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本书共分八章，其内容包括遗产，儒学批判，19世纪：造反和中兴，19世纪：变法等等。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及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可供相关人士阅读、参考。

本书考察了知识分子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这些多重而又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变化已经持续了虿少两个世纪，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围绕着知识分子在为意识形态的霸权而不断斗争的知识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层面，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类型有哪些？它们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是什么，是霸权的还是反霸权的，是起支配作用还是颠覆作用？这些作用又是怎样随着现代性危机的不断加深而变化的？知识分子是否已成为一个利益和价值观与众不同的阶层？哪些条件会促使一个有助于创造历史的批判性或对抗的知识阶层的形成？ 一个真正激进的民主政治要有机会的话，它必须在较大的范围内，经过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活力和大众赋予权力的结合才能到来一这是现代性危机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法”。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对现代之初的知识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清晰的条理和富于雄辩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大人物们身上的阴暗面：他们蔑视和憎恨普通人，甚至达到了毁灭人性的地步。

《近代经世小儒》所涉论者，皆小儒也，而非大儒。世之所谓大儒者，皆在学问之深邃，不在名位之高；官位之高低，科名之有无，非所计也。所谓小儒者，仅在于当世之名望不高，学行亦未足为当世所景仰，惟在近代变局之中，尚具时代敏觉，能发抒一得之见，提供世人警悟者。则其志节可敬，救世心肠可感。《近代经世小儒》立意为之暴表，以发潜德之幽光，起名贤之沉埋，搜放失之旧闻，补史章之缺漏。 中国近代，世势多变，各类人才，承受冲击淘洗，波逐浮湛者有如恒河沙数。世变莫测，风云险恶，适足摩荡英豪圣哲，砥柱中流，卓异自立，以膺此千古变局，为后人资鉴追摹。

《知识分子研究》在写作上编时是按照一部独立的专著体例进行的，固仍保留其完整性，不掺杂其他文章。下编则不同，多数是在无整体计划下陆续写出的。写完上编后，我曾拟写作一本《书与知识分子》。在完成了其中三章“符号、书与知识分子”、“书籍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图书馆的社会学研究”后，资料难寻且兴趣衰减，原拟写作的“图书审查制度的社会学思考”、“图书销售与传播”等均未完成。这三篇论文与其他零散写出的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四篇文章一同放入下编中。下编与上编享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聊以自慰的是下编以其散漫为略嫌拘谨的上编拓宽了一点视野。故编在一本书中，名曰《知识分子研究》。 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读书界一向颇受瞩目。《知识分子研究》作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涉足这项研究的学者之一。在那个题目和那批学者中，这部作品其实是第一茬早熟的葡萄。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它几乎成了上个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它留下的是对那个热情如火的年代的一份记忆。

本书所收录的三篇论文大部分是曼海姆在德国的最后几年中撰写的。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即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著作——的续论，因为这三篇论文所涉及的也是意义的社会衍生过程。不过，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本书的选题和翻译过程是这样的。 1984年我开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985—1986年赴美国留学，在此期间阅读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1987年回国，花费了一年时间完成了《知识分子研究》一书(未出版)。1988年开始组织翻译“知识分子译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论述知识分子的章节选进了我编辑的译本中。但是直到1991年，我才发现曼海姆的这部书《文化社会学论集》。我首先阅读的是该书第二部分“知识阶层：它过去和现在的角色”。读后惊叹：自曼海姆去世至今已四十余年，知识分子的研究几乎无出其右这部著作显然要比读书界公认的曼海姆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更出色。读后一气呵成翻译完了“知识阶层”这一部分——这种翻译的冲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第一次。以后这篇长文分三期发表在两个杂志上。再以后知识产权在中国登陆，因联系版权的困难，这本书的出版被搁置。1999年时猛醒，曼海姆已经去世52年，版权问题不复存在了，便邀请艾彦、冯克利先生参加翻译。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精神社会学，知识阶层，文化的民主化。艾彦翻译第一部分以及编者说明和引论，我翻译第二部分，冯克利翻译第三部分。艾彦先生翻译过精神现象学著作，冯克利先生翻译过民主理率的著作，我曾经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每个人都算得上熟门熟路。且因三部分所覆盖的是各种独立性较强三个领域，术语共用的特征较弱，联系主要发生在深，故未作统校，三位译者文责自负。 以下向读者简介曼海姆和他的这部著作。 曼海姆189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母亲是德裔犹太人。因为当时地缘政治的因素，曼海姆是在德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他曾在匈牙利大学学习哲学，1912—191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从师社会学家齐美尔。以后在布达佩斯加入左翼思想家卢卡奇组织的社团。 1918年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曼海姆虽未加入共产党，但进入了共产党人组建的布达佩斯大学任教。 1919年革命失败后，逃亡德国。以后虽思想上仍倾向左翼，但远离政治。1922年发表了博士论文《认识论的结构分析》，此后日益从哲学转向社会学。1925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3年因纳粹的崛起逃亡英国。曾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伦敦大学教育系教授。社会学史的研究者认为，定居英国使曼海姆告别了德国文化。在适应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曼海姆的学术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认为他在英国的作品逊色于他在德国时代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曼海姆代表作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而自30年代初期他开始写作本书。本书英译本编者说，曼海姆是将之作为首尾一贯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来撰写的。在德国期间完成了初稿，纳粹的崛起使他亡命英国，在英国时曾对本书作出一些重要修改，终因新的环境中的压力而将其束之高阁。逝世后才经后人整理出版。欧内斯特·曼海姆在英译本引论中说：“本书不仅构成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主要论题的扩展和详尽阐述，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部书是曼海姆最成熟、最深刻的作品，是他在德国文化氛围中的绝响。 理解往往主观。客观全面的介绍难乎其难。因此，笔者索性摘取本书中那些最令自己感动的观点。希望它是游历曼海姆精神宫殿的一支路标。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是这些年知识界讨论的热点。许纪霖教授说，在学院化时代之前，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本来不言而喻，然而，当学院体制将所有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之后，这便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本书是“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收入陈来、许纪霖、陆建德、冯克利等学者去年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全新增修版)》一书出版后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关注，被诸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作为重要参考资料。近年，陈先生陆续收集到新的资料并发现书中还存在不足，此次出版是对以往版本进行全面修正的基础上，又增加四分之一篇幅的全新版本。《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全新增修版)》为我们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生活细节、经济状况与社会生活提供最全面、最翔实的史料，“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比当下，我们可以读出更多。

