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自问世七十余年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在学者中间，其价值也不断凸现，以至成了清学史研究的必备经典名著。 此次重刊此书，由著名学者朱维铮先生对全书作了全面校注，详列了全书的书目提要，并撰写了2万余字的导读，便于初学者参考。

本书评述中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主张与反思，分析两者的异同，诘问诸如“中医学是整体观、西医学是还原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等提法是否过于笼统及标签化，并提出具启发性的看法。本书探讨了核心的中医学概念，如“经络脏腑”、“五行学说”等。对于女口何将中医传统概念融会于现代医学以至通往未来，作者都有说服力的分析。

皇帝的同性恋、平民的厕所、残酷的刑罚、血腥的餐桌、五彩斑斓的内衣、处女的“守宫砂”、充满想象力的性爱、被细节改变的战争、风雨飘摇的江湖、神秘得让人惊讶的医术、打屁股后用羊后腿肉来填充那打出的窟窿……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历史，只是说这些人与事已经过去，但它与我们当下在许多方面基本上还是大同小异的。特别是所有人之为普通人（不管伟人还是凡人，皇帝还是平民，美女还是老妪，忠臣还是佞臣），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吃喝拉撒、娱乐营生、爱恨喜怒、殴打谩骂……或有趣或丑陋，或特别或随意，与我们自己平时的做派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众多历史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改变、消弭等，要真是拨开云雾，其根源倒还在于此呢。于是，千载而下，让人看了仍未免忍俊不禁，同时也会有不少启发、感喟与思索。 中国最值得夸耀的便是历史。可是，历史上的这些或有趣或丑陋，给人带来极大吸引力，非常值得阅读与了解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在几乎任何大中小学教材与工具书、书店与图书馆的一应当代历史著作与历史读物里都无法看到。正统的历史书，老是喜欢板起面孔，只讲那些只能摆到谈判席上的冠冕堂皇的成分；甚至采取的也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般的口气。似乎挺严肃，挺科学了，却也并非百分之百就是事实真相，说不定反倒源于那些史家们往往不大看得起的或有趣或丑陋的生活细节中呢。况且，柏杨又说过：“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出来的正史，不过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鲁迅先生等人也有过类似见解。 历史特别是古代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只能凭现有的历史书多少有所了解。既然各种正统历史书要那么写，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另一种写法，对其作适当补充乃至偶尔的纠正？既然有正统历史书，何妨有民间、个体性的历史书？黄仁宇一系列杰出的著作，算是民间、个体行为了；那我们难道不可以从另一更新颖、鲜活、有趣、少人关注的角度去整理、收集、描写、叙述历史，岂不快哉？ 李阳泉新近出版的《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我们历史的另一张面孔》，便正是这样一部既有趣味又有价值的历史书。他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把五千年浩瀚中国文明史分成了9个篇章（文化娱乐、日常生活、性爱与婚姻、罪与罚、医学、教育、战争、商业、江湖）。这种随意的划分方式，在形式上便是一部颇值得把玩的中国历史书。作者用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风趣诙谐的语言，将中国历史全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或许可以帮大家看清历史的另一张面孔。 烟云变幻，沧海桑田。种种或有趣或丑陋，或特别或随意的历史跫音，充斥在过去的所有生活细节中。历史绝不应该是乏味的；它在教科书中可以一板正经，但不能、也无法在所有书文中都这样。在这本书中，作者即用“见惯而怪之”的眼光，向读者“凌迟”着中国人的有趣或丑陋。这些同样由先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或许才恰是我们历史中最人性化的部分。作者用并不太多的议论，却可以让“事实”说的话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尽管有些引用的文字出处（所谓“野史”）或许并不具备史家的“真实”标准，但它也并不妨碍我们权且信之。谁能说正统历史教材就毫无问题了？ 该著内容丰富，知识博杂，笔致简明，叙述生动，完全是“广猎约取”、“厚积薄发”，因而非常值得读者阅读与了解。史海钩沉，汪洋探珠，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该需要怎样的精神与意志！要完成这么一部煌煌大著，作者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正史”“野史”、小说诗选、小品笔记、专门读物、图谱论著、文献译稿，以及许多民间逸闻轶事、旧迹传说、俚言俗语、行规黑话等，还要进行精心的编纂、畅达的行文，又岂是“近3年业余时光”（见本书《跋》中作者谦语）所能成！令人佩服。

