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来源于我十五年间的思考以及同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领域里的同事和学者们的探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分界线常常并不清晰，或许本该如此。关于人类学并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因为它的内容相当清晰，目标也至少界定适度。

《巫士唐望的教诲》记录了作者在1960到1965年间师从印第安亚基族巫士唐望·马图斯学习巫术的过程。根据卡斯塔尼达在书中的说法，1960年，他经朋友介绍，在亚利桑那州某个公共汽车站认识了唐望·马图斯。他的朋友声称唐望是印第安亚基族的巫士，对药草十分了解。卡斯塔尼达随后努力说服唐望把有关药草的知识传授给他，唐望起初并不愿意，但在卡斯塔尼达的坚持之下，终于将其收为门徒，逐步教他服食仙人掌科乌羽玉属植物（Peyote，即“培药特”，见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下同）和白花曼陀罗（Jimson Weed，即“魔鬼草”）。 在服用这些草药之后，作者得到了各种奇怪的经验，例如，有一次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乌鸦，而且能够飞翔。他认为这些经验是幻觉，但唐望则说它们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相同，是真实的。印第安巫士和他的门徒之间这两种相左的看法构成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卡斯塔尼达服用草药之后经验到的世界是客观实在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世界是终极的实在吗，抑或只是终极实在的表现方式之一？ 新时代思潮的开山力作，摇滚巨星约翰·列侬、垮掉派代表作家威廉·巴罗兹、电影艺术大师费德里柯·费里尼、天才诗人吉姆·莫里森的最爱之作！

《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包含《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制作历史”的反思》等，侧重从历史的边缘与社会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来反思以往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的缺憾，从底层与微观的角度透视欧洲历史的多种可能，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空间的人（即他者）怎样思考时间和记忆（即历史）。空间怎样为时间塑形，时间如何赋予文化颜色和声调。文化怎样决定记忆的密度，记忆又如何定位过去、现在和未来等问题。作为西方人类学最前沿的课题，《他者的历史》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考量史学本身，显示了人类学再次思考历史思维及研究方法的努力，无疑给中国学界以重要启示。

本书的书名即提示了他所论述的基本内容：宗教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缪勒认为，宗教产生和发展是沿着三条基本线索展开的，这就是从自然对象中形成物质宗教，从人类自身中形成人类宗教，然后在心理宗教中合流。他在本书中基本上是以印度宗教为例，阐释了他的宗教发展观。

本书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1906—1908年在安达曼群岛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民族志著作。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第一次系统地尝试了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特定地域的深入研究”方法，从而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的基本模式。 全书分章探讨了安达曼岛人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和巫术信仰。其中，仪式和信仰的描述和解释占了最大的篇幅。作者依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对“社会”的理解，既反对传统的、历史学角度的民族志写法，又拒绝个体心理学的视角。作者认为，社论进一个独特的事实，它凌驾于个体，无影无形，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制度把自己落到“实处”，这就是一个民族看似无关的各种“文化事项”的使命，也就是所谓“功能”。 本书是功能学派的代表作，尤其可以作为布朗本人注重结构分析的人类学思想的代表作。与马氏的《航海者》参照阅读，读者可以比较出功能学派内部两位大师各自学术取向的差异，进而间接对英国社会人类学和法国涂尔干等大陆社会学家的复杂关联有所了解。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译者的话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它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为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为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到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皇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了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一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五一劳动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中产阶级的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庞冠群 2008年7月

