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探 险 玩 耍、为 非 作 歹、吸 毒 勒 戒、艾 滋 茫 然、世 代 差 异、文 化 冲 击 和兄 弟 情 谊的故事。”人类学者刘绍华详细记录了诺苏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人口述历史，呈现出现代化转型时期一个边缘群体的遭遇、认知、思索、接受与挑战。作者更深层的关注，在于透过表面的社会问题，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并试图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形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这正是医疗民族志的精髓。

在线阅读本书 Mary Douglas is a central figure with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Studying under Evans-Pritchard at Oxford immediately after the war, she formed part of the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who established social anthropology's 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Her works, spann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been widely read and her theories applied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圣杯与剑，ISBN：9787509705872，作者：（美）艾斯勒 著，程志民 译

这是一部历史书，关乎人与狗，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关于狗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类历史的书，融合了作者对历史、传记、心理学，当然还有对狗的热情。狗的确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如果没有狗，哥伦布对美洲的殖民不会那么成功，瓦格纳的许多作品不会诞生，美国的奴隶解放运动也要推迟十几年。本书跨越时间与空间，讲述了历史上关于狗的传奇故事。 本书是斯坦利·科伦的又一部狗书，取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籍、报刊及信件。在这些精心收集的狗故事中，狗儿们都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在本书中，你会看到，正是与一只伤狗的邂逅，使南丁格尔开始了她的救死扶伤生涯：一只叫做罗伯的大胖狗对作曲家瓦格纳一见钟情，最后竟尾随至其家中安营扎寨，陪伴他写出音乐史上不朽的作品；拿破仑一生对狗厌恶至极，而当他身处险境时，恰是一只勇敢的狗使他死里逃生…… 书中的狗儿品种各异，有凶猛的战犬，有温顺的哈巴狗，有巨大的纽芬兰犬，也有小巧的拉萨犬，就像书中它们各自不同的主人——皇帝、将军、作家、政客，还有野蛮的征服者……作者藉着一条由狗儿们串起的长线，将你带入人的历史中。读完本书，或许你也会赞同普鲁士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一句话：“我见的人越多，就越喜欢我的狗。” 本书由动画制作人安迪·巴特利特绘制了可爱的插图。

《社会性动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圣经》”（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的评价），“仍然是最好的……是一部杰作”（Contemporary Psychology的评价）。本书从1972年出版第一版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畅销数千万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的著作。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当代都市传说的开山之作，美国最成功的学术畅销书，洞悉美国社会与都市人心灵的哈哈镜！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当代民间故事的著述。作者融会了有关最著名、最搞笑、最离奇、最惊险的美国都市传说的发现，并试图揭示这些当代民间叙事的诸多模式和可能包含的意义。本书可以给喜欢讲惊险、鬼怪、恐怖故事的嬉皮读者提供说不尽的故事素材，是最好的培养和刺激读者幽默感的教材。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当代民间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故事，并把它们当作真人实事——的著述。 作者融会了有关最著名、最搞笑、最离奇、最惊险的美国都市传说的发现，并试图揭示这些当代民间叙事的诸多模式和可能包含的意义。诚如作者所指出，人们花时间讲述和聆听传说，不仅仅是因为其奇异有趣的情节，更深层的原因是它们真实地传达出创造者和传播者所处的语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并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知识和行为规范系统。

《大家小书-乡土中国》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锰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大家小书-乡土中国》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跳出我天地》里，比利·艾略特的工人父亲坚持认为男孩子应该学拳击，而不是跳芭蕾；《光猪六壮士》里，下岗的工人们告别钢筋水泥，在聚光灯下跳起脱衣舞却收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啤酒、烟草、男性气概的业余爱好、幽默但粗野的对话.....是电影给我们展示的英国工人掠影。 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保罗·威利斯教授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我们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为何选择继承父业——这就是《学做工》一书所呈现给我们的精彩内容。 2013年3月，《学做工》这本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终于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威利斯先生也将首次和中国的读者见面。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解释了工人积极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 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中文本还收录了作者于2000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

