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芬利晚年撰写的一部较为全面地研究古代政治的重要专著，是作者学术思想成熟的具体体现。本书在重点考察古代雅典民主和罗马共和政治的基础上，比较了两者的异同，阐释了古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作者指出，古代世界的政治是一种开放政治 ，民众参与是其基本特征，政治更多的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为民众谋利。同时指出，古代民主政治的实现不仅仅是因为古代世界是“面对面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民众拥有政治自由。

本书主要从君相之间研究唐代的政治变动。政治的决定者是人，尤其是君主；协助君主，达成政治目的的是宰相。君相之间如何协调，以及宰相变动后面的真正动机，就是本书的研究方向。唐代高祖、太宗多有不同，其将相亦异。高宗、武后政风不同。其与前代，相差更多。玄宗、肃宗、德宗等朝宰相职权及人员构成与前代更是天壤之别。每代君主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君主，前期、后期因宰相不同，政局亦异。故若不细加研究，难明真相，细观此书，即可了然。

两宋与两汉不同，实为一朝

唐代政治史论集，ISBN：9789570518450，作者：王寿南著

中国政治制度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政治学的一门重要分科，又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专门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有关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各种类型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学说及其发展的历史，等等。政治制度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效果等方面充实了政治学的研究，其经过科学总结得来的结果，可以与政治思想学说的研究相互验证。

《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收录了作者关于传统国家与社会研究的论文18篇，内容包括宋代的粮食贸易、论宋代折钱租与钱租的性质、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宋代的上供正赋、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等。

本書收入了杜文玉先生八九十年代以來的28篇論文，分為三個系列：政治·經濟史、宗教·社會史、人物·史料考證，展現了作者學術道路上的成長過程。

一部详尽地展示北魏一代历史全貌的著作——《北魏政治史》，在学术界第一次运用现代史学方法对北魏王朝从创建、兴盛到衰亡的历史全程进行了系统翔实的描述。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统治中原的非汉民族政权，北魏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也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持久影响。北魏的民族融合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拓跋鲜卑为主体的大量的非汉民族在血缘上融入汉族，成为汉民族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本书以君主在位的时代先后为序，涉及的问题至为广泛，举凡与北魏政治历史进程有关的事项诸如战争、外交、法律、经济政策、民众叛乱等等内容，都在论述之列。北魏历史上不曾为学界所注意的许多重大的抑或细微而又不可或缺的问题，在本书中都有明确交待；对于学界已做过较多论述的问题，在全面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阐释。除了利用以《魏书》为主的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外，还特别重视运用相关的墓志碑刻资料及非文字性的考古资料。

对王朝的统治权力和对皇位的传承权力，是皇权的两项重要内容。本书从三个方面，即清朝皇权发展历程的视角、清朝若干宫廷制度建立与变化的视角，皇权发展历程与宫廷制度建立、变化中人的遭际的视角，对清朝皇权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张达志编著的《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力图把握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发展的脉络，并将其置于朝廷控制地方、地方与朝廷互动的大背景之下。全书分为三条主线：行政方面，朝廷努力维持与属州的直达，并通过裂地与徙治等手段弱化藩镇；军事方面，通过“归还刺史军权”改革，提升属州兵力；经济方面，通过“两税三分制”的施行及改革，增强属州财力。最后，以六州刺史孙公乂墓志及其他史实加以验证。