《历史发生了什么》主要内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几十万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历史发生了什么》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详尽且全面的答案——并非是自诩的。《历史发生了什么》是继五年前出版的《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之后，又一部论述文献历史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进化过程的力作。诚然，在《历史发生了什么》的第二至第五章，笔者还是简明扼要地重述了很多以前曾经做过比较完备论述的问题和理论，但并非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拓宽探讨问题的途径，使之为读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斗胆涉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领域，因为该领域的文献记载了人类竭尽全力发展进化的方方面面，而通过史前考古学手段对此只能是近乎臆断的推理；还有一点，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中笔者尽量把史前时期所能够获得的具体的考古材料放在最引入注目的地位；最后，考虑到篇幅有限，《历史发生了什么》特别关注的仅仅是1941年欧洲人和美国人所谓的“人类进化的主流历程”，因此，《历史发生了什么》探讨的历史范围的下限截止在距今约1500年前。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是本世纪一位“最具原创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是致力于复兴文化象征体系研究的知识运动的前沿人物”，他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名作《文化的解释》是其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精选集。收入该书的论文按论述的对象，分为五编十五章，格尔茨在本书里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格尔茨这本开拓性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协会1974年索罗金奖获奖作品，有助于为整个一代人类学家界定其领域的终极目的。 ——《出版家周刊》 主 编 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滴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编者的话 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倡导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就学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学习文学与哲学，1950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受当时美国人类学界泰斗克拉克洪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在此期间，他和帕森斯一起学习，二人亦相互影响。格尔茨于2006年10月30日在费城去世，享年八十岁。由于在文化理论和文化解释领域的卓越贡献，格尔茨教授被看成阐释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的奠基者与宗师。其影响超越了人类学范围，渗透到社会科学各领域，包括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格尔茨卓越的文学天赋，使得他的著述和大部分理论家、人类学家的作品大相径庭，易于阅读，并充满了气势、激情、学识和智性。 这本《文化的解释》是格尔茨教授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的精选集，各篇论文讨论的观点跨越了十五个年头（从1958年到1973年）。格尔茨早在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就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察研究，地点是巴厘。而这部精选集涉及的最早的观点形成于从巴厘回国后，即于1958—1959年期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兼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时。1960—197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所任人类学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对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和爪哇进行了田野调查，后来开始了摩洛哥研究，在“伊斯兰社会”这个意义上对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进行比较分析。1970年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73年出版本书。 写作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其间著述无疑相当之丰，作者在决定收录哪些论文的时候，尽量选取了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由此可见，这部论文集既以《文化的解释》为题，便无疑搜罗了格尔茨教授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其中，第一编是作者新增的，表明作者在编选本书过程中反思过去十五年来的研究时所采取的立场，具有总揽性。第二编包括了《文化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影响》和《文化的成长与心智的进化》，集中表达了作者的文化概念是什么，并明确了文化和人的关系。第三编涉及到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详实研究，特别是宗教及宗教的象征意义在文化分析中的重要性。第四编则探究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维度，对于文化解释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最后一编中，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是格尔茨人类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大量的评论认为，无论作为文化分析、历史探讨，还是作为发展研究、案例分析，它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做到了“入乡随俗”（这种可爱的“入乡随俗”贯穿了格尔茨教授的思想与生活，他在巴厘看斗鸡，由于斗鸡为当地政府所禁止，故而警察“来袭”时，他不是“掏出证件”，而是“仓惶逃跑”），实践着他所说的“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同时，他又不拘泥于“俗”的研究法，优美的文笔，无穷无尽的深思和探源，冷静的思考和深切的济世情怀，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真诚，因而赋予这篇作品无穷的魅力，使人久读不厌。 当跳出作品本身来反观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的国际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全球视域融合、学科界限被逐步打破的时代，这一点正体现在格尔茨身上。当跨专业地理解格尔茨时，尤其在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民族发展的问题上，那些高高在上俯视全球的宏大叙事和大理论也就越来越显得空洞无力，甚至难免有些牵强和傲慢。相形之下，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虽然仍然面临大范围的政治体系或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但其清新明快的笔触的确兑现了“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的承诺，并为更深入的研究开启了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首先，他所研究的文化的意义体系究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世界经济体系对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格尔茨教授举了巴厘文化的表演性的例子，除了荷兰殖民政策的痕迹以外，它在当今世界中已被作为一种可供人观光的国家文化资本，并变得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世界经济体系影响的结果。另外一个问题，开发程度低下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下的一种恶性循环。对此，格尔茨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宏大叙事，相反，我们缺乏立足于土著思想的内部文化机制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的批判和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理论。他在构筑全球化背景下的局部地区和驱动局部的全球化之间将它们辩证地联系起来，将局部和全体同时放入分析的视野。 纵观《文化的解释》，它集中反映了以探索人的行为来表现意义的格尔茨风格。这一著作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格尔茨也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和冲击力的人类学家。这部著作于1974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索罗金奖，同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也给他颁发了社会科学奖。特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几乎每年都有大学邀请格尔茨做名誉教授或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在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立两百周年纪念日上，格尔茨被邀请作了纪念讲演。另外，1991年他又获得由日本颁发的亚洲大奖，因而他成了唯一在亚洲获奖的西方人类学家。J. C. 