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风舜雨，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太平盛世的向往，而古代中国的营建与规划，其思想正在于达致这一理想。

本书以中国古代典籍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天文考古学为研究方法，从元大都齐政楼溯源中国文明创制时期，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渊源与承续。全书分两篇，甲篇为《齐政楼名称方位考》，对齐政楼的名称、方位、中轴线制度加以考证，揭示了其取义《尚书·尧典》的意义，也折射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继道统而新治统”的包容性与稳定性，其思想支撑了中国多元文化与民族的融合；乙篇为《元大都规划的阴阳法式》，结合古代天文律历数术之学，说明元大都作为古代中国营建制度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呈现了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典型意义。

忽必烈的元大都，以一座城市的建造，证明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渊源以及重大意义，以不朽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这是一部有关《资治通鉴》版本知识的简明读本。全书以清嘉庆胡克家仿刻的胡注《通鉴》入手，细致探讨了胡三省《通鉴注》出版以来有关《资治通鉴》的版本源流问题。全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作者充分利用自己的版本学知识和历史学方法，将胡注《通鉴》撰述及出版的相关历史背景与中国古代图书的版本学基本问题，通过具体的事例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让广大读者在了解《通鉴》版本的基础上，对其史料价值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是本书在版本学、历史文献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简介 察合台汗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其建立者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按草原传统旧制对诸弟与诸子实行分封，察合台获得阴山（今天山）北麓东起今吐鲁番盆地，西至亦烈水（今伊犁河）的草原。此后在元世祖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战事中，通过侵夺朝廷在中亚的城郭农耕区而逐渐发展起来，与元太宗窝阔台后裔海都所领导的窝阔台汗国联合起来，与元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14世纪初海都死后，察合台汗国复与元朝达成和议，双方瓜分吞并了窝阔台汗国，使察合台汗国与术赤后裔控制的金帐汗国、旭烈兀后裔建立的伊利汗国一道，并为元帝国内的三大西北宗藩之国。其极盛时代，统治了包括我国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区、今独联体中亚、阿富汗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 当代学术界对元朝与西北三藩中的伊利汗国与金帐汗国研究较多，但有关察合台汗国的研究相形之下却稍觉不足，究其原因，盖因国内外研究元史与西北三藩的学者，知识结构有较大差异，分属不同的学界。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察合台汗国的历史，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鲜为人知。 由于深入钻研原始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且各文种材料之间往往互有歧异，因此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者不但应兼通汉文与穆斯林语文，且须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对比不同史料之间的异同，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同时，为能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研究者还应掌握几种主要的欧洲文字和日文、察合台汗国的著作。应该说，察合台汗国研究作为一门兼及元史、突厥史、蒙古史、中亚史的专题，在中国史领域属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 《西北史地丛书：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以前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蒙古与欧亚草原及早期的察合台汗国为题，力图通过对每一个案的深入分析，在中国史、突厥／蒙古学与伊斯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重新构思与解说11~14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

本书从翔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逻辑推理，对明代以来民间及学术界对刘基的评价进行了质疑，判定前人评价刘基的主要依据《故伯刘公行状》不仅内容多假，其作者姓名与撰写时间也属伪托，并依据史料对刘基的一生事迹重新进行评价，从而还历史以原貌。

本書旨在探討「蒙元」這個特殊時代的士人的出處進退，以及這個時期的經學發展概況。 本書內容共分五章。以元代的士人與經學為兩大主軸，前兩章是針對元代士人出處方面的研究，重點放在觀察他們當時所遭逢的客觀環境，以及他們面對新環境時，所產生的主觀心理反應與行為上的抉擇。第三章至第五章，則主要聚焦於元代經學的層面來研究，詳論元代經學的發展與分布概況，並指出元代經學的特色，研究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宋金元之際士人的時代思維及其作為」，本章探討宋金元之際的士人，在易代之際的心態變化，以及對這個時代變局所作出的回應。第二章「蒙元統一後士人的出處進退」，本章是透過對蒙元統一後士人出處群相的觀察，嘗試論述士人種種抉擇背後的可能動機。第三章「元代官方政策對經學的影響」，本章論述的重點是，從元代官方的相關政策，來分析這些措施，對元代經學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第四章「元代經學的發展與分布」，本章分別自時間及空間的角度，探討蒙元一代經學的發展歷程，以及地域分布的概況，並詳述影響經學分布的各項因素。第五章「元代經學綜述」，本章針對元代經學中的部分層面，來觀察及凸顯元代經學，有異於其他朝代的特色。

