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孫逸仙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兩種歷史生產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國史學的製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學的破除迷思，兩者都扭曲了孫逸仙。本書顛覆又客觀地企圖呈現中國百餘年前第一次現代化時期，孫逸仙真正的歷史角色。 在法國漢學家白吉爾筆下，孫逸仙其實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更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家。但作者同時認為他的確懷抱救國理想，最倚仗的才能就是「跨界」溝通。綜其一生，他為革命全球奔波，訴諸三合會、教會、學生、商人、西方列強、共產國際等的支持，能悠遊與動員這些利益與思想大相逕庭的群體。如此複雜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脈絡來看，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正是海洋中國的產物，他的發跡，代表的是沿海中國勢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風雲湧動中，孫逸仙的一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背景與條件。 究竟該如何看待孫逸仙留下的龐大政治和智識遺產？本書試圖重建孫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家（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終成了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反思認識孫逸仙的方式。 本書目錄臺灣版序 導論 第一部 南海冒險家 一八六六至一九○五 第一章 一八六六至一八九四，成長歲月 第二章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革命領袖的象徵性創造 第三章 一八九七至一九○○，革命運動的象徵性創造 第四章 一九○五年，喚醒民族主義與創立同盟會 第二部 國父？ 一九○五至一九二○ 第五章 孫逸仙與同盟會 第六章 謀反者 第七章 中華共和之（養）父 第八章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跨越沙漠 第三部 孫逸仙晚年：民族革命和革命民族主義 一九二○至一九二五 第九章 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孫逸仙、蘇聯顧問和廣州革命基地 第十章 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第十一章 孫逸仙之死與變形 人物小傳 注釋 參考書目

"一般说来，研究者与历史之间的时空距离越近，“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大，但同时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就越少，这就可能产生对历史的误读。 唯有真相才有可能使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事实描述、因果分析、价值评判乃至现行建议置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将夸夸其谈限制在最低程度。古往今来，许多求真的努力都不是为了赢得掌声，只是为了解答或解决问题。"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 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 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卖国”竟有难言之隐？ 一战后，段祺瑞怎样从众望所归沦为众矢之的？ 当民众舆论绑架外交决策时，会出现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为什么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到后来却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 为什么说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 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吴佩孚怎样实现了华丽转身？ 巴黎和会紧要决策时刻，为何外交总长陆徵祥擅离职守出走瑞士？ 为什么张勋复辟时主张公然推翻民国的康有为，五四时却以民国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 一个警察总监，为何竟能架空国务总理？ …………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全书共分7个章节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第一部 南方，一部反判的历史 第二部 北方，官僚的摇篮 第三部 西北，抵抗着中原 第四部 东部，历史的温情主义 推翻帝制的革命开始于南方,也必将完成于南方.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存在这漫长的岁月,但是,由于南方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着大海的空气,由于这种人文环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北方……西北……东部…… 南方开始革命,东部紧紧跟上,北方摇旗呐喊,西北犹豫观望.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从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看国军的战斗力 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中科院近史所金以林教授推荐 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张瑞德代表作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编辑推荐： 抗战时期，国军如何破译日本密码？ 抗战中，国军官兵每月饷薪多少？ 国军若有伤亡战死，如何落实抚恤？ 陆军军官的培养和训练在哪里进行？ 哪些人可以充任陆军军官？ 弗吉尼亚军校生学成归国后，求职路上为何困难重重？ 为什么说直到抗战爆发，国军仍不是一只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 名人评价： 抗日战争史，顾名思义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史，然而文人出身的历史学者对战争本身以及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军队却兴趣不大，研究不多。大陆读者对八路军、新四军耳熟能详，而对抗战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国民党军队的情形则所知有限。台湾学者张瑞德教授是著名的军事史专家，致力于国民党军队研究二十余年。本书既是他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收录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向大陆读者推荐阅读。 ——北京大学教授 王奇生 本书是第一部专题讨论抗战时期国军人事制度的著作，包括各级官佐、士兵的组成和素质，任免、升迁调补、奖惩考绩、福利待遇、退役抚恤等制度及其实施情形，并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军系的关系，以及人事制度对军队作战能力影响的学术专著，其论证之严谨、征引之广博，在同类军事史著作中非常少见。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论证，一目了然间就能洞察战时国军的真实战斗力。同吋，本书文字又极具可读性，引导读者渐入佳境，呈现出战时中国军队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金以林 抗战时期国军与共军人事制度相比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抗战时期陆军大学的职能是什么？陆大与其他外国军校相比，有什么样的优缺点？什么是沟通型幕僚？他在抗战时期与民国政治究竟有多大的关系？蒋介石集团的沟通幕僚主要有谁？蒋介石为何喜欢越级给国民党将领发手令？这与国民党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为何必然的关联？ 本书是第一部专题讨论抗战时期国军人事制度的著作，包括各级官佐、士兵的组成和素质，任免、升迁调补、奖惩考绩、福利待遇、退役抚恤等制度及其实施情形，并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军系的关系，以及人事制度对军队作战能力影响的学术专著，其论证之严谨、征引之广博，在同类军事史著作中非常少见。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论证，一目了然间就能洞察战时国军的真实战斗力。 美国女作家米雷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作者就好像在公众面前脱下裤子──如果这是一本好书，谁也不能贬低他；如果这是一本坏书，那么谁也帮不了他。 张瑞德自己也说，在本书出版前夕，我的心情固然是满心欢喜，但是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毕竟这次所要面对的读者，比过去写作时所想象的，何止多上十倍。希望这不是一本坏书。