亚历山大在其重要的理论社会学教科书《二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理论》（1987）中，将格尔茨作为与帕森斯、米德、战后马克思主义等并驾齐驱的学者（或学派），整章地介绍了他的思想。另外，根据1987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统计，社会科学论文中引用格尔茨著作的频率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类学家。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界重要的两本杂志《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美国人种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没有一期不涉及到格尔茨。如果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话，除了迪尔凯姆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以外，引用格尔茨的频率达到了最高记录。除了调查研究以外，格尔茨还从事学术杂志的编辑、学会顾问等工作。如他历任《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行的《代达罗斯》（Daedalus）以及《美国民俗学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编辑，同时又是英国人类学会、原西德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顾问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 前　言 当一位人类学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着手收集他的某些论文，以便对他自离开研究生院后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个回顾性的展示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的抉择：收集哪些论文以及如何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收集进来的论文。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象中的非书之书(nonbook)，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们出版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设想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现在会写得更好，而且准备好了要自己修改而决不让编辑改动。想要从自己的行文中发现精巧的构思可能会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发现一样让人失望；事后(post facto)编一个进去——“这就是我过去想要说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第二个抉择不大容易处理。一般来说，我对发表过的文章采取一种维持原样(stare decisis)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些论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应该重印它们，而应代之以能纠正错误的全新论文，也应这么做。况且，把改变了的观点写进早先的著作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在我看来不太光明磊落。这样做会模糊了选编自己的论文时首先想揭示的思想发展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争论的实质不受严重影响，但要是对原文一字不改，传达的就是过时的信息或因与现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而削弱了现在还有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有正当理由，回过头去做一些校订。 在后面选收的论文中，有两处与我上面的考虑有关，因而我就对原来写的东西做了些修改。第一处是第二编中的两篇关于文化与生物进化的论文，原文给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确切地替代了。这些年代，一般说是向前推了，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触动我的核心论证，我认为引入比较新的测算没有坏处。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四百万或五百万年前的化石后，再说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 ）可以追溯至一百万年前就没有多少意思了。第二处与第四编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关，自这篇论文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写作以来，新国家历史的潮流——如果它应该这么称呼的话——已使其中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很古怪。既然纳赛尔已经去世，巴基斯坦已经分裂，尼日利亚已经非封建化，共产党已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写得仿佛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似的，会给讨论带来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即使现在不是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女儿在领导印度，马来亚共和国已经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讨论我认为还有意义的。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做了两类修改。第一，我变换了时态，引入了从句，添加了一两处脚注等等，从而在使论文的正文读起来不太像过去的十年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我没有为了增强论证而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我给每一个历史实例都增加了一段内容，概括自这篇论文写作以来与之有关的发展——而且清楚地与实例正文分开，以此来明确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它的发展显示出在这篇论文中以早先的事件为根据的讨论仍然与剔除过时事件（ Rip Van Winkle）的影响有关。除了一些印刷和语法上的小更正（以及为索引风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书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没变。 不过，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尽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现在采取的立场。因为各章讨论的观点跨越十五个年头，在引论性的第一章中讨论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确与出现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关注——比如功能主义——现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后来的关注——比如符号学——现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对连贯的——它们的排列是按逻辑顺序而非年月顺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种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这一思想走向是什么：总之，努力说出我一直在说的东西。 我删掉了论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知道他们帮助过我，并且也知道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们至今还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帮助。而我不再忙乱地提及他们，代之以对三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的真诚的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我在那里受过训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现在在那里工作。在美国大学系统被抨击为不合潮流或日益恶化的时刻，我只能说，它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礼物。 克利福德·格尔茨 一九七三年于普林斯顿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问题: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中，德国著名哲学家阿诺德·盖伦以社会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独创性地提出了一套社会心理学理论，并把他的理论有效地应用于当前社会，透彻分析了人类当前所处的立场。他认为，以往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是一种稳态的农业社会，具有各种各样的稳定制度，但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类告别了那种宁静的常规社会，打破了那种稳定的制度，步入了一个节奏快、变化大的现代社会，而人类的精神、思想、伦理等都将在这种未定型的社会中被迫迎接这一巨大挑战。人类在挑战这一巨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矛盾、冲突，因此也产生了各种心灵危机。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心理失调，并不是人类文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危机，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坐标系的危机。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期待任何一部著作能够给出最后的回答，但盖伦在围绕这一中心论点展开的同时，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独特见解，相信他的这些见解定会给我们以启发。

