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论及人们的当前话题：如何对待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任务、方法和目的是什么？卷中文章既有理论阐述，又有个案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体现了詹姆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中对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分析极有启示意义，而关于地缘政治美学的观点是他的又一创见。

《世界文明史》系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爱德华·伯恩斯等人撰写的一部在美国有相当影响的著作。它初版于1955年，此后屡次修订再版，至1991年共出版了八版。80年代中期，我馆曾出版了该书1974年第五版(中文本共分为四册)，在读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并曾被列入《家庭书架》。1999年，商务印书馆依据W.W.诺顿出版公司第八版重新出版中文版。相对第五版，新版中有80%的内容是全新的。此次再版版本为1999年中文版。 《世界文明史》试图扼要考察人类自远古至今追求文明的历程。在书中，各重要地区或国家均有所涉及，欧洲、北美、中美和南美、英联邦、中东、东南亚、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得到适当重视。该书在美国不断再版，其一贯目的就是让学生既了解到各主要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成就，又了解其局限，并让学生关心当代问题。它关注人类在文化、思想、制度和知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政治事件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在叙述政治史时，侧重于介绍它们与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史相关的内容。该书插图丰富，且与行文密切配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世界史入门读物。

这是一本主要以对话形式出现的书。对话的一方是当代中国重要的学者、作家和批评家（包括汪晖、余华、张旭东、韩德强、南帆、黄纪苏、薛毅等），对话的另一方主要是北大的在读研究生。这种对话的方式，不仅为中国学术的后进者们构筑了一个可以登高远眺的高水平的演练场，同时也使他们对中国学术的前沿问题有了亲炙的机会，获得了与中国学术界顶尖高手“同场竞技”的难得机缘。这里，也许幼稚与尖锐并存，误解与同情共在，但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在真理追求的漫漫征途中，长短身影携手并进的一幕幕动人情景。这一次次的经历也再次表明了，知识的传授和思想的传承过程中一个被长久遗忘的奥秘在今日还仍然有效，那就是孔子和柏拉图共同留给我们的：对话。

《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作者吉姆·道森以极其诙谐的笔调从科学、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介绍了屁在各个层次和人群中所起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的大众读物，语言风趣幽默，涉及内容涵盖多方面，既是一本文化史，也是一本通俗读物，特别是文中引用了大量人们熟知的名著名片的经典实例，使读者在轻松幽默的语言环境中领略屁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略带苦涩的欢乐。

《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作者首先总括性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然后讨论了在法律、建筑、音乐、舞蹈、绘画、科幻小说、影视、通俗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后现代主义；并批判性地解释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让－博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最新思想；最后详尽讨论了后现代批评风格和文化政治学。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系列之一。 本书以洗炼的语言，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基本主张、浓缩了作者对科学文化理论探索的精华，代表了早期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最高成就。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本书对叙事理论进行了阐释，并将其应用于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对大众传媒的通俗形式的体验之中。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性的，讨论的是各种叙事的本质；第二部分将叙事理论应用于人类发展和日常生活，这一部分的话题包括梦、童话、漫画、电视商业广告、通俗小说、广播剧、电影和交谈等。 阿瑟·阿萨·伯格的最新著作《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对叙事理论进行阐释，并将其应用于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对大众传媒的通俗形式的体验之中。今天，许多研究社会科学的专家都对叙事学及其能够提供的对人的深入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在帮助读者理解叙事的同时，尽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叙事进行分析。本书第一部分对重要叙事理论和叙事技巧进行了研究。第四章的术语表列出了重要术语和概念的定义。第二部分对梦、童话、连环漫画、电视、小说、广播、电影和日常生活等叙事因素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思考。伯格在书中所使用的交谈形式和他对叙事技巧的具有启发性的应用，促使读者认识到叙事是如何对传媒以及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起决定作用。

《性面具》将会是读书市场的又一次轰动，一次从各种良性意义上讲的轰动。不管是在书的范围、立场、设计还是深度方面都无一作品堪与之匹敌。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用文字来展示人类生活中的性。 这是一部卓越的作品、独特新颖，给人以激昂的情绪，情感热烈，文笔洗练……读后不得不为作者的精力、博学和壑智所折服。