弗·克 阿尔谢尼耶夫考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时，遇到了一位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请他做向导。流浪猎人乌扎拉譬觉灵敏 对山林无比熟悉能嗅到动物的气息。辨别人和动物的足迹等等。他凭借高超的生存本领，数度帮助阿尔谢尼耶夫和他的队伍渡过难关，多次救了阿尔谢尼耶夫等人性命。两个男人在森林探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年以后，阿尔谢尼耶夫把德尔苏带到生活无虞的城市居住。可老猎人处处与现代化的社会发生冲突。最后，属于大自然的德尔苏·乌扎拉返回莽林中，不幸死于盗贼之手。 　　 本书是对一个善良朴实平凡的人的终极关怀，是一曲普通人的生命的挽歌。 　　 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二十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也是一部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全书分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原名《乌苏里地区之行》）和《德尔苏·乌扎拉》两部分。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 《德尔苏·乌扎拉》引起国际影坛轰动，获得197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阿尔伯特・洛德的经典力作《故事的歌手》出版40周年后得到再版，……洛德和他的老师帕里搜集整理并研究了活态的口头传统，他们的目的是要回答古老的荷马问题：在欧洲文学传统发轫之初，《伊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如何创作这两部伟大史诗的。《故事的歌手》凝结着帕里和他的学生洛德的不朽贡献。该书的主旨便是揭示和证明口头诗歌是一种创作和表演相互结合的过程。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现在被重新刊行，附有《新版序言》，增加了珍贵的音像材料，本书因为注入新的内容而大大丰富了，充分保证了它对每一个爱好艺术和口头技法的人，具有持久的魅力。

作者通过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挑战了“食色，性也”的论断，揭示了“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作者探讨了从对饥饿的记忆到经济发展时代的美食，从传统中药的香气到对古典文献的挖掘，从对集体身份的颂赞到对个人经历的关注诸方面，认为这些在当代中国被体现的存在都必然创造并存留于对个人和国家生活的公众反映之中。本书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生活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她的解读不仅包括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的关注对象——家庭，也涵盖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书把握住了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后现代认识论的关系，从人类学与文学的相互作用这个新角度着眼，透析出20世纪文学创作观念变革与文学研究的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动力。在文学创作方面，梳理了“文化他者”的发现如何激发出“人类学想象”；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梳理出西方文学人类学的5大方法流派，逐一加以辨析；对人类学知识与文学研究的最佳结合点——神话学做了点面结合的示范性阐说；特别是“三重证据法”的提出，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前瞻性的见解。 本书在宏观上为引导文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迄今最详实的理论参照；在微观上，对如何具体掌握和应用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与方法，具有示范作用。

《华夏上古神系》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书中论证女娲、盘古、西王母等上古大神的“外来身份”，提出秦帝国的制度原型来自波斯等，揭示中国先秦神话是“亚洲精神共同体”的结晶。作者认为，高度开放，博采众长，继而实现超越，完成原创，是华夏文化精神的伟大特性，也是其卓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主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耗费20多年时光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人类学、史学、符号学、神话学、语音学等工具，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通过独辟蹊径的探索，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

人类学的“欲望”与古典/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引 言 1.保罗和弗朗西斯卡的摹仿性欲望 2.重审加缪的局外人 3.地下评论 4.疯癫之略——尼采、瓦格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5.成体系的精神错乱 6.危险的平衡：一种喜剧理论 7.文学和神话中的瘟疫 8.列维一斯特劳斯和当代理论中的区分与互反性 9.神话文本中的暴力和表现 10.与勒内·基拉尔的访谈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是现代文学的三大发现，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全新的景观，但学界对"儿童的发现"的研究相对不足。本书是国际学界第一次就现代中国文学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的主题进行专门及深入探讨的大型国际会议论文集，汇集了近年来美国、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对此主题已经做出优秀研究成果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文，内容涉及儿童研究的许多重要命题，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为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