本集中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大家的杂文。他们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站在平等、独立的角度，体现了他们爱的博大情怀。同时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感，这些幽默包孕着慈爱与温馨，包含着苦涩，这样的幽默，丰厚而不轻飘，既耐品位，又引人深思！ 　　自从中国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就开始说“东”道“西”。 　　而且不停地“说”———从上世纪中叶“说”到现在，恐怕还要继续“说”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纪性”甚至“超世纪性”的话题。 　　而且众“说”纷纭。你“说”过来我“道”过去，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曾就这个“永远的热门”发表过高见，与此相关的著作不说“汗牛充栋”，大概也难以计数;至于普通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乘兴发表的妙论，更是随处可闻，可惜无人记载，也就流传不下来。 　　流传下来的，有体系严密的宏文伟论，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感。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眼光，但因为是毫不经意之中“侃”出来的，也就更见“真性情”，或者说，更能显出讲话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说“东”道“西”之时的心态、风貌与气度。这，也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与其关心“说什么”，还不如关心“以怎样的姿态”去说———这也许更是一种“文学”的观照吧。以此种态度去读本集中的文章，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由此而产生的恢宏的眼光，人类爱的博大情怀。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结缘豆》的文章，说他喜欢佛教里“缘”这个字，“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却更带一点儿诗意”;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全球意识”，就是对自我（以及本民族）与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间所存在的“缘分”的发现，这种“发现”是真正富有诗意的。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写的《缘日》、《关于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难体会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民俗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内在的相通与相异时，曾经产生过怎样的由衷的喜悦，那自然流露的会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鲁迅那里，他从“中国（中国人）”与“世界（世界民）”关系中发现的是“中国（中国人）”“国粹”太多（也即历史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从而产生了“中国（中国人）”如不事变革，便“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随感录·三十六》），这种成为“世界（人类）孤儿”的孤独感与危机感，同样是感人的。而拥有这种自觉的民族“孤独感”的，又仅仅是鲁迅这样的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民族的大多数仍沉溺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迷狂，先驱者就愈加陷入孤独寂寞的大泽之中，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我们前面所说与世界人“结缘”的喜悦里其实是内含着淡淡的、难以言传的哀愁与孤寂之苦的。我们说“人类意识”的“博大情怀”，原是指一种相当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类爱与人类忧患总是互相纠结为一体，这其间具有深厚度的“诗意”，是需要我们细心体味，切切不可简单化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前辈人在说“东”道“西”时所显示的平等、独立意识。如鲁迅所说，这原本也是中国的“国粹”;遥想汉唐人“多少闳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只有到了近代，封建制度“衰敝陵夷之际”，这才神经衰弱过敏起来，“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了（《看镜有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声疾呼，要恢复与建立“民族自信心”，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傅雷家书》的选录，自不难发现，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点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面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们各自的独立“个性”都应当受到尊重。因此，作者才能以那样平和的语调，洒脱的态度，对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作自由无羁的评说。这里所持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尺度与眼光，并不排斥文化评价中的民族意识，但却与民族自大、自卑（这是可以迅速转化的两极）的心理变态根本无缘，而表现出更为健全的民族心态：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民族的文化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面向世界文化开放，一面又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态势。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近年来，人们颇喜欢谈“传统”;那么，这也是一种“传统”，是“五四”所开创的“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与发扬，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

有图有文的《山海经》保留了荒古时代的壮观景象，开了中国文化史上以图叙事的先河。尽管六朝和宋代以前的《山海经》古图已佚散不存，而现存于世的明清诸家《山海经图》中的畏兽异鸟图对理解这部天下“奇书”、认识远古社会及山川信仰，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作者从国内外现存的9种古本《山海经图》中，遴选出古图1000幅，并撰写图说，在比较中追索《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在山海经研究史和神话海陆空史上独辟蹊径，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本书主要撰写者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欧洲人，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详尽记录了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本书共五卷，第一卷概述当是中国各方面情况；第二至五卷记叙传教士们（包括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因此，本书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关系史和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明史，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书汇集了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历年来为自己的著作、他人的作品、整理出版的古籍所撰的序跋，以及其他文翰。总计七十二篇，分为儒家、易经、道家、经义、禅宗、密宗、健身、历史、其他等九大类，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了精深的阐述。内容叙及：古代文献；诸家学术；社会变迁；文史掌故；经世治学；为人之道；孔孟精髓；道藏珍蕴；易学源流；佛经大义；禅宗语录；密教修行；兵法谋略；阴阳术数；瑜伽气功；保健养生；诗词歌赋；古文今译；以及作者的行履交往，等等。文辞典雅，见识独特。

本书是曹聚仁先生的一部重要文集,收录了他的120余篇文章。本书即可看作是以文化与历史双重观照，对中国地理的综合梳理。本书不同于一般记游的浮光掠影，这里更有对文化名城、历史重镇、祖国山川的历史沿革、风俗掌故、人物轶闻、诗词文献的综览。纵横上下古今之际，笔墨酣畅淋漓。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三辑，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本书是根据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源自100个博物馆的往事》的解说词改写而成的。这部电视片是现代中国对古代中国曾经的无数历史细节的一次从头打量。这也是一次中国国宝级文物精品的大展示。

