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一书出版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本书就以此著及相关讨论为窥镜，希望作现代伦理中一些关乎基准（这些基准是人类良知得以生长的土壤）的思考。

在这本生动又宏大的作品《暴力的衰落》中，詹姆斯•希恩记录了欧洲史上也许最剧烈的一次变迁的前因后果：从一片破碎的战场到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战争曾定义了欧洲几个世纪的叙事史，影响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但二战后，欧洲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定位，弃绝国防预算膨胀，着重物质福利、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希恩揭示了这一变化发生的方式和原因，以及对美国和整个世界的意义所在。 以非凡的深刻和明晰，希恩包罗了过去百年问欧洲的重大思想和政治事件，从20世纪早期的和平主义和军事主义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到柏林墙的倒塌、伊拉克问题的激烈辩论。他的叙述使人兴趣盎然，分析鞭辟入里，两者结合，展现出暴力的消弭如何令一块大陆转变、令新欧洲成为可能。 这本希恩的权威历史著作《暴力的衰落》纵览了欧洲动荡不安的20世纪，提供了一份亟需的背景文本，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身处其中的时代断层。

今天看来平常的东西，并非历来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想象不到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从十七世纪起，变化的趋势初露端倪，城市与财富 、商业与贸易、革新与发明，凡此种种进展开始动摇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自身——即使基本需求从未改变，生活方式却逐渐发生变革：住房与家具、取暖和照明、衣着及饮食……现代物质生活与消费社会正浮现于历史的地平线上。

围绕中国思想现代化这个主题，林毓生先生的这部文集分为五四运动，自由主义理念、人文重建、台湾当前文化发展、有关当代新儒家等几大部分，体现作者多年来对乌托邦主义的反思。

1. 你如何划分世界，完全取决于你站在哪里。地图告诉我们的世界，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为什么欧洲人把他们那小小的半岛称为“大陆”，却把印度和中国的广袤地域视为“次大陆”？与此同时，印度的地图绘制师则将南亚描画成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而欧洲却只是个边缘的“戴着帽子的小岛”。 2.作者大胆地揭露了地理学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给出了全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打破“大陆”的神话，建构“区域”概念，根据语言、文化和种族标准重新描绘世界——它会让你不再以过去的方式，面对你眼前的世界地图。 3.如果你一直认为地理是一门客观的学科，那么在读完此书之后，你就会对此有新的考量。 —————————— —————————— “跨文化研究译丛”之一，提出“地理是文化构成的”这一命题。不管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涉及到人们组织世界知识的空间结构问题。作者对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地理学概念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地缘政治文化的解读。

《阅读的历史》为《语言史》、 《写作史》和《阅读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上自标记最初演变为符号，下迄当代电子文本出现，笔锋所及，充分展现了阅读历史的全貌。作者首先描述了古代的诸多阅读形式，阐释了认知不同书写系统及文字的方式，继而追溯了中国、日本、美洲等地的阅读形式及其发展，考察了其阅读行为迥然各异的方方面面。 中世纪，欧洲及中东的阅读创意频生、不断演进：默读和礼拜诵读兴起，眼镜广为使用，阅读成为大众教育的核心内容。及至印刷术诞生，社会对于阅读的态度得以彻底转变。当时，书籍贸易急剧增长，读者群体空前壮大，阅读内容日新月异，单页时报、新型报纸以及公共读物相继兴起，印刷字体的不断演进对文本的易读性产生了积极影响。18、19世纪，教育领域掀起了大规模的改革，全社会致力于普及文化，书籍贸易再度焕发活力，公共图书馆从无到有，室内照明得以改进，阅读材料开始有了性别差异。作者还对公共广告、教会及国家的禁书目录、黑人阅读等问题给予了关注。 作者预计，随着个人电脑、手机、网络的进一步普及，阅读交流不久会超越口头交流。在《阅读的历史》最后一章，他考察了“视觉语言”以及有关大脑处理阅读行为的现代理论，探究了新一代读者将以何种方式塑造阅读的未来，同时指出有必要对阅读的真正内涵进行全新界定。

艾米莉·洪尼格所著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以1919—1949年上海纱厂（华商纱厂和外商纱厂）女工为研究对象，把女工放到上海经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探讨纱厂女工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及30年间女工参与劳工运动的发展和转变情况。《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是妇女史、劳工史、社会史、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成果，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劳工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本書內容為作者結合史學與人類學之作《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等書的知識論基礎。透過人類生態、本相／表相、認同／記憶、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種由表相（文本、圖像、電影、社會事件等等）認識社會現實本相的分析法。稱之為反思史學，作者希望讀者／研究者能因此練就如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範知識蒙敝的真實世界及其歷史變化過程，因此對外在世界有真實體認，以及反思與反應。

