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對流行曲都有不同要求，有人聽歌時會以旋律為先，有人則會先留意歌詞。究竟歌詞在流行曲中重要嗎？流行歌詞是文學作品嗎？可以像林夕所說般放進教科書嗎？ 多年來致力研究香港流行歌詞，曾出版《香港流行歌詞研究──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香港三聯，1999)的朱耀偉贊同流行歌詞可以是好的文學作品，但他認為流行歌詞如要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位，最重要還是在既存機制中作相關研究。 在新作《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中，朱耀偉按歷史、填詞人、文本分析、社科等不同角度闡釋香港流行歌詞，以多元化的知識引導讀者立體地捉摸「香港流行歌詞」的輪廓，也對香港詞壇的現象作出分析。作者帶出了多個有趣的主題，作者帶出了多個有趣的主題，包括詞人對歌詞究竟有多少主導權、對追星族的探討、論填詞人的文字實驗、卡拉OK對樂壇的影響、流行曲的廣告功能、自虐式情歌流行等等，可供大家繼續討論。 本書不僅適合一般樂迷，同時也適合中學師生作輔助參考和討論。

東、西方視覺文化理論的深入研究與精采對話！ 什麼樣的影像是不可接受、怵目驚心、引發鄙視嫌惡甚至嘔吐之感的卑賤影像？ 什麼樣的影像是賞心悅目、心嚮往之，甚至是膜拜仿效的崇高對象？ 影像牽連了好與壞、美與醜、悅目與刺眼等屬於價值系統的美感經驗。這些視覺上的層級區分、安定或是排除，其實已經受制於較大的歷史文化脈絡之召喚和辨認過程。因此，影像所牽扯的，無論是帝國、亞洲、主體的問題，或是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的面向，如同複雜的檔案系統，必然涉及有關意識形態以及族群、階級、性別、國家之權力位置的問題。 一場匯集東、西方國際專家學者的學術激辯，在全球化的文化差異中尋找可見的主體性： Amie Parry、Homi K. Bhabha、Jon D. Solomon、Kaja Silverman、Meaghan Morris、Nancy Armstrong、Naoki Sakai、Rey Chow、丁乃非、代顯梅、朱惠足、吳雅鳳、李秀娟、林文淇、林志瑋、林秀玲、林建國、邱貴芬、張小虹、郭家珍、陳怜縈、陳奕麟、陳衍秀、單德興、賀淑瑋、馮品佳、楊芳枝、葉德宣、廖咸浩、廖炳惠、廖朝陽、劉紀蕙、潘昱均、蔣淑貞、蔡秀枝、蔡明發。

東、西方視覺文化理論的深入研究與精采對話！ 什麼樣的影像是不可接受、怵目驚心、引發鄙視嫌惡甚至嘔吐之感的卑賤影像？ 什麼樣的影像是賞心悅目、心嚮往之，甚至是膜拜仿效的崇高對象？ 影像牽連了好與壞、美與醜、悅目與刺眼等屬於價值系統的美感經驗。這些視覺上的層級區分、安定或是排除，其實已經受制於較大的歷史文化脈絡之召喚和辨認過程。因此，影像所牽扯的，無論是帝國、亞洲、主體的問題，或是大眾文化與日常生活的面向，如同複雜的檔案系統，必然涉及有關意識形態以及族群、階級、性別、國家之權力位置的問題。 一場匯集東、西方國際專家學者的學術激辯，在全球化的文化差異中尋找可見的主體性： Amie Parry、Homi K. Bhabha、Jon D. Solomon、Kaja Silverman、Meaghan Morris、Nancy Armstrong、Naoki Sakai、Rey Chow、丁乃非、代顯梅、朱惠足、吳雅鳳、李秀娟、林文淇、林志瑋、林秀玲、林建國、邱貴芬、張小虹、郭家珍、陳怜縈、陳奕麟、陳衍秀、單德興、賀淑瑋、馮品佳、楊芳枝、葉德宣、廖咸浩、廖炳惠、廖朝陽、劉紀蕙、潘昱均、蔣淑貞、蔡秀枝、蔡明發。

