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以习性、场、象征暴力等概念为中心，创立了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致力于分析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机制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文化花象征因素。本书是阐明作者的“哲学”思想的著作，但这不是一种脱离社会生活的经院式哲学，而是实践的哲学，关于强力、习惯、身体、想像、偶然的哲学。

建筑工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最难要的工资。他们为城市的繁荣献出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然而为了争取一点血汗钱，他们甚至需要爬上高楼寻求自杀以引起关注。房地产建筑行业作为拉动内需的龙头而备受瞩目，但这种经济增长背后疯狂的资本积累、对建筑从业人员的各种社会伤害却常常被忽视。建筑工，这个民工中规模最大、命运最惨的群体，吸引了本书作者潘毅教授及其团队的目光。两年来，他们深入工地、访谈工人并随工人返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家庭，获得了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书内，潘毅博士将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来透视建筑业农民工阶层形成背后的故事。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的重要代表作，在工业社会学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作者布若威运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力图通过对工作现场的呈现来阐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框架。“为什么工人这么努力地工作？”布若威的研究揭示出恰恰是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是“制造同意”的两大重要机制。

问题1：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么样？（ ） A.很差 B.有点差 C.不好不坏 D.还不错 E.非常好。 “妈的，你一定是在搞笑。” “我不是黑人，也不是非裔美国人。我是一个黑鬼。黑鬼就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非裔美国人住在郊区。非裔美国人打着领带去上班。黑鬼们找不到工作。” “你不应该四处问人们这些愚蠢的问题，没人会回答的。你应该和我们混在一起，你应该去理解年轻人是怎么在街上讨生活的。” 就这样，跟着这位黑帮老大，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街头生活”，甚至当了一天管理黑帮业务运作的老大。 文卡特斯变身“流氓社会学家”，亲自打入黑帮内部，曾冒着生命危险，周旋在由黑帮老大、打手、毒贩、军火贩子、牧师、警察、社工以及各色人等交织而成的地下社会交际网络之中，取得第一手的资料，真正了解并体验了贫民们的日常生活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毕业且找到了教职，甚至变得小有名气。之后，文卡特斯怀着对贫民窟人们的内疚与感激离开了街头。临近离别时，研究地点面临拆迁，人们又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本书中的多数人物姓名与身份都做了匿名化处理，但其中所有的人物、地址与机构都真实存在，绝非虚构。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曾获得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美国C.WrightMills2005最佳书籍”奖项，使潘毅成为自1964年该奖项创立能来的首位亚洲获得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是一部关于打工者主体的权力、欲望与抗争的民族志研究专著，也是一部关于打工妹的政治学，作者潘毅为读者呈现出了工厂中支配与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打工妹生命中所经历的梦魇、尖叫与身体痛楚，正是她们在国家、资本与文化的巨大张力中进行抗争的最真实形态。

本书是作者1994－1997年对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的追踪研究成果，全方位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也回应了葛学溥以来华南汉人社会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宗族、民间信仰、国家与村落社区关系等。

如果单从书名《五华楼》的字面上来理解，很容易将本书误认为是一本关于名胜古迹的著作。然而当我们仔细读下去的时候，这部出自西方学者之手，成书于大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从万米以上的高空中拨开云雾往下看到的情景一般，在喜马拉雅山脉西藏高原向南延伸的地带，在连接中国与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交汇地，在布满河谷和高原湖泊的滇西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白族)的家园”。于是，作者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六七十年前的大理，重温了一遍祖辈生活的情景。全书以十一章的文字对白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社会结构、物产资源、生产生活习俗、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对外交往、民族关系等方面作了生动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加上数百幅照片，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白族的生存发展状态，第一次以人类学家的眼光透彻地剖析了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种种特征，澄清了古往今来在白族研究方面某些含混不清的观点，堪称是第一部关于大理白族的优秀的人文地理学术专著。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至今，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自治区），及东南亚除菲律宾以外的其他国家。对铜鼓的考察，不但对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探讨整个人类的早期文明观念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东南亚古代金属鼓》是奥地利的弗朗茨·黑格尔（Franz Heger）于1902年在莱比锡以德文出版的划时代巨著，是20世纪初西方学者铜鼓研究的集大成。本书对165面弥足珍贵的铜鼓按形制、纹饰的演化，划分为4个主要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并分别对这些鼓的重量、大小及图案进行了描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各面铜鼓的花纹图饰进行了极其细致并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是研究纹饰学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该书还探讨了这165面铜鼓的分布地区、铸作年代及其反映的文化内容，对人类学、神话学、民族学、冶金铸造史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姓名论》在理论层面上有突破，提出连名制中父名与子名的前后位置，最初取决于有关语言的名词性修饰语对于中心词的位置的新见解，以及形式与内容、区分与整合是姓名发展的内部规律的新理论。《姓名论》材料丰富，论据充足，行文严谨，是国内外不多见的一本专著。本著作在开拓姓名学研究新领域、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本著作不以罗列姓名材料为目的，而是力图在姓名学理论上有所突破，提出了“形式与内容”、“区分和整合”为姓名发展的内部规律的见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ISBN：9787801780164，作者：（英）戴思蒙·莫里斯（Desmond Morris）著；蒋超，孙庆，杜景珍译

本书是《社会与文化》丛书之一。作者是新结构主义社会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代表作有《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克钦社会的结构研究》、《人类学的反思》等。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文化的各种非言语方面，如服装风格，建筑物，食物，音乐等，被组织在模式化的系统中，其方式就像一种自然语言中的声音、语汇和句子一样，讨论服装穿着的法则与讨论规范语言表达的法则具有相同的意义。本书是专为初涉人类学、文学、哲学等大学生撰...

本书的写作既受到了上述研究的启发，也是多年思索和资料积累的结果，为了阅读方便，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引用数据资料和观点未注详细出处。不同的是，我试图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把东西方的历史与现实放在人类进化理论的框架中，探讨人类自身行为与观念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我明了自己闯进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尤其是动物行为学)、博物学、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尤甚)、遗传学、医学和比较解剖学等，这些均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我的感受与其说是欣喜，不如说是挑战和迷惑。

本书是一本以美国学者为主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论著。在美国学界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对中国城市的消费现象和消费方式变迁进行子社会学分析。它提出的从消费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现实发展的理论架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为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范本。 研究中国社会中的消费的优秀著作太稀少了。戴慧思和卢汉龙合编的这本《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该书是从英文本翻译过来的)算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了。其中最好的几篇是“北京的麦当劳消费”(阎云翔)、“深圳的保龄球时尚”(王甘)、“上海的舞厅调查”(范亚谷)、“婚纱化妆：西安回民坊的婚礼”(马丽斯)。尽管中国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甚至跟不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倒数前几位，中国的消费，特别是富人的消费，已同世界接轨。因此中国的消费呈现出最大的荒诞。与此对照，中国职业学者的队伍也愈加庞大，却鲜有对此深入研究的人士。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 斯科特于1976 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一部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才迫使农民奋起反抗。 这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