作者以文化浪游者的视角，漫游香港，投入而又疏离地看着这座城市，把晃动的城市影像一一记录、沉淀，穿梭于理论与事实之间。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本雅明的浪游理论说起，构筑城市理论起点；第二部分“文化权力篇”以轻松的笔调分析了性与隐喻、集体记忆等微观政治问题；“流行主义篇”解构年轻人文化、消费主义、流行符号，活泼生动，引人入胜。

《20世纪思想史》(上下)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对整个20世纪发展脉络的洞察和理解，作者在占有大量信息的基础上，以一批塑造和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人和理念为线索，勾画了一部生动而清晰的20世纪思想史。作者倾一己之力撰写的这本百万字的巨著，一经出版便在西方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自2000年初版以来，已多次重印和修订，被誉为从当代视角解读20世纪的最为杰出的作品。伴随作者清新而又内容翔实的描述，我们恣意畅游于20世纪哲学、文学、历史、政治、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并在作者编织的20世纪之网中清楚地看到诸多领域之间细腻的联系，及其与整个20世纪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愉快的阅读中完成对20世纪的一次思想游历，对于21世纪之初的思想界和广大读者而言，的确都是一件幸事。

本书主要是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谈论后现代的起源、发展以及如何在詹姆逊这里达到颠峰的。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准确地将后现代的不同源头放在它们的空间、政治和知识背景中，只有这样。才能将后现代的观念发展顺序呈现出来。同时，作者将詹姆逊置于这个谱系背景中，并突出他的思想的独特性。本书还回击了对詹姆逊的种种指责。指出詹姆逊敢于针对当代的历史现实，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伴随着个人主义历史新阶段的到来，自恋和冷漠替代了直抒胸臆的反叛，诱惑和非标准化替代了整齐划一的逻辑，普遍的幽默风格取代了堂皇的意识形态。发达的民主社会在“后现代”时期盛行着标新立异，表现为暴力的减少和衰竭，这使得我们处在一种全新的时代氛围之中。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恋、冷漠、诱惑、空虚、幽默、暴力等一系列社会元素的分析，认为凸显在民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的断层，在所有的社会层面、年龄段和性别之间，普遍产生了对主体自立的渴望。这些变迁的社会元素共同成就了一种新形式的行为制约机制，它使当代个人主义追求“心理上”的洒脱、放松和趣味，但光怪陆离的生活模式却又使个体日渐地精神空虚。因循着空虚和自恋的逻辑，个性化进程对信息、性以及需求的倡导，对“人的因素”的重视，对本性、真诚和幽默的推崇等，一方面是“适当的”、“可行的”，另一方面是“野蛮的”、“现行的”，它造成了纪律社会的分解，却与禅性社会的布局相一致。 在大众消费时期，当代个人、社会、道德上的变迁以及一种社会化、个人化新模式的出现，与17、18世纪所建立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生活在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时期，私有化在扩大、社会认同遭到侵蚀、政治与意识形态遭到疏远、个性特征加速不稳定化，可以说，我们的时代只有完成以上的在个人本身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持续革命后才能根绝革命末日论。 先进的民主社会在发展，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按照一种新逻辑在不断地重塑，这个逻辑我们称之为个性化进程。 本书通过对自恋、冷漠、诱惑、空虚、幽默、暴力等一系列社会元素的分析，认为凸显在民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的断层，在所有的社会层面、年龄段和性别之间，普遍产生了对主体自立的渴望。

罗马街道下，曾经是宗教祭祀活动的密室；巴黎地下，钢和玻璃结构的列车悄然驶过；伦敦城下，暗河溪流涌动。地下万象为我们展示了城市的个性，包括城市的起源和历史，在某些情况下还预示了它的未来。作者选取了纽约、巴黎、罗马、伦敦、莫斯科、开罗、东京、北京等12个大都市，经过详细的考证和梳理，向读者展示了奇妙的大都市的地下世界。