《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济研究》一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作者张柠的批判理性，与那种自我闭抑的学院传统无关。他来自大众文化批评的前线，他是“修鞋匠”式的精细的观察者，拥有丰富的现场经验，对文化时尚和市场运作了如指掌，在资讯的资源上具备了强大的优势。第一章《文学商品化的起源》是罕见的杰作，其中对农民、农贸市场和农民的市场趣味的深切读解，完全取决于他长达数十年的个人经验。张柠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个范例。他的个人经验和生命知识成功地融入了他的写作，使之散发出犀利而精确的显微镜式的魅力。所有这些都是闭抑的学院学术和学理所无法企及的。

这本《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是著名的现代儒学学派的代表人杜维明先生所编写的，书中阐述了新儒学和旧儒学之间的差别，对产生这些差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您了解儒学的发展和其他一些学科的相关联系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本书记录了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的一场重要论争：据说胡适与鲁迅分别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不同道路”。在我看来二人殊途而同归。若依张承志的定义，凡是“非暴力主义”都是现存“体制的招牌或粉饰”（本书第287页），则胡、鲁二人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虽然鲁迅自比“战士”，以杂文作匕首、投枪，但他却没有参加暴力革命；即使发表文章说他向往苏俄、同情工农革命，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认可的美欧标准，那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在我看来，胡适与鲁迅都秉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只是对执政者信心有大小，采取的态度有合作与不合作之分，即各自选择的人生姿态与实现理想的方式有所不同。无论如何，辨析鲁迅与胡适的同与异，至少有思想史上的价值。所以，这本辑录对胡、鲁评价各抒己见文章的选集，值得一读。

“虐恋”，西方称之为sadomasochism(简称SM),统指与施虐、受虐相关的意识与行为。“虐恋”一词是由中国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首先提出的，但直到二十世纪末，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才真正为我国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 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作者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虐恋现象及其意义。全书共分六章：“虐恋亚文化”——描述了虐恋的规模、特征、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处境。“虐恋个案”——根据性别的不同将虐恋个案划分为五类进行了分别介绍。“虐恋作品”——介绍并分析了从主流文学到地下文学中的虐恋描述。“虐恋成因”——将西方学者对虐恋现象的解释作了介绍与分析。“虐恋政治”——介绍了西方人针对虐恋的不同政治立场。“虐恋的启示”——作者从多个角度（权利关系、宗教精神、性解放等）介绍了虐恋对我们的启示。 作者将虐恋定义为：“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快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 在序中，作者认为“……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将性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开来……其二是将性快感及其它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开来……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简明清晰地概括了虐恋的革命意义。 作者认为“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虐恋就有点象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 作者在第一章描述了虐恋的十二个特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参与者使自愿的”。作者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暴力及其施暴者、受害者与虐恋关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该书有一点遗憾之处——没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虐恋现象，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虐恋现象基本上羞于启齿，但在各类民俗小说中却有一定的反映。 关于虐恋的成因，作者介绍了一些解释，包括欲望快乐因素、生理因素、童年经历、攻击性、焦虑感和恐惧感、负罪感、对爱的渴求、权力关系。但有一点作者没有提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一种快感形式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生存与繁衍的利益。然而虐恋表面上看非但没有生存与繁衍的利益，反而不利于生存与繁衍——受虐倾向可导致受伤，施虐倾向可导致反抗，而且由于虐恋快感对性交快感的替代作用，真正起到繁衍作用的性行为会相应减少。这种不利于生物个体生存的现象在进化论上如何解释呢？ 笔者认为若将虐恋的定义改为“将快感与羞辱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假设。如下：人的大脑是一种复杂的神经网络，具有高级的联想学习能力，通常喜欢将相似的事物联系起来，成语“爱屋及乌”就是这个含义。如果有一种事物通常与性相关，而性又与快感相关，人在无意识当中就会把该事物与快感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只要该事物一出现，人根本不必通过性就会有快感。如恋物癖将内衣裤（与性器官接触的物品）与快感的直接联系起来。而虐恋是一种建立在羞辱感上的行为，羞辱感通常与性活动紧密相关，因此人在无意识中会将虐恋与快感联系起来。虐恋与快感的联系虽然不利于生存，但如果要消除这种联系，就要消除羞辱感与性活动之间的联系，而消除羞辱感与性之间的联系不利于人类繁衍（至于为什么不利，代价多大，不少关于人 类性的进化的书都有介绍），因为消除羞辱感付出的代价比虐恋付出的代价还要大，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人类保留了一定的羞辱感，虐恋就相伴而生了。 该书体现了李银河治学的一贯作风——严谨、求实、不轻易作价值判断。第一次听说李银河的名字，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夫人。然而现在看来，其才华与影响力应远超王小波了。 虐恋在中国人的心中基本被归类于变态的范围，这与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都有虐恋内容），因此该书的出版对国人性观念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跳板。 摘自《光明日报》