几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都留有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王国的印记。 本书再现了在世界的一个偏远的角落，一位卓越人物是如何创造了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大幕。成吉思汗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统帅，他的军队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沉醒。在他的推动和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 在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展了自己的战争理论，创造了闪电战和包围战等革命性的进攻战术，先扫平了东亚的抵抗力量，进而从后方击溃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后，让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不堪一击。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 作者告诉我们，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信在自己征服过的各市地多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本书是“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中的一种。从相关文献、专题等方面对蒙元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全书分为文献编、专题研究编以及其他研究。在文献研究中，本书主要考证了《元史》《元典章》《史集》《突厥斯坦》等文献，结合古籍、历史等对其进行分析，就史学界一直以来的分歧和困惑点进行了论述。专题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蒙元史中的一些人物、事件、家族等展开，经过分析、考证和论述进而得出结论。比如“关于马薛里吉思”“大兴国寺记的作者梁相其人”“丁鹤年及其家族杂考”等。其他部分中主要是对成吉思汗、蒙古民族以及蒙元史研究学者所做的探讨。

南宋绍定五年(1232)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南宋遣使报谢，彭大雅以书状官随行。《黑鞑事略》一书是彭大雅以此行的亲身见闻写成，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本书是许全胜先生以其后的李文田、沈增植、罗振玉、王国维等史学名家对《黑鞑事略》一书的多种注释为比对，以现代最新史料为依据，对《黑鞑事略》一书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全新校注。

本书由清华大学国学院主办，收录元史研究文章17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是国内元史研究最新成果的集体显示。

本書分正附兩編。正編所收為前述現存兩種會試題名錄校注及其他十四科進士輯錄。考定之進士皆有小傳。附編所收皆為與進士密切相關的科舉文獻，包括鄉試與國子貢試題名記及散見各處而易為學者所忽略的其他各種文獻。正編之前則有〈導論〉，討論元代科舉的規定、演變、特色與影響，并評介科舉文獻。

元代的政治和政治制度，往往与蒙、汉等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影响，密不可分。基于上述三方面考察，进而开展融会贯通的探索与思考，十分必要，某种意义上能够显著推进新世纪的元史研究。书稿以元代政治文化为主题，汇集了笔者六、七年来撰写的18篇相关论文，努力做一些新的研究与探讨。书稿分为四部分：政区与分封（1—5章），官僚政治与军府（6—9章），华夷文化联系及宗教（10—13章），基层社会与南北关系（14—18章）。第四部分的内容虽超出元代，但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元代，有些场合元朝的角色还异常突出。鉴于此，将其一并放入“元代政治文化论稿”中，也便于对元朝史做“长时段”的审视与观察。

本书主要通过对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生存挣扎、文化信息扩散、日常生活、社会网络以及江南士人游大都、上都，江南士人与地方大族发展、江南士人与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中国文化与传统承载者之一的江南士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他们为改善生存权利的抗争以及他们在江南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影响。

《元代文化史》对元代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对元代文化的总体评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现在问世的断代文化史，大体都是先讲该朝代的历史发展过程，然后分别叙述各个文化门类（文学、史学、哲学等）的状况，往往令人有将政治与文化割裂之感。对于元代文化，历来评价不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敝之说流行，很多人认为除元曲之外，元代文化几无可取之处。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元代文化的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但和其他朝代相比，元代文化史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一部全面论述元代文化的专门著作，和其他朝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元代文化史》则将元代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先讲政治状况，然后再叙述该阶段各种文化现象，将政治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出政治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断代的文化史著作，都以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而《元代文化史》既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独立见解。可以相信，《元代文化史》的出版，必将对元代文化、元代社会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起积极的作用。