從催淚彈味、污水味、公廁及汗臭味，重現一幕幕為社會公義而抗爭的歷程，足與新一浪社會運動共勉。

香港吞下一顆「五十年不變」的定心丸，走進後九七年代，不知道資本主義是一種不可以停下來的體制。馬國明從理論的高度，指出全面都市化，不斷粉飾城市面貌，是香港夢遊般走進重大轉變過程的對策，平凡但深入民心的事物要讓路給各種新奇和響噹噹的事物。普羅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來的文化，必定佈滿各種跟權力周旋和反抗壓制的印記，因此要從文化的層次剔除，否則跟消閒享樂的生活型態格格不入。馬國明要香港人告別繁華夢，把目光從璀璨奪目的事物轉到社會上正面臨雙重邊緣化的人的困境。爭取保留「喜帖街」以至天星碼頭鐘樓的意義不在於這些事物的價值，而在於這些事物的平凡。保留平凡的事物是要留下標記，說明大多數人的生活絕非悠閒安樂，而是營營役役。

第一本全方位直擊「可愛」的書來了！ 關於可愛的正反裡外， 這本書說得最透徹明白。 可愛究竟蘊含什麼特質？ 它與奇怪、美麗，又是什麼樣的關係？ 「卡哇伊?」，做為可愛產業的大本營， 日本年輕人、媒體，對「可愛」又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態？ 名人推薦 「可愛」永遠留在心中某個角落， 等待被發現、接觸， 所以，可愛的力量必然是大的， 影響力也只會有增無減。 想掌握這股趨勢， 你不能不讀這本書！ ──奧美集團董事長　白崇亮 翻開這本讀來輕鬆、言之有物的書， 你會發現，可愛比你想得多元、複雜，而且更有故事。 你一定注意到了── 便利商店，三不五時就請出Hello Kitty、史奴比等可愛角色促銷商品。各種高價品，如金飾、汽車，也紛紛與可愛掛勾，讓自己的形象更年輕、討喜。 若說「可愛就是力量」，一點也不誇張。但，「卡哇伊」力量的本質是什麼？ 日本年輕族群如何看待可愛？以女性為讀者的媒體，又是怎麼形塑各種可愛形象？ 要徹底了解可愛，由來自「可愛大本營」的日本專家說分明，最有說服力。翻開這本讀來輕鬆、言之有物的書，你會發現，可愛比你想得多元、複雜，而且更有故事。

流行文化虽然早已在古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但其盛行以及在社会中的普遍化和渗透，则明显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情。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更使流行文化成为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
本书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符号论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流行文化进行了研究和理论总结，紧密结合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丰富而多样的具体现象，对流行文化进行了观察和经验分析。本书涉及流行文化的结构特征、流行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以及流行文化与人们心态和精神状况的紧密关系，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流行文化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 本书作者旅居法国巴黎二十余年，身处西方文化基本理论最重要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当代流行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思想土壤和生活旋律相结合，使得作者既能与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频频切磋学问，又得以在空间上最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流行文化，从而使这本创新研究的流行文化社会学著作，兼备了扎实深刻的理论基础与新鲜生动的资料例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年轻战士说，他们是“为了保卫喝可口可乐的权利而战”。本书作者也认为，纵观历史长河，在众多改变人类饮食习惯的方法当中，数战争最具效力。这本书将告诉你，饮食不仅是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环。饮食不仅仅与政治、经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对人类思想形态的形成造成了重大影响。在作者风趣的论述中，你将重新认识人类饮食的发展历程。

《文化》主要内容：当前，“文化”是这样地流行，以至于人们在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节时，不使用“文化”这个词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了。人们走进学校，能够感受“校园文化”；来到企业，可以体会“企业文化”；进入政府部门，就会遭遇“管理文化”；如果在超市购物，也会被融化在“消费文化”之中。事实上，是人们选择了“文化”这个词语，然后赋予它某些意义，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概念。在今天，“文化”这一用法指的是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的存在，人们才拥有自我的意识，并强烈地感觉到生活是如此有意义。