本书集62位世界名人对中国文化的论述，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他们又都处在不同的时代，从而，读者可以从他们对中国的论述中，了解到中国形象在世界历史上的变化。他们中有的超载了本民族文化的限制，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因而，他们的论述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应如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本书的作者都具有渊博的知识，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和研究者，他们的论述具有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散发出人类智慧的光辉。

本书最重的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我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这害虫般嘲弄，却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神视的开始。 薛涌虽然去国十年，其文章却清通易懂，没有多少“洋气”；而且薛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其思路爱在带有“方向性”的地方环绕，也就是说，他总是力图给其论述的问题找出健康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吃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亏已经太多太多。薛涌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功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篇幅不长却很睿智的文章上了。 不妨先看一下《谁的大学》一书中的部分标题：“大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21世纪的大学向何处去？”“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何处？”“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这些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思路，在那些忙于“抓紧”、“建设”、“提高”、“考核”、“评审”、“验收”的教育官员、大学校长、专家学者那里，可曾看到？如果只会在给定的、陈旧的、并无活力的框架里疲于奔命地“抓紧”、“加强”，不就是在为“南辕北辙”现身说法吗？那些堆积如山的教育理论、规划、书籍、论文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辟不出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明知此路实为“南辕北辙”，可因这“辙”里有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就振振有词地论证其“合理性”，符合“国情”，就更没劲了。 北大精神为什么“破产”？美国教育为什么是“没有基准的优异”？先后就读于中美名校的经历使薛涌准确地找出了二者之间在办学方向、办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前者犹如筛子，从幼儿园筛到博士，不停地制造着“失败者”，少数“成功者”也难免中看不中用；后者犹如春风雨露，帮助学生自己在大地上扎下根须，吸取营养，老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引导而绝非灌输。这种差异必然使前者的路越走越窄——大学失去普世性、超越性，水平每况愈下，问题层出不穷，无法自我更新；后者的路则越走越宽——大学不仅使学生“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而且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创新性思维的来源，开创性研究的核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起到了引领和价值尺度的作用。 “方向”明确之后，薛涌还有很强的“建设性”，即实现方向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方面，薛涌一点不含糊——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建设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的学生自己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大学，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如此一席话，不知可会让那些吃教育、喝教育的“寻租者”心惊肉跳？ 如果说中国教育的误区是在“精英”，中国足球的误区就在“炫耀”——“足球本是穷人的运动，看看贝利的成长就知道”，可中国的足球却是地地道道的“豪门盛宴”：足球职业化十一年来，已烧掉了数百亿元，换来的却是空空的看台和屡战屡败的“成绩”，再加上假、赌、黑和足坛内部的纷争，中国“第一运动”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糟。 出路在哪里？薛涌当仁不让——“未来的中国职业足球，一定要接受过去十年的教训，从低起步，控制成本，运动员拿一般老百姓的薪水，使足球能赚足球的钱。一旦中国足球在世界露了脸，国内职业足球起步，俱乐部自负盈亏，中国足球就上路了。 “我相信，这一‘薛涌计划’比任何现有的计划都更有前途，球迷们可以自己比比看。关键是要触犯足坛的既得利益，让草包们失业！但十年后，真正的职业足球会在中国立足、赚钱。那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向国家提出：每年以10％的速度，削减足球经费。二十年后，足协不向社会要一分钱，相反，中国职业足球将是体育和娱乐界的纳税大户。每年为社会贡献上亿元人民币的税收，就像美国的职业三大赛那样。” 多好的前景啊，“可惜”还要再等二十年，而我们这里有的只是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大梦，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等。所以无论是教育还是足球，薛涌那充满拳拳之心的意见往往“根本没人爱听”。薛涌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谁的大学》后记中不无沉重地说——“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大学教育券的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人们也迟早还会再来读一读这本《谁的大学》。但愿到那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过于惊人。” 作为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最好不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承认：薛涌确实有一道睿智的目光。

这是一套非同一般的世界历史。每本书中都充满了处于某一文化核心地位的奇特故事、神秘方式、愤怒的神灵以及幽灵的探求和魔力的象征；而这些，在绝大多数历史书籍中是看不到的。在人类开端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试图去解释生命、死亡、创世、爱情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神秘现象的呢？书中的神话对于我们理解这些看法十分关键，它们既是想像与历史的交汇，睿智与经验的交汇，也是梦想与现实的交汇。简而言之，这里所讲述的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的最为重要的故事，它们的生命力是如此之顽强，从而让人们久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