当下谈论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阿里夫•德里克 ~~~~~~~~~~~~~~~~~~~~~~~~~~~~~~~~~~~~~~~~~~~~~~~~~~~~~~~~~~~~~ 清华国学院“讲学社丛书”第二辑，美国汉学权威、左翼前沿理论家德里克开启“梁启超纪念讲座” 面对全球现代性中过剩的历史与 匮乏的未来，对中国知识界百年变革作批判之思 ~~~~~~~~~~~~~~~~~~~~~~~~~~~~~~~~~~~~~~~~~~~~~~~~~~~~~~~~~~~~~ ——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中国化”困境，如何启发社会科学在对中国文化之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调和中，从西方的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 ——改革开放至今的儒学复兴、国学热潮，是否已经足够警惕欧洲中心主义，却忽视了与资本主义的合谋？这一“历史的复兴”怎样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倘若拒绝质疑发展，中国能否输出真正可复制的“中国模式”？会不会成为美国衰落后的世界新霸权？

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震惊了全世界。这场风暴过去了四十年，但是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事后影响。这是大学危机还是文化危机？是精神造反还是政治密谋？是诗意反抗还是阶级矛盾？是青年的本能宣泄还是革命的暴风骤雨？本辑的五月风暴专号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回顾和分析。五月风暴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退色，反而越来越突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表面。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主要研究了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私人脉络，团体组织以及与城市公共媒体的关系，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史。

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是很难想像的。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 随着全球化的爆炸性发展，民族国家似乎正面临衰退的命运。但《民族的构建》的作者们发现，这种“民族国家衰退论”更多代表着西方人的想法，而不是亚洲人的。对亚洲人而言，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的边界已经从很多方面被渗透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外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传教士的宗教劝导，在国外关税法则管理下的大规模贸易和对外国文化的追捧。这些力量既渗透了也勾画着国家边界线，它所形成的疆域正是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地理空间。亚洲民族的现代史与全球化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且这还远未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关系是亚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的唯一动因。民族大业的兴起，往往与亚洲内部的张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亚洲与西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体系也许推动了争取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斗争，但并没有设定这些斗争的结果。