缘起 《从西天到中土》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交流方案，由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和香港汉雅轩发起，梦周文教基金会资助研究，从学术思想和当代艺术两个角度去亲近印度，进行视觉文化和亚洲现代性的文化比较。读本中的学者于2010年秋的上海双年展期间陆续来华演讲；为了让听众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每位学者为我们精挑了这个选集，以中英双语出版。 当今的印度离我们既近且远，除了被西方传媒渲染的新兴经济的龙象之争和模糊偏见之外，印度不在一般国人的视野之内。印度咸称古国，但作为当代文明，一个甚至在现代西方思潮中举足轻重的印度学界，并不在普遍意识之中。作为人口的大国和现代国家，印度的经济、文化、科技皆有不可估量的前景；作为中国近邻与久远的故交，印度早就应该被中国关注。但与印度交流的当务之急不在于此；中国须要深切思考印度、亲近印度是为了自明。 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已逾一世纪，从革命到冷战到自由资本全球化，我们的道路一直摆脱不了欧美的世界想象，话语也固定在「东西」和「中西」之说法。无怪在各种自强的努力之后，今天的中国政经机制和生活形式愈益趋于全面西化。 作为典范的欧美，中国钦羡为「先进文化」，于今天的国情已不适宜无条件借鉴。但面对中国的历史资源时，我们又往往囿于欧美范式而无法善用。 如何在冷战的两种西方历史计划以外找到中国的位置， 如何发掘被欧美视野冷落的历史资源，就必须放眼其它的发展经验。在亚洲现代化道路上与中国采取截然另途，但依我们的「富强」尺度又是成就可观的例案，无法不审视印度。 中国引以自豪的现代之路是民族革命，彻底推翻过去，重新再造大一统，但结果我们离自己的历史文化越来越远。印度的道路则是摆脱殖民帝国，但在民族独立后依然承继了殖民时代机制。然而，当中国的「后革命」经验与印度的「后殖民」相遇时，我们又不能不讶于左翼革命在印度至今不衰的事实。目前各种倾向的共产党在印度尚有四十多个组织，革命经验不可说不丰富；可是印度又是世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让我们无法不想：中国的革命是否潜伏了殖民基因；而印度的「后殖民」是否革命的另一种方式。 印度现代化的历程之多样与丰富，中国无法相比；同时，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新旧文化传统并行不悖。雅利安文明的婆罗门学者和各式传统修行人似乎与工业文明不相涉地穿插在都市节奏之中。现代中国与印度相遇，感观上最受刺激的疑惑是：现代与历史（而且是多层面的历史）到底如何并存？ 印度与中国的现代都因承欧美的帝国主义和资本逻辑而致，所以中印的相遇是设在欧美的大平台上，绕开欧美无法谈亚洲的现代，也无法深切交流双方的经验。但要脱略于欧美的历史经验来重新自明，不能够自闭地缅怀过去；要打开未来，我们更必须能把中国经验提升为足以让欧美也能借鉴的新知识。这可能是印度当代学术最值得国人参考的一面。这系列读本的作者大多为西方学界熟悉，而且，印度学者擅长的「后殖民」理论和城市研究至今尚是西方新思潮的显学；比方在当代艺术的领域，就直接影响了近二十年的国际趋向。 《从西天到中土》的计划源于展示文化研究中心历年的一系列工作计划。2003年许江院长倡议以「亚洲」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建校七十五周年纪念的议题，嘱高士明、吴美纯两教授主持，邀我并预其事。「亚洲的双重时间」从亚洲各国的民间历与耶稣历的并行现象着墨，作为《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的迁徙与地缘政治》越域考察和展览的基础。2008年广州三年展由高士明，萨拉•马哈拉吉和我策划的《与后殖民说再见》再次启动了对「东西」二元框架的反思。《从西天到中土》企图推进前此的探索，在亚洲内部作近距离和实质的交往。陈光兴教授在这领域已投入多年的气力，承不弃，介入高士明和我的行列，策动了他在学术圈的老关系，论坛才得以顺利成事。此中的心意非言谢可以相报，亦惟有以谢忱言表。为组织和翻译这系列读本投入了大量热情工作的陈韵，彭嫣菡是此项计划的枢纽；并感谢陈恒审慎的审译，杜可珂、王立秋、卢隽婷、叶富华、钟添雅、林盼盼和彭嫣菡的译文，唐锁的版面设计，南方出版社何灿先生和阮清钰编辑的支持，与民生基金会赞助出版，在此谨致谢意。 印度和中国在现代境遇中相遇，不独是现代西化大潮的因缘。远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土唯一次文化大变革来自汉唐的佛教东渡。佛学来华虽然远远未有近百年西洋革命的残酷惨烈，但其影响之深远，也要历数百年的反刍，直到宋代才被彻底消化。在百年西化的意识型态革命之后，再访天竺可以提醒中国自我改造的历史记忆，并提醒我们在想象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脚程更近的「西天」。 张颂仁记于人民共和第六十一年初秋 2010年八月