近幾年來，有關視覺文化的研究逐漸成為國內學界關注的熱點課題，吸引了文藝學、傳播學、文化學、哲學和美術學等領域諸多優秀學人的傾心研究。本書所探討的課題主要在“可見的思想”的層面，全書分為四章，主要內容包括︰視覺文化的神話；視覺的意識型態；視覺民族志︰歷史、記憶與道統；視覺與當代文化等。 視覺圖像文化及其問題域(代總序) 第一章　視覺文化的神話 第一節　展示觀看︰視覺文化批判 第二節　視覺研究，或思惟的僵化 第一章　視覺的意識型態 第一節　博物館的舊話，圖書館的新題 第二節　西方人道主義的凝視 第三節　性別的色彩︰種族和性別的戰后攝影史 第三章　視覺民族志︰歷史、記憶與道統 第一節　跨文化︰從Kongo到Congo 第二節　圖片至上──明信片中的地區生活圖片觸發對歷史的追憶 第三節　新圖溫舊事──透過繪畫表現當地記憶 第四節　技術與道統︰西倫敦南亞家庭的視聽文化 第四章　視覺與當代文化 第一節　電視與其說是視覺媒介，不如說是可視物體 第二節　基于影像的文化︰廣告和流行文化 第三節　照片的模糊性 第四節　性機器︰全球超男權主義和現代亞洲女性形象

这是一本你不忍心读完的书。在文明的起点，曙光初露，大地和人都那么明亮、那么自由，人人热爱理性、追求美德、崇尚勇敢、喜欢运动、落落大方、尽情尽兴，连粗俗也显得亲切，平凡里显露的智慧简单又深刻。 作为一个古典文学家，对历史事实和古典文学作品的熟稔让汉密尔顿的行文自由自在，她一边讲述希腊人的故事，一边引证了希腊伟大作家的大量文字，然后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对比我们的“进步”和“异化”，做出评论。她的有些观点，或许个人色彩浓了一些，那没有关系，由此而来的思考，正是我们读她的理由。

我們每一個人都住在違建的父權房子中，身上被千千萬萬纏雜不清的性別絲縷牽引著、束縛著。換言之，我們活在打結的性別關係中，看不清自己的處境，也不知從何解套。我們或許意識到自己深受社會制度與無所不在的文化承傳的限制，卻只能嘆息人微言輕、無力改變。若你對這種處境感到似曾相識、心有戚戚焉，那麼，你就非得好好翻翻這本書不可。 作者亞倫．強森(Allan Johnson) 雖然身為白種中產階級異性戀男性，但因生逢六０年代的狂飆洗禮，受到女性主義的啟蒙並積極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他對自己享有的性別、階級與族群特權做了深刻反省，並融合豐厚廣博的社會研究知識，在本書中細密鋪陳父權體制與個人行動者相互形塑的關係。與其他以提升女性性別意識為目的的書不同，這本書是寫給共同住在父權房子中的男人和女人看的。 # 目錄 譯序：父權的房子，用女性主義的工具拆解 序言 誌謝 首部曲　問世間，父權為何物？ 第一章　我們在哪兒？ 第二章　為什麼是父權體制？ 第三章　意識形態、思迷與魔術：陰柔特質、陽剛特質與「性別角色」 第四章　父權這個體制：是它，不是他、他們或我們 第五章　女性主義者與女性主義 二部曲　迷於幻，是為障 第六章　關於父權的思考：戰爭、性、及工作 第七章　什麼父權體制 第八章　那一定是女人 三部曲　拆除父權違建 第九章　內疚、罪惡、責任 第十章　拆解性別千千結 附錄（一）拆解性別糾結的有用資源 附錄（二）國內性別相關網站 註釋 索引 補充資源：性別社會學書目

《国家的仪式:中国革命戏剧的文化透视》着重研究延安戏剧、建国十七年的戏剧和文革戏剧，以“国家的仪式”来透视这一时期的革命戏剧，认为延安时期的戏剧是从民间、民族发展到民族国家的仪式，从时间过渡到空间神话；建国十七年的戏剧成为“剧场国家”、国家的形象，分析了国家的神话、都市民族志、仪式的公共化等文化现象；到文革时期，“革命样板戏”成为政治乌托邦和运动修辞，进而成为政治狂欢的节日，并从神圣、身份和性别等角度进行深入的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