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日本国际传媒和政治外交领域内的作者，是日本首相近卫的智囊和“私人驻华代表“，被称为“超派阀的重量级人物“。自1932年派驻上海之后，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广泛的人脉，跻身中国上流社会和国民党党政军财各界，周旋于世界各国派驻在沪人士之间，深深地介入到中日关系的内幕层次及许多与此相关的重要国际事务，迄全面抗战爆发后，又成为对汪精卫集团诱降活动的主要策划与参与者之一。本书以其个人的历史观，用新闻记者特有的笔法，娓娓追述这段经理，不仅生动地再现出那个年代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画面，同时披露出大量鲜为人知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被公认为战后日本最有分量的政治外交回忆录之一。本社与作者后人达成版权协议，使该书中译本将和中国读者首次见面。

《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内容简介：谁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袁世凯，还是陈其美？矛头直指革命党内部！《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分析中国失去民主宪政机会的重大悬案，还有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武士英开枪暗杀。究竟谁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应夔丞、洪述租、赵秉钧、袁世凯，还是陈其美？《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从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在杀手武士英的背后，具体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而幕后操纵一切并嫁祸于人的真正凶手却是前护军都督、革命党人陈其美。

一部史学论文集，内容涵括从戊戌政变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台前幕后、因果背景等等。如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何天炯、廖仲恺等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对革命事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孙中山的被迫离任与袁世凯的上台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孙中山对黄兴与康有为的关系的态度及导致的后果，等等，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隐微不彰的史实。这些史实，过去常为史家所掩饰，很少论及。

为什么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完成从帝制向民主政制的转变？为什么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可以孕育出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人物,而我们却冒出个袁世凯,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堆军阀？为什么我们一次次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莫非这片土地真的与别不同？我们究竟迷失在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 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 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上，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部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 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 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 《转折的年代:中国的1947年》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展开全部)

民国的诞生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年代，但结果只能用“凌乱”来形容。亘古未有的鼎革之际，共和政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移植西方制度是否会水土不服，没有了皇帝的中国路在何方，国会、内阁、大总统对国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1912年迎面而来。革命过后，袁世凯、北洋派、革命党，乃至各种形形色色的专业政客与江湖人士，他们将扮演什么角色，民主共和的尝试究竟能否成功，所有这些,都将在本书中找到全新的答案。

本书介绍孙中山创在民国的前后经过，详细、全面、有些是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想了解民国历史的人值得一读。

1913年至1919年，有一位出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他叫保罗•芮恩施。他亲历了差不多那个时代中国所有重要的时刻和事件。他与孙中山来往；他见识了袁氏当国、他也亲历了段氏执政；他支持张謇兴办实业；他还参与庇护康有为的行动；他曾经与梁启超探讨东西方文化；他支持过顾维钧的外交活动。他还亲历了中国签订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等事件。这本写于差不多一百年前的回忆录，现在读来依然栩栩如生，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给我们。 文治图书出品：http://www.douban.com/group/wenzhi/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讲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统治中国的十年间，以江浙财阀为首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之间金钱与权力的联合，以及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与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蒋介石初入上海时，为了获取资金开始寻求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但随着南京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上海资本家采取政治抑制政策，以及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绑架勒索，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走向对立和斗争：他们依靠宋子文谋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反对国民政府巨额的财政要索和军费开支。然而，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抑制和经济打压下，上海资本家被迫沦为政府的附庸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舞台、剧本和角色不可分离，主角、配角和群众角色相互依存、制约和转移。本书从角色意识这一新视角观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过程中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其台前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景和演变轨迹。 由于作者采取的视角新颖，采掘的历史深博、图片丰富，清未明初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角之争，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正统”之争，得以更真切地揭示初个中内幕……