【內容簡介】 世界，一直被「發現」。 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大發現」，其實是一種視線（まなざし〔gaze〕）的發現，歷時幾個世紀的擴張，編成一套完全覆蓋地球的視線，而歐洲則恆常占據視線主體的特權位置，將博物學視線場域當成新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機制親自演出，而博覽會的時代也就出現在這個時刻。 本書的觀點在於捕捉人們聚集於博覽會的體驗史。亦即，在博覽會的場域中，誰被吸引？看見什麼？觸發什麼？人們的經驗結構是否發生變化？博覽會從一開始就是由國家和資本共同演出、人民被動吸引和接受的制度性存在，但博覽會的經驗結構絕非這些編劇企畫者所能片面決定，移動自己身體前去參加的人，仍是這個特殊經驗的最終表演者。過去將博覽會定位在技術、設計與工業發展史的一環，以發展史及風格演進來看待其角色，然而博覽會是個複雜交錯的多層次文本，單以新工業技術展示場的角度加以解讀，顯然有所不足。 於20世紀邁向巔峰的博覽會，融合了帝國主義、消費社會與大眾娛樂三個要素，不但是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制，也是商品世界不停誘惑消費者的廣告機制。本書一方面以「帝國」的展示、「商品」的展示及「見世物」三個主題作為博覽會的縱軸，另一方面則以歐美萬國博覽會和日本國內博覽會的參照關係為橫軸，試著解明博覽會如何動員並重新整編現代大眾的感覺和欲望。 【台灣版序文】 〈致台灣版讀者〉 吉見俊哉 拙著《博覧会の政治学》經由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四位教授的努力在臺灣出版，我由衷感到光榮。1992年本書在「中公新書」書系出版，有幸獲得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美術史等領域內關心博覽會、博物館、展示歷史的諸多研究者和學子閱讀。先前在2003年已有韓國版譯本刊行，現在再有臺灣版譯本問世，使本書能夠呈現給更多亞洲的讀者，令我十分欣喜。 大約二十年前本書甫出版時，日本已經走過1980年代末期，雖然泡沫經濟已走到尾聲，卻難以預料長久之後會是如何嚴竣的未來。場景回到本書初面世的1992年，三年前有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一年前蘇聯垮臺，時代由「冷戰」旋即轉變為「後冷戰」，日本社會將被迫轉向何方，仍無從展望。因此，日本在隔年1993年出現非自民黨執政的細川政權，很快就短命終結，之後政治與經濟的混沌迷亂不僅一直持續，而且愈加深刻。 談些與博覽會有關的事，那一年剛好也是西班牙塞維亞（Serville）舉辦萬國博覽會。本書終章提過，我認為以「紀念新大陸發現五百年」為名而開辦的塞維亞萬博，應該是「博覽會時代」終了的象徵。之後漢諾瓦萬國博覽會的大筆赤字、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混亂一場，其實都是時代潮流的大勢所趨。「博覽會時代」終了，就是「發現的時代」終了，帝國主義的視線擴張到整個地球，將世界編入符號秩序中加以排列，歷經數個世紀後也已終了。現代一直不斷在終了——我們對現代的信心逐漸在動搖，卻渾然不知再來的歷史要如何展開。 從那時算起，二十年很快就過去了。其間日本經歷過阪神淡路大地震、奧姆真理教事件；經濟陷入長長的停滯、政治走進重重的亂局；新自由主義被貫徹實行、社會安定性基礎被連根拔起，這是日本前進的方向。社會的變化也波及到人們的意識，2005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三十五年後舉辦的「再一次的日本萬國博覽會」，不再可能像那樣成為代表經濟成長期的國家大事了。 日本在此二十年間，正是領受「崩壞」與「停滯」反覆發生的「失落時代」。但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從1990年代以後的二十年間非但未曾「停滯」，反而是在「躍進」。整個1980年代，韓國與臺灣有民主運動在普及，各國也都能看到經濟在發展，首爾並在1988年舉辦奧運會。1990年代後半，變化的中心逐漸移向中國，在東亞的整體秩序裡，中國的比重也不斷增加。反觀日本，在20世紀前半是東亞帝國並將周邊國家殖民化，20世紀後半是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到了21世紀，日本已不再扮演如20世紀的特別角色。 今年，2010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已四十載，上海就要舉辦中國首次的萬國博覽會了。上海萬博與兩年前的北京奧運是成雙出現的事件，這種組合很像四十幾年前的東京奧運和大阪萬博，也很像二十幾年前的首爾奧運和大田萬博。合稱東北亞三國的日本、韓國、中國，恰好以間隔二十年的速度相繼利用「奧運」和「萬博」作為經濟成長的象徵。這些組合的比較研究，期望今後也能由相關的年輕研究者以更好的方法進行。如果參考日本的過程，大阪萬博經歷四十年歲月方成為「過去」，那麼真正的歷史研究工作也才正要開始。 本書原是我某個研究計畫的一部分，主要探討19世紀末日本國家的事件演出與民眾意識自發動員的關係。在1980年代後期，我關注的議題除了本書處理的內國博覽會，還包括中小學的運動會、明治天皇的地方巡行、近代的伊勢參拜（團體旅行）等等，亦即現代國家將國民當作一般大眾而組織起來的各種儀禮性活動。我試著藉由這些活動解明，常民的日常意識及身體感覺，與國家的身體戰略其實有所關聯。 這種關注延續自我的處女作《都市のドラマトウルギー——東京．盛り場の社会史》（弘文堂 1987，文庫版 河出文庫 2008），書中處理了都市鬧區集結人群的意識與資本和國家的空間戰略之關係。這是我在1980年代後半的嘗試，以過去都市空間為基礎，討論集體儀式與現代權力之間的動能，並放到國民國家或帝國之類的更大脈絡來思考。 