“理查德.谢尔对于爱丁堡启蒙书籍的研究是我近十年所见最有价值的作品，尽管我的研究专长并非18世纪的苏格兰……我发现此书引人入胜，结构宏大严整、论述充分详明……从心灵、事业和艺术上，这本巨著从根本上赞美了苏格兰人的爱国主义和启蒙运动。”——James E. May，《18世纪苏格兰》 “这是一部杰作，这本书中列举的细节惊人的翔实，并且多层次鲜活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这是本非常有用的参考书，附有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它同样也是本令人兴味盎然和激动人心的读物。”——Antonia Forster，《英国研究评论》 平装本序言 《启蒙与出版》一书问世后，广受欢迎和好评，令人非常高兴。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促使我虚心反省。我十分感谢朋友、同事和读者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些错误，也感谢编辑允许我在平装版前面添加一段序言。 威廉·波斯维克·约翰斯顿（William Borthwick Johnstone）绘制过一幅詹姆斯·希巴德（James Sibbald）流通租借图书馆内部的虚构图画（现在保存于爱丁堡作家博物馆），看上去仿佛再现了18世纪80年代的情景，以致我没有怀疑那些识别画中人物的标志就将它复制到了书中。可是伊恩·辛普森·罗斯（Ian Simpson Ross）提醒我，背景里左起第二个人物（就像书的封面上复制的那样）实际上是亚当·斯密（与詹姆斯·塔西[James Tassie]为他绘制的著名圆形肖像画一模一样），画面底部的小字却把他标注成了蒙博多（Monboddo）勋爵；其实画面最右边的人物才是蒙博多，而不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伊安·戈登·布朗（Iain Gordon Brown）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参见他在《出版季刊》第25期（2008年9月，第333—335页）中对我的书的评论。经过查证之后，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应该用同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亚当（斯密）代替另一个亚当（弗格森）。 在作者说明的章节中，关于货币和汇率的内容我主要采用了约翰·麦考斯科（John McCusker）的数据，他是18世纪英国与美国的货币兑换方面的著名权威学者。这次为了出版平装本，他帮助修正了本书中出现的几个货币汇率数据。如第4页，1791年时的一个标准英镑在美国相当于4.44美元，而不是4.55美元。本书出版的2006年，一个标准英镑的购买力应该相当于1746—1770年间的105英镑或192美元，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于85英镑或154美元。在作者说明的末尾，提到约翰·侯姆（John Home）的剧本《阿尔弗雷德： 一个悲剧》的例子时说，原价的一个半先令大约相当于2006年的6英镑，这个地方应该更正为6.4英镑。当然，尝试将18世纪的英镑转换成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货币等价物时，只是根据当代的购买力进行粗略估算，因而随着判断标准的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举例来说，在描写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作品《外科医生》（the Knife Man，2005年）中，温蒂·穆尔（Wendy Moore）使用了英格兰银行的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转换标准，结果得出了明显更低的兑换比率。 推出了精装版本之后，我才注意到遗漏了表一中的作者的一些作品，本来应该把它们加入表二即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数据库（两个表格都出现在索引中）。其中包括乔治·查尔默斯（George Chalmers）的两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未完成作品： 《当前联合殖民地的政治记录，从定居至1763年的和平时期》第一册（伦敦，1780年出版）和《殖民地解放史导论》第一卷（伦敦，1782年出版）。有一部作品本来可能作为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的遗作入选： 《劝勉（paraclesis），或从自然及揭示出的宗教信仰演绎的安慰》。两篇专题论文： 其一的作者据推测是西塞罗，现已译成英文，其二是托马斯·布莱克洛克神学荣誉博士的原作（爱丁堡，1767年出版）。该书的题词是献给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的，在讨论作者之间互相交换题词时（第141—142页），原本可以引用这段内容。另一部值得加入的作品是《慈善事业： 以期刊论文的方式》（伦敦，1797年出版），那是一部匿名作品，根据1798年6月2日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Richardson）写给安德鲁·斯特拉恩（Andrew Strahan）的信件（保存于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档案馆，感谢朱利安·普利（Julian Pooley）提醒我注意到它），现在可以确认其作者是理查德森。该书里面包含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理查德森热衷于匿名出版（如本书153—154页讨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段落谈到了作者的“各种伪装”。相反，安德鲁·阿什菲尔德（Andrew Ashfield）告诉我，《自然和艺术作品中的基本美学原则探究》（表二中的no.347，在381页引用）一书不应该被加入作品数据库，因为版权页上显示的作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son）不是表一中的那位苏格兰的多面手作家（英文短标题目录是这样记载的），而是同名同姓的都柏林艺术家，其生卒年份为1726—1798，而不是1746—1817。这个错误告诫研究出版历史的学者，必须去核查书籍的原文。由于数据库里的个别作品极其稀有，我未能做到全部查对，不过这个错误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只要稍微看一下该书前面的传记性回忆录，就可以识别出作者的正确身份。 本书第12页评论说，1934年普瑟伍德·史密斯（Preserved Smith）的一部作品“可能是首先在题目中使用‘启蒙运动’这一术语的书”。但是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向我指出，这个先驱的荣誉实际上属于约翰·格里尔·希本（John Grier Hibben）1910年的作品《启蒙运动的哲学》。我在167页叙述，根据我的数据库，在作品卷首使用作者肖像画的例子最早出现于1763年，那是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续英格兰全史》（表二，no.67）推出第二版时，由方济各·阿利亚梅（Franois Aliamet）雕版制成的卷首插画肖像。在我能够查明的范围内，这个结论在作者、作品标题和画家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据詹姆斯·梅（James May）的记录，1760年斯摩莱特的《续英格兰全史》首次出版时，已经使用了这幅卷首插画肖像。类似地，罗伯特·弗格森的诗集在1799年出版时含有一幅卷首插画肖像（如191页的记述和171页的注释），但是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和佩斯（Perth）的儿子在1788—1789年出版该书时已经使用过这幅肖像，而且质量要好得多。 关于《启蒙与出版》的印刷错误，我已经在网站上（http://long18th.wordpress.com/，2009年11月15日）揭载了更正的内容，用于回应大卫·玛泽拉（David Mazella）和埃莉诺·谢芙林（Eleanor Shevlin）在2009年10月整理的电子版“辅助读物”。各位读者如果发现其他错误，可以在我在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后面以评论的形式提出，我将十分感谢。 读者们对《启蒙与出版》的热烈反响鼓励我相信，对于研究书籍出版、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后半叶大西洋两岸英语国家历史的学生和学者，本书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希望，平装版本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这部作品，让他们通过独特的表述方式，体会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最早和最好的人类历史”。本书强调在启蒙运动思想和价值观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出版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试图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品理解为作者与出版业工作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在苏格兰，而且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同样如此。 R.B.S.，2010年1月

