更是一本谈文化的书。在这些手艺人的叙述中，你可以更真切、更深刻地了解一个民族。书中提出的问题不只是日本的，也是世界性的。传统的手艺在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 ◎本书被日本文部省推荐为对青少年有益之读物 ◎1996年曾被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选为工作之余好读的10佳书之一 ◎由于该书的出版以及作者四年多不懈的努力，在日本人们已开始重视这些一度处于消亡状态下的“手艺活”，对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寻墓者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高起点的大学英语精读课本，除了保持全面的英语技能训练的传统外，也是人文学科的“入门”教程，选材我为具有文化影响力的英美名家名篇。对课文的文化和语言层次的梳理以及丰富的练习，不仅能增强学生对西方知识思想传统的理解，而且能在传统精读不大重视的思辩、推断、比较和批评层次得到全面的训练。

本书对叙事理论进行了阐释，并将其应用于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对大众传媒的通俗形式的体验之中。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的，讨论的是各种叙事的本质；第二部分将叙事理论应用于人类发展和日常生活，这一部分的话题包括梦、童话、漫画、电视商业广告、通俗小说、广播剧、电影和交谈等。 阿瑟·阿萨·伯格的最新著作《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对叙事理论进行阐释，并将其应用于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对大众传媒的通俗形式的体验之中。今天，许多研究社会科学的专家都对叙事学及其能够提供的对人的深入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在帮助读者理解叙事的同时，尽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叙事进行分析。本书第一部分对重要叙事理论和叙事技巧进行了研究。第四章的术语表列出了重要术语和概念的定义。第二部分对梦、童话、连环漫画、电视、小说、广播、电影和日常生活等叙事因素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思考。伯格在书中所使用的交谈形式和他对叙事技巧的具有启发性的应用，促使读者认识到叙事是如何对传媒以及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起决定作用。

《性面具》将会是读书市场的又一次轰动，一次从各种良性意义上讲的轰动。不管是在书的范围、立场、设计还是深度方面都无一作品堪与之匹敌。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用文字来展示人类生活中的性。 这是一部卓越的作品、独特新颖，给人以激昂的情绪，情感热烈，文笔洗练……读后不得不为作者的精力、博学和壑智所折服。

信仰时代，即中世纪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时代。只要关注民族文化成长及其对西方文明的构建，就肯定会注意到欧洲文明正是诞生于中世纪。 中世纪欧洲的商业得到初步发展，现代银行及公共财务和会计制度已初步建立；人们创造了更好的耕作方法、更方便使用的工具；手工艺人发明了眼镜、酒精…… “信仰时代”是中世纪的代名词，在战争中兴衰也是中世纪大部分历史的一个缩影。 中世纪包括公元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十五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间，它始于古代结束之时，以公元479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作为标志，结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黎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候”，基督教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它对西方文化的支配地位。 本书分八部讲述了欧洲信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层面的面貌。它的前段时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国。后段时期则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当时给人民带来无限灾难与痛苦的十字军，却也正面地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命运，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创造了条件。

书中收集了作者的《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中国古代陶瓷》、《古代镜子的艺术》、《谈广绣》、《蜀中锦》、《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等文章。

《在语词的密林里》收录的201条随感就是很好的例子。前100条完成于1991年。陈老此前在《读书》杂志开设专栏，每期写几则札记体的闲文，谈论古往今来、时下流行的语词现象，以及汉语词汇演变研究中的点滴体会，竞成了许多读者阅览该杂志时的首选。若干年后，作者“重返语词的密林”，话锋不减当年，所谈多是发自生活的流行语汇，至2002年，又完成了收入《在语词的密林里》的后101条。 作者在语林中拾遗补缺，为文字语汇做出中肯的解释，从语义学角度探讨文字的变迁，不仅夹有例句说明，还配有百余幅古朴的小图，包括殷周秦汉的甲骨金文、碑刻石刻，玛雅和阿兹特克古文书，古希腊、古埃及图案，文艺复兴前后的书籍插图等，图文顾盼生姿，读来亲切活泼。 《在语词的密林里》这本无心插柳的小书，1991年初版时是“读书文丛”的一种，1998、2005年先后出有“三联精选”、“中国文库”版，此次出版已是第四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