經過這樣的思考作業，繼之浮現出來的主題，就是博覽會與殖民主義的緊密關係。適巧1980年代後半，海外也出現許多以殖民主義意識形態來探討19世紀末萬國博覽會的重要著作。由於這些研究行動的先行，本書的思考因而聚焦於更為早期的問題，亦即在現代日本的博覽會中，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如何再現的問題。這種觀點在本書出版後的1990年代後半開始急速暈染開來，而今博覽會與帝國主義的各種討論，已有諸多優秀的研究者在各個領域從事精緻的分析。 本書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博覽會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本書雖以博覽會這種具體的群集空間為焦點，但更在思考博覽會與國民國家、帝國主義及消費社會之間的關係。現代都市出現過的無數視覺消費空間—例如百貨公司、主題樂園、博物館、廣告，其原型就是博覽會。由這個觀點出發，本書分析了歐美的商業主義如何滲透到博覽會，以及日本的百貨公司和報社何以要主辦博覽會。從今天看來，這種觀點可說是一種「殖民地性的現代」，是涉及摩登女郎、消費文化、殖民主義、商業主義等各種主題的研究。 這二十年來，伴隨社會的鉅變，學術界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對我本身而言，1990年代下半之後的最大變化，是與許許多多亞洲各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廣大交流，以及自己執教大學裡學生國籍的多樣化。本書寫作時是以概念上的殖民主義作為問題的切入點，我則尚未與亞洲各國友人共享相同的問題意識或共同進行研究。然而今天，我自己的疑問已深切與亞洲、太平洋、美國、歐洲的友人所共享。當然，在研究日本的脈絡時，我也不再認為只以日本當作唯一的核心對象就足夠，也不再視之為不證自明的前提。 在這種全新的跨國性知識文脈下，本書或許還能因開啟一些新的批判性洞察視野而有所貢獻吧！就如前述，日本、韓國、中國等，有可能針對歌頌經濟成長而舉辦的國家慶典進行比較研究。果若如此，本書的觀點或許多少有所用處。對殖民時期曾在臺灣、朝鮮半島、滿洲舉辦博覽會的相關研究，也可能是本書研究的延長線。 我也期待本書的讀者，不要只將目光直接對準博覽會的研究。除了博覽會，博物館、美術館、百貨公司、電影院、劇場、書店、圖書館等各種現代的（=modern）空間，都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大量出現在東京、大阪，也出現在首爾、臺北、上海、香港等亞洲都市。這些空間也可能以稍稍縮小的規模，出現在同時代的地方性都市，甚至以移動的形式出現在農村的學校、寺廟及神社。若以此來思考現代性空間，最重要的關注點，應該就是群聚的人們與空間所交織的視線集體組織化的歷史。在博覽會；在博物館和美術館；在電影院、百貨公司、圖書館，走過「現代」的人們體驗了什麼樣的視線變化？在這種變化中又如何被新的社會集體性所組織起來？這些問題，實已超越了美術史、電影史、文學史、建築史等既存學科領域的界限。就我本身的立場，我認為新的文化史就是最廣義的媒介理論或文化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當然這種說法也可以有不同見解。 然而，我仍想對那些不同見解提出我的期待，希望本書讀者參考本書的提示，不要完全只使用自己在「美術史」、「日本史」、「建築史」、「電影史」、「媒介史」等學科框架內熟習的知識，而要試著跨越框架並試著培養打破框架的攻擊意志。 對人們的經驗進行重新整編的，不只是博覽會、美術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作為現代視線的空間；大學與各種學術性知識的機制（包括這本翻譯書本身），也都是作為現代視線場域的一部分而被組織起來。歷史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文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現代性的學術體系，不會永遠維持不變的內容，傅柯（Michel Foucault）早已經清楚指出這點，它們是透過現代媒介與論述秩序的組織過程而產生。 是以《博覽會的政治學》的「政治學」，就不是造成政治影響力那種意義下的政治學，也不完全是操弄博覽會那種微觀政治學意義的政治學。當然，後面這種微觀政治學的觀點是貫穿本書最重要的部分，甚者，能夠記述微觀政治學的論述場域，亦即各種學科領域的結構，也都與博覽會一樣是種現代視線的秩序。探討博覽會，也就是在探討你我身邊的許多事物，例如身處的大學、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地點，以及作為教師、學生、讀者、觀眾、消費者等身分。這並不是要否定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的意義，而是要先打造一個「去領域」的基地 ，以將知識結構由內部顛覆、相對化乃至提出全新的認識觀。 今日，網際網路與各式各樣的數位媒介，對於大學、圖書館、博物館，乃至書店與百貨公司等現代性的空間秩序，莫不帶來劇烈的變化。所有現代視線的空間，在這個巨大的數位衝擊下幾乎也都腳步踉蹌。在21世紀初，我們不只生活在冷戰變成後冷戰的全球板塊移動（Global Shift）中，我們也體驗到現代性視線空間變成後現代資訊空間的數位板塊移動（Digital Shift）。這麼看來，博覽會這樣的現代性空間，難道只能是歷史性分析的對象嗎？本書由初版刊行至今已經歷二十年，現在的我對本書提出的問題，一方面因身處中國崛起的東亞歷史中，另一方面則因身處面對新式數位衝擊的現代性空間全體變化中，確實感到有重提新架構的必要。 如果前述的問題意識，能因這次臺灣版的刊行而獲得更多共同思考東亞現代性的讀者之助，實為個人之所幸也。 2010年3月