《中华民国史》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长卷。作者除了全面搜集和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关地方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有关历史资料，以及国内收藏的大量民国书籍报刊，还广泛参考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的相关资料、著作、文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该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约700万字。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共红军为何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海报：

我不治史學，但自有記憶以來，身歷八十餘年不斷的內亂外侮。 我雖從未有政治性的活動，但自然而然的養成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 1983年冬，我任職中央研究院。一日在與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會談中，提出希望同仁中，有人有興趣考慮從事一部敘事客觀、分析深入的「中國近代史」之編著工作。我解釋這項工作的意義，和我的企望如下： 所謂「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年代問題，數十年來我們大都接受1920年代末蔣廷黻氏在南開大學首次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斷代觀點，指「近代」始自1840年代鴉片戰爭。蔣氏以來(至1980年時)，中國近代史在臺已有十餘種不同版本，大都始自鴉片戰爭而止於民國肇造，亦有敘至抗日戰爭前夕的。我這裡所指的時期，乃自鴉片戰爭甚至應提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拒絕英國特使馬戛爾尼提出的要求，至目前(1990年)為止的兩百年。這段時期中，我國由幾乎與外隔絕的情形而開放，外強的侵入，我國的「自強」運動，中日甲午之戰，民國之建立，軍閥之割據，國民政府之成立，中共的興起，日本在東北及華北之侵略，抗日戰爭，國共戰爭，國民政府之遷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至目前兩岸對峙之情形。 這是一個有數億人口、五千餘年歷史文化的國家：在短短的一百數十年間，尤其是在最近六、七十年間，所作的「脫胎換骨」的變化──在政治、社會思想、觀念、體制、生活水準、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學術、藝術……方面的改變。這些改變不純是我國由文化接觸交流而自然的改變，而多是由列強的經濟、政治之侵略，強加我國而改的；這些改變的「基本性」和「劇烈性」，幾乎使我國為列強所瓜分，幸而有列國間的競爭，救了我們。 這樣的一部客觀而深入的「中國近代史」，目前還未出現。國人的著作中，最大的問題，是國共兩方的偏頗觀點。目前大陸五十歲以下的人，對我國近六、七十年的歷史的知識和了解，顯然是不盡客觀的。臺灣在國民政府治下，則有另一偏頗。一是臺灣受日本管轄五十載，無疑產生極深的影響。例如目前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其基礎教育是日本的，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沒有認同感，亦是自然的事。 國民政府遷臺之初，因曾挫敗於中共，對中共有過度的恐懼和敵視仇恨，更由此而對臺獨過度敏感，從而引致某些不幸的愚昧的政策或措施。政府在全力著重經濟發展政策之下，在教育方面，忽略了了解臺灣因日據所留下的影響；忽略了增強人民對祖國文化傳統的欣賞認同。近年來「本土化」觀點的提倡，是脫離我國文化意識的示標。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生活風俗，連媽祖都來自大陸，但因政治而堅持否定其本身的文化淵源，是可悲的事。 在中研院近史所與同仁的會談中，我希望能有一部「中國近代史」(近兩百年中國史)，一部國人皆可讀的、客觀信實而分析深入的書，使國人皆知我國民族歷史文化之發展，尤其近百數十年的迅速變遷之因果，希望這有助於我中華民族對自己有較深的認識。 1991年雙十節日，我將上述構想在《民生報》寫了一篇短文，頗獲得一些贊同。翌年我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申請一些補助，聘請歷史學者劉廣京氏(在美)、張玉法氏及陳永發氏(中研院近史所)三人主持此計畫，並聘何炳棣、余英時、黃仁宇先生為顧問。 1997年，三位作者分別成稿三冊，總名為：《最近兩百年中國史》，內分： 上冊，晚清篇，劉廣京著； 中冊，民國篇(另名《中華民國史稿》)，張玉法著； 下冊，中共篇(另名《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陳永發著。 三冊各單行出版。 三篇各約六十萬言，皆盡客觀，不具黨見偏頗，然三篇約共二百萬言，具學術嚴肅性，或不易卒讀。故我與劉、張、陳三位著者商請合著普及本，以十餘萬言為度，使凡我國民皆易覽閱。 劉、張、陳三位各以五、六年時間精力，成此「劃」時代大著，有助於我國民族的自檢，助我個人達成數十年的企望，茲謹以此序為劉、張、陳三氏賀並致謝意。 吳大猷謹識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