从“文革”正式结束的1976年，到如今的2006年，这整整30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这36个鲜活的个人思想独白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不可磨灭的思想脉动，或者，某段苍凉悲喜的灵魂故事。 这些中国的思想者未曾主导过历史潮流的发展，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像大多数人一样，被动地接受时代的潮来潮去，但他们亲身经历着一幕幕历史的现场，并在内心深处忠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这些思想者可能并不处在时代浪尖上，但他们的灵魂却一直映射着时代。即使在境遇最为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对国运民生的观察与思索。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们的灵魂，不曾远行；他们的思想，仍在路上。 或许，在世代变迁、大浪淘沙之后，人们依然可以凭借这些带有口述性质的私人思想记录，来接近历史，再现历史……

十九世纪初年，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刚刚过去。此后的百余年，是一个“回海变秋气”的衰世。值此大变局中的人们既为古今中西之争所苦，又不能不在古今中西文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这个过程体现了中世纪的历史进化。本书着重讲述了中国近代，士与社会的关系，其中《鸦片战争与儒学》、《新世纪来临之初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论争》等文章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民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本书聚焦普通教科书上看不到的人与事，被遮蔽与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本书分三编。上编“社会思想”介绍了林森、张澜、张君劢、胡适等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致力于推动现代中国的转型，其情切切，其心拳拳。中编“文化传奇”讲述了成舍我、夏衍、柳亚子、张伯驹等人的风骨铮铮，蕴藉风流。下编“时代变迁”讨论了物理学家饶毓泰、新闻人杨刚、地方绅士牛友兰等人的坎坷命运，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主要研究了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私人脉络，团体组织以及与城市公共媒体的关系，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史。

这是一部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研究论著。我的注意力放在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1年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发展上，并以此作为探索“转变时期”（1890—1911）思想变迁的门径。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都在此时期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反映了以往4缺乏研究的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风貌。我相信，一并分析他们四人的世界观，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时代。然而，这种分析要求我们离开某些现有文献中居主导地位的课题和方法。下面开始的这些讨论将助于正确地表述我的研究。

本书内容：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北南两大知识群体：北京教授群和上海出版家群、一般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金融货币状况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著名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一般知识分子的薪俸和生活标准、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大学师生的衣食住行、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著名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青年作家的生活状况、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等。

目錄 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它階層的自殺問題 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 延安知識份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 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內心世界 胡適思想批判與《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 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 1949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 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 關於沈崇事件的一些歷史材料 後記

了解真实的历史，探索末知的世界，关心人类的命运。 对以往的历史要保持温情和敬意，这是钱穆先生的话，我就是用这个态度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 戴着“需要的眼镜”解读20世纪的中国，只能是陈旧的传说；怀着问题意识反思，给我带业强烈的震撼。 历史是不能回避的，学术是需要刷新的，思想是应不断反思的。 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只能窥见其中的一隅。 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必定有知识分子在充当着灵魂和思想库。优秀的学者，必定和优秀的作家、报人一起，经常发出代表社会良知的声音，抵抗着腐败和堕落。他们的思考和声音，不只是着眼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着眼于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幸福，针对短视能够提出远见，针对狂热能够倡导理性。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为受污辱与损害的人们说话，为弱势群体代言，为匡扶正义而不懈努力。当某些官僚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为公众利益呐喊；当一般人群的利益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为一般人群声辩。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有权力资本化现象，有社会不公的现象，但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有些人对此麻木不仁，甚至显得趋炎附势。一些尚能洁身自好的学者，在专业领域尚能严肃认真，对公共事务却无可奈何，望而生畏或望而生厌，于是掉头而去，躲进书斋了事。少数人不甘沉默，但也缺少在公共传媒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这样，在整个社会舆论当中，良知的空白和缺位有时居然成了常态。 改变学者整体上失职的状态固然需要外部环境，但学界自身并不是没有努力的余地。还应当从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做起，同时向公共领域的尽职努力。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书写了一段中国大学的传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实际上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如是说。而教授真正是联大之精魂。本书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或描摹同事之神气，或状写师长之风采，在在显出联大上下艰苦卓绝之精神。

顾准，仍然是一个崭新而启人深思的话题——顾准的震撼来自时代深层。《顾准寻思录》收集了我国学界迄今为止评论、介绍顾准其人其学的主要论述，其中有些为首次面世；其史料的珍贵、新鲜，思考的深邃、现实，无疑在启示：这是一本生逢其时的书——越来越多敏感而执著的心灵，不再满足于“对父辈露出屁股撒野”，不再只能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书末所附的顾准著译目录、顾准研究论著索引为意在深入了解和研究顾准的读者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