《文化的观念》中，作者用一种敏锐的相关性对后现代的“文化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试图从非自然主义的角度重新揭示诸如人性之类的概念的重要性。《文化的观念》不仅坚决反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某种时髦的民粹主义，而且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精英主义的种种不足。

《性与中国文化》重点阐述了性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昨天的文化对今天的文化的影响。现在，虽说社会比过去开明得多、进步得多了，可是性的社会历史作用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仍旧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The crea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y in the 1920s saw the birth of some of the most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writing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is out of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great critic Theodor Adorno emerged. His finest essays are collected here, offering the reader unparalleled insights into Adorno's thoughts on culture. He argued that the culture industry commodified and standardized all art. In turn this suffocated individuality and destroyed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time, Adorno was accused of everything from overreaction to deranged hysteria by his many detractors. In today's world, where even the least cynical of consumers is awar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 Adorno's work takes on a more immediate significance. The Culture Industry is an unrivalled indictment of the banality of mass 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急剧分化，乱云飞渡，思潮翻涌，思想的“新时期”真正来临。思想界不再是明朗的“左”与“右”，而呈现出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原生态，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共戴天的学说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不再能够划出个左右，更兼以无从捉对厮杀的新儒学、全球化、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身体注视、传媒哲学等等，一个问题甚至可能以其他所有的问题为语境。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运动及当前的全球化与古老中国相遇的产物。本丛书是将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它们是我们走过的或达到的一个个里程碑，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实录，他们作为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作为思想地图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本书撰写主要针对对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目前学界理论话语的言说状况进行。本书中各关键词依据各位撰写者的理解独立成篇，每一关键词后附有该词撰写者所有列出的中英文参考文献，体例大体相同，一些关键词实际上是撰写者自已深入研究的领域。

文化研究选读，ISBN：9787560064451，作者：王逢振

《文化研究》探讨的“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是“对文化的研究”。作为专门词组的“文化研究”具有更限定的含义，它特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知识—思想探求领域，其先驱人物是威廉斯（R.Williams）、汤普森（E.P.Thompson）、霍加特（R.Hoggart）。文化研究是一种新出现的、特定的研究文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