今天，缠足是一种已经消亡了的奇俗，然而在旧中国，缠足确是女子成家的重要条件，在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连能够铲除持续愈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康有为，都对这种陋习无能为力。本书试图探明缠足这种奇异风俗产生的社会因素。

在过去十多年中，资本主义全球化伴随着对文明身份的重新强调，再一次把经久不衰的文明和历史议题凸显出来。《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寻根溯源，对这些议题做了研究。它揭示出，欧美国家宰治的世界秩序在过去五百年之间是怎样形成的，“西方”文明又如何将其治组织和知识形态上升为普世的标 准。这些标准所设置的时空等级将非洲以及大洋洲（还有其他土著人）等无国家的社会置于“化外”，将亚洲社会定义为“半文明”，而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文明的最高端。正如本书的主编在序言中所指出，这一套文明标准到了20 世纪演变为世界各地人群的自我认识。而今欧美国家的霸权开始遭遇挑战，其文明霸权的地位也重新受到质疑，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呼唤。 书中论文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包括地理大发现、殖民时代的国际法体系、万国博览会等，十分具象地绘出了欧洲现代性在19至20世纪殖民扩张盛期的等级景观，其中有些论文梳理了文明理念的译介过程及其特点。无论是对当代世界秩序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关注当今全球文化治的读者，这部文集所提供的详细研究和批判性的思考都不无裨益。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本书稿为学术性论著。同时拥有两性性是一些典型的原始生物的特征。对原始状态的追忆往往唤起人类的怀旧情怀。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讲述的神话故事对此曾经有过深情的表述。每对情侣，当他们灵与肉的结合一次又一次地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刻，无不渴望实现一种遥不可及的永久的融合直至带领他们回到从前人类尚处于两性性的原始状态。 与同时具有两性性相比，某些个体先后拥有两种性别则包含有十分不同的意义。他们身上依次拥有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的、更主要的是占卜者的两性。提瑞西阿斯便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是一位能够同时与人类世界和神灵世界沟通的占卜者，他由男身转为女身继而又变成男身的事实使得他能够往来于男女两性世界之间。提瑞西阿斯自由穿梭于对立的矛盾之间而世界依然故我，恰恰象征着对人类最根本的矛盾即男女性别的超越。

本书对战国两汉文献做了细致解读，考察古代中国关于动物的文化观念，分析动物观与人类自我认识的联系，探讨动物世界在圣贤概念和社会政治权力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古代中国对人在诸多物种乃至天地间地位的认识深受动物观的影响，并就这种影响展开具体阐述。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并未执意为动物、人类和鬼神等其他生灵勾画清晰的类别界线或本体界线，而是把动物界安放在有机整体和诸多物种的相互关系中。整体中的生灵万类，既有自然的一面，又有文化的一面；彼此关系的特点，在于互相影响，互相依赖，浑然一体。

107幅精细地图，从石器时代到当代中国 追寻重现中国城市文明的演变轨迹 【编辑推荐】 从石器时代，历经汉唐宋元明清，直到当代中国，梳理总结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脉络，剖析城市发展变化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全书收录百余幅精细地图，直观呈现城市的历史面貌，带你重游千百年前的中国城市。 【内容简介】 这是难得一见的图文述说。读者从中可以发现，历代城市的性质、功能、结构，以及整个城市体系的空间拓展形态和分布，竟是中国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空间拓展过程的写照。 薛凤旋教授参考了大量中国的文献材料，以及西方相关的资料和发展经验，将视点时而交错于历朝的重大事件、经济状况、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作为营造城市和城市化的动力的细节之间，时而聚焦在中国的独特城市观与城市演化的特点上，其中不乏迥异于西方观点的精辟论述，以及从城市看历史和文明演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本书亦系作者累积三十年教研经验的一次专题总结。他精心研制的百余帧历代城市地图，是全书内容的精髓所在。读者只要图文互相参照，自能领悟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城市发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所透露出来的独特个性。

本书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之一S.N.艾森斯塔特教授的力作，书中对日本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组织做了出色的综述。艾森斯塔特教授在大量浏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索了日本历史遗产及其对日本现代性经验的影响。他回避了结构主义或文化主义的方法之争，发展出一种系统严密、比较广泛的分析性研究框架。本书结构颇具新意，一方面强调日本文明的非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又对其在不断流逝的过去中重造共同体的能力施以重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