《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至近世諸考察》涵蓋了初唐、中唐、晚唐、五代以及宋初的不同時段，以日本學者提出之「唐宋變革論」為基調，透過十多篇文章，順序而下，加以敏銳的觀察力，重新演繹出中國從唐五代以至北宋初年在權力結構及形態方面的演變，對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西汉中后期的政局既是汉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汉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书稿在认真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尽可能的利用出土简牍材料，对西汉中后期的政局作一些研究。 全文共设五章。第一章 “巫蛊之祸”与武帝晚年政局。着重探讨了“ 巫蛊之祸”形成的深层原因及对昭宣两朝政治的重大影响，认为“巫蛊之祸 ”的爆发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戾太子之死，为武帝以后的统治埋下了种种隐患，即武帝猝崩之际不得不匆忙移玺幼子，这一举措既为霍光秉政创造了良机，也为诸子争夺皇位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为宣帝即位后昭雪祖父戾太子冤狱、加强皇权最终为铲除霍氏势力奠定了客观条件。可以说， “巫蛊之祸”绝不仅仅是影响了武帝晚年的统治，而是深深的波及到昭宣两朝的政局变动。该章还对武帝遗诏的真伪、武帝遗诏对昭帝政治的影响与作用及武帝临终托孤等问题作了探讨。第二章 “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该章通过对“公孙病已立”这一谶语的解析，指出：为史家所称誉的昭帝“中兴”统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事实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十分激烈，不仅昭帝、霍光与各诸侯王、戾太子残存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霍光集团与其他大臣之间也滋生着矛盾，昭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无不与这一政治现实关系密切；“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是不同统治集团引阴阳灾异和谶语以影射政治的先声。该章还对昌邑王的废立原因作了相应的探讨。第三章 宣帝政治与霍光家族。重在探讨宣帝即位后，面对“禄去王室，政由冢宰”的政局，如何开展各项政治措施从而成就“中兴”王业的过程，认为：宣帝谨慎处理与最终铲除霍氏势力、安抚各个诸侯王、培植外戚和亲己势力等等政策的出台，其目的就在于扩张皇帝的个人权威，扭转自武帝死后形成的“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该章还对《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霍山霍云的身世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第四章、元成政局与西汉颓势。该章重在考察宣元统治思想的变动和外戚势力的崛起。认为：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朝廷中的儒生与法吏势力此消彼长，元帝以下，儒生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儒生们的得势，则意味着西汉政治的进一步衰落。第五章、哀平政局与王莽代汉。该章重在探讨外戚王氏势力的扩张和王莽在“颂声交作”中顺利代汉的深层原因，指出：在各家外戚的权力争夺中，王氏势力能最终获胜，与王氏家族的儒生化有很大关系。王莽代汉并不是由王莽个人野心所导致的，而是儒生政治的必然产物。

一人專制是皇帝制度的基本特質，然而，無論社會為皇帝們設定的角色地位是如何地超凡，他們其實也是一個個的有血、有淚、有喜、有怒、也有個性，活生生的人。本書以北宋前期的四位皇帝為對象，檢討他們及同時對皇帝這個政治角色權力的認知與實踐。

孙国栋唐宋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十一篇，分别是《,〈唐书·宰相表〉初校》、《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从北宋农政之失败论北宋地方行政之弱点》、《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时间与任期的探讨等。

魏晋南北朝是宗王势力特别活跃的时期。唐长孺先生指出，像西晋那样重用宗室的情况，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但却在不同程度上通行于南北朝，甚至延续到唐初，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有关。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临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西晋以后，除东晋皇室十分衰弱外，南北诸皇朝的政治结构依然没有变化，重用宗室的政策就得延续下去，这种情况与门阀统治共始终恐怕不是偶然。唐先生的这一结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鲁力专著的《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即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对与魏晋南朝宗王有关的若干问题所作的探讨。

本书以北宋中央日常政务处理方式的变化为中心，以北宋君臣共同参与、常见且关键的政务活动（即听政、奏对、集议、文书）为线索，观察这一时期皇权行使方式的变化、 中央权力格局的调整与士大夫政治演进的具体表现。 北宋长时期承平状态下政务运行的特点是，在保持整体制度结构不变前提下，对政务决策与运行进行临时或局部的调整以应对突发事件。不少政务领域变化或通过不断重复而逐渐巩固；或限于临时、局部；或数次反复。在此过程中，某些新因素、新做法会有所选择地保留，在此后逐渐影响到一些具体的政治观念和做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北宋乃至其后南宋政治史的整体面貌。 通过调整政务运行方式，北宋君主逐渐从禁中走向外朝政务前台，其政治角色逐渐从“天子”这一国家领袖，扩展为政府行政首脑。能够通过奏对或文书形式与君主进行直接政务沟通的官员群体范围拓展。但总体来说，当时君主、宰相、官僚群体三方，仍然维持着稳定的政务合作关系。换言之，宋代的君主“集权”，是与中枢宰相机构和士大夫政治共同存在而且相互牵制的。

本书将革命带回到历史中去，将革命置于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作者选取了近现代历史上五个有代表性的革命（英国革命、墨西哥革命、俄国革命、越南革命、伊朗革命）作为个案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考察了过去的四个世纪里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发展史；以历史作为叙述的起点，注重历史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中如何发生不同的作用，并且注重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使用。本书视野开阔，视角独特，材料丰富，方法独到，观点新颖，分析深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国读者了解该领域的国际学术研究状况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