本书通过探讨发展研究的基本要素，以及参与发展对人类学家而言意味着什么，缩小了发展与人类学的差距。其核心是对探讨人类学与发展关系的传统发展实践的人类学批评。作者认为，人类学与发展之间的双向对话是可能的，并提出了关于全球与地方、国家与社会、颁困与权力分界的重要问题。通过详细的个案研究与个案所提出的问题，作者概括了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并指人类学视角对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发展实践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书修订后框架保持不变，仍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人类学、文化和民族志，集中介绍基础假设和概念，它们自现代人类学开端（尤其是在美国，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美国），就推动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接下来，我把重点进一步缩小到文化上（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探究了一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故事、隐喻和分析，当代人类学家都是从这些内容中获得他们的灵感、理论和方法论的。在第二部分，民族学，探究了三个跨文化的人类问题：社会性别、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和宗教。

英國人類學家李區（Leach）稱本書是印度卡斯特研究史上的空前鉅構，而美國人類學家坦拜雅（Tambiah）稱本書融攝綜合了前人對印度研究的成果。然而本書所提出的「階序」這理念，實充分體現出「文化」的震撼：一方面揭明了印度這古老文明的基要理念，另方面則暗指西方近代那「平等」理念的局限。是以本書對漢學研究、比較文明研究，都有其不可抹殺的參考價值。初次閱讀宜從本書的附錄著手。

英國人類學家李區（Leach）稱本書是印度卡斯特研究史上的空前鉅構，而美國人類學家坦拜雅（Tambiah）稱本書融攝綜合了前人對印度研究的成果。然而本書所提出的「階序」這理念，實充分體現出「文化」的震撼：一方面揭明了印度這古老文明的基要理念，另方面則暗指西方近代那「平等」理念的局限。是以本書對漢學研究、比較文明研究，都有其不可抹殺的參考價值。初次閱讀宜從本書的附錄著手。

In Erik Mueggler's powerful and imaginative ethnography, a rural minority community in the mountains of Southwest China struggles to find its place at the end of a century of violence and at the margins of a nation-state. Here, people describe the present age, beginning with the Great Leap Famine of 1958-1960 and continuing through the 1990s, as "the age of wild ghosts." Their stories of this age converge on a dream of community--a bad dream, embodied in the life, death, and reawakening of a single institution: a rotating headman-ship system that expired violently under the Maoist regime. Displaying a sensitive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spoken in this region, Mueggler explores memories of this institution, including the rituals and poetics that once surrounded it and the bitter conflicts that now haunt it.To exorcise "wild ghosts," he shows, is nothing less than to imagine the state and its power, to trac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violence to its morally ambiguous origins, and to enunciate calls for justice and articulate longings for reconciliation.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 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特纳在本书所写的各篇文章不仅能人类学家感兴趣，而且包括精神病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宗教社会学家以及文学和戏剧表演专业的学生在内的从事各领域研究的学者也会对本书感兴趣。 作为这一领域最富想象力的评论家之一，特纳又以其浓重绚丽的笔墨在象征人类学界书写下了崭新的一页。特纳在本书中旁征博引，其中包括理查兹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观点，但是他的视角却是独一无二的，他甚至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术语用来表达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并展开极具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证……本书收绿的7篇文间不但涵括了特纳目前在墨西哥和欧洲从事研究所收集到的资料，而且还包括心理学、诗歌、宗教文学，历史学等领域大量的材料，因此是一部内容丰富，思维缜密、极富理论性并且给人以重大启发的著作。

一本极具创造力的综合性书籍，极其出色地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包罗万象的论据：性别生物学、古典文学艺术、中世纪文学艺术、现代文学艺术，以及阐释了其所处时代的男性气质神话的各类战争。里奥·布劳迪在本书中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洞察力与敏锐的逻辑性。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战争心理学以及战争心理学对“男子气概”这一概念造成的永久性影响的独到理解。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不仅肯定会在当代产生重要影响，更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本大师级的著作。 　　——保罗·福塞尔，著有《伟大的战争与现代的回忆》 提到男性气质，人们总是会联想起“健壮”、“威武”、“阳刚”等字眼，综合了上述特质的武士在历史上是无数文化中理想的男性典范，战争更是证明并展示男性气概的最佳舞台。可是时至今日，我们身边却出现了所谓的“男性危机”——人们开始追求“中性美”，性别的界限日益模糊，战场上到处可以见到女性的身影，就连恐怖分子也开始利用女性人体炸弹来发动自杀性袭击……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男人怎么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面对上述疑问，本书作者里奥·布劳迪给出了独到的回答，他以其新颖的视角，细致而严谨地勾勒出两千年来男性气质的变化轨迹。 本书以战争为主线，但绝不仅限于对战争和冲突的描写。它从战争、历史、文学、社会学、两性关系等多个角度，详细地记述并探讨了战争与男性气质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向我们展示了军事技术进步与大规模战争对男子气概的理解和定义造成的深远影响。里奥·布劳迪的论述包罗万象，从武器技术到不同历史时期流行的男子发式，从中世纪战争到男性的行为焦虑，从反战运动到恐怖主义，他分析了各种因素在男性气质的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对战争、民族以及两性的种种法则都提出了全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