《清华元史》是除《中国学术》外，由恢复后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另一个重要学术园地。经过一年多的周折和艰辛，现在终于可以将这一册创刊号呈现在读者诸君眼前了！ 蒙元史研究与老清华国学院、老清华历史系的因缘，不可不谓至久且至深矣。王国维甫入清华，其治学重心即转向蒙元史而成就斐然；国学院期间的陈寅恪，写作授业多流连于“塞表殊族之史文”。二老相与继唱迭和，曾分别萌蘖续写“元史考异”或创制“新蒙古史”的心愿。邵循正译注的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等名篇，虽因手稿焚毁于抗日战火而未得面世，但他在归国最初十多年内克勤致力于元史研究与教学，仍足为老清华历史系平添一道闪亮耀眼的学术特色。中国目下健在的最高龄一代元史名家，或出其门下，或有亲灸其教之幸。 可能也正为了有这样一份因缘在，我们从王国维遗墨中选用他的行楷拼合而成的刊名题签，竟显得那么笔势劲媚、骨气洞澈，简直好像是他专门为本刊写就的！ 必须指出，《清华元史》虽以“元史”命名，惟全然不为蒙元史的对象范围所拘限。盖举“元史”之名，实乃用以指代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边疆史地之全部领域也；换言之，本刊殊以多民族视角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初旨。这样做，正可反映出中国民族史学科之现代转型过程里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道咸以降的“西北舆地之学”向从事边疆民族史的现代研究范型的转变中，洪钧和他的《元史译文证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经过他的译介与阐扬，中国学者见识到欧美东方学以中国民族语文及域外资料与汉语文献比勘互证的新路径、新成绩，纷纷争而效仿。蒙元史研究因此成为代表着中国边疆史地学术新潮的首开风气的显学。 举蒙元史以概指“边陲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另外一层强有力的理由。在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光谱上，汉文化与蒙古文化恰好分别位置在它的两端。当拉铁摩尔把中国内陆亚洲各边疆民族的生态环境简约为蒙古草原-新疆北部的草原绿洲-南疆的沙漠绿洲-西藏的高寒山地绿洲这样一种“变形”序列的时候，他力图解答的，就是蒙古文化为何更容易与上述各族文化具有不同程度互融性的问题。因此他断言，“东自满洲的混合型地理环境，西至中国突厥斯坦的沙漠和绿洲，乃至西藏寒冷的高原，起源于上述各地区的那些社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完全可以说是基于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系列变形。”以此言之，设若中国民族史确然存在着某种典型性，其惟蒙元史足以当之欤？ 清华国学院曾经的辉煌，是让后世永远心往神追的一段奇迹和佳话。而老清华研究“边陲中国”的学术遗训，尤其应当是由我们毫不犹豫地拿来继承发扬的宝贵家当。其中至少有两点，最值得我们再三再四地回味和重温。 在探讨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的本国学者中，老清华诸大师无疑都属于那个不但最早具备了国际学术眼光，而且能摆脱完全依赖西文绍介而直接利用相关民族语文及域外语言资料的前沿学者小群体。正是由于这一进步，本专业的叙事才得以从边裔志、藩部要略之类传统历史编撰学的体裁之中，逐渐转换出真正名副其实的边陲地域史、边陲族群史或族群关系史新模式。这里所关涉的，不仅是从何种语文的文献史料出发去形成叙事的问题；它背后隐含的，实际还有一个应不应当突破单向度的中心视角，更多地留意于从多民族中国的视角去考察边缘人群、边陲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问题。日本学者羽田亨在1917年就提出了被后人概括为“当地语文之史料第一主义”（“現地語史料第一主義”，gentigo shiryō daiiti shugi）的见解。从那时起，日本的内陆亚洲史研究花了五六十年时间，到1960年代末才基本实现上述主张。就整体而言，中国学术界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尚待时日。在今天，追随老清华的精神表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奋力抉破相关民族及域外语文技能的难关，而且也应当重视和掌握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其他那些不可或缺的“钥匙”，诸如解读多语种古文献时的审音与勘同知识，分子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与方法等等。 老清华时期治边疆史地之学的前辈们，多以考据功夫受人推崇。但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的，不止是那种“客观”、“科学”与“价值中立”的治学原则而已。在他们从中国文化内部所从事的对自身传统的反省、清理与扬弃背后，饱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运命、对根植于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的深切关爱与持守。由是，他们使自己的学问俨然区别于洋人的“汉学”或“中国研究”，后者往往倾向于把中国文化当作纯然客体性的解剖对象来处理。这一点在当今形势下显得尤其要紧。因为“边陲中国”的重要性，在今后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需要以一种更带全局性的新思维予以考量。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目标，追求的往往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想，即以汉文化去覆盖国家的全部疆域。这种历史意识的残余影响，与误以为现代化终将促成一国文化全盘均质化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夹缠在一起，正在并且将会更进一步地损害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望，边疆史地之学可能直接回答未来的中国民族关系将会提出在我们面前的任何现实问题，但它理应使我们对现实的关怀臻于某种更平衡、更理性，也更加智慧的思想境界！ 以上就是我们寄托于这份杂志的美好的愿景。它最多不过是一脉涓涓的细水。殷切期望它会汇入即将到来的重建中国文化的巨流之中。我们正走在前人以筚路蓝缕的心血为我们开出的路上。为了不辜负前行者，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紧接着他们往日的业绩，用力去铺就通往将来的更踏实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