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政令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本书以宋代史事为重心，尝试于这一课题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于历史上“信息渠道”问题更为充分的重视和学术对话。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籍由通过宋代的历史脉络和具体情境，重建理学从开始到完成的实际过程。作者从历史观点强调理学（或道学）的起源和发展首先必须置於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大纲维中，然后才能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全书对宋明理学的文献（二程、张载、朱熹等）作了政治的解读，开显出迥异于传统学界建构的宋明政治文化。奠基于深厚的学养与历史意识，作者广泛掌握史料，细密交织解读文献史料，更深入分析古代士人内心隐微的层次，让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势必撞击学界既往的陈说，为宋明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局面。

唐玄宗、肃宗时期是唐代由盛极乱的时期，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学术界也从多方面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任士英的《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一书，没有停留在学术界历来所注重的集团和权利之争上，而是从政治体制变化的角度 研究唐玄宗、唐肃宗之际中枢政局演变的过程，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深入了解唐代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书的内容包括：唐玄宗时期中枢政局变动的起点、唐玄宗天宝初年的中枢政局、中枢政治配置关系的变化与非实体化东宫体制的形成、唐玄宗天宝末年的中枢政局、唐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等。

作者从社会特质与统制体制之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等几个方面，论述秦汉时期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出现及运作的，并力图说明，在那个“天地间之大变局”当中，某些不变或变动不那么剧烈的部分，却可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为根本的“底色”。

本研究拟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不同时代地方监察体系的构造特点与发展进程：一、历代地方监察体系的结构，以及不同时代在监察权力归属、履职途径等方面的差异。二、地方监察体系的建立－调整－失衡－再调整过程。三、地方监察官履职方式的具体规定与实施情况。

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有巨大的影响。作为卢梭的信徒，罗伯斯庇尔企图按照卢梭的美德思想将法兰西建构成一个美德共和国，不仅仅是法兰西，整个世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谓美德共和国最终覆灭。 但，卢梭式的美德是什么，如何描述和定义？卢梭本人在著述中回避了，后人的理解至今莫衷一是；激进的雅各宾党人如何从卢梭的著述当中理解他的美德思想，也缺乏梳理；卢梭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何大革命的领袖们如此坚定地以他的美德共和国作为蓝图？实现美德共和国的良愿如何演化成恐怖的杀戮？启蒙思想家在大革命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是否应该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如此种种，都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本书的目的，就是突破种种迷雾和障碍，试图梳理、解答这些问题。

美國大學歷史系學生必備！ 用「帝國」而非「民族國家」研究全球史， 探索「帝國是什麼」及「帝國如何運作」的經典之作！ 為什麼直至二十一世紀，我們依舊活在帝國的世界裡？ 跳脫「民族國家與歐洲中心」史觀， 以權力運作、差異政治與互動交流為分析核心， 直探兩千年來帝國的權力政治！ ★2011年世界史協會（WHA）書籍獎 ★2010年《擇萃》（Choice）傑出學術研究獎 ◎羅馬帝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什麼？為何成為後世帝國的永恆典範？ ◎中華帝國歷經多次分合，為何總能一再復興？它和蒙元、滿清帝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穆斯林如何將虔誠的宗教社群步步擴張為橫跨歐亞非的伊斯蘭帝國，伊斯蘭勢力至今又如何影響全球政治面貌？ ◎蒙古帝國如何處理「差異政治」，促進各區域政權的互動交流，並深深影響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 ◎葡萄牙、荷蘭、不列顛如何橫跨兩大洋，以「貿易飛地」或設置「公司」的多元權力形式，建立全球殖民帝國？又如何崩解？ ◎美國的建國終極目標其實以民主自由為名，行帝國擴張之實？ ◎帝國時代是否已然終結？當前中國、美國、歐洲與俄羅斯四強鼎立，均以民族國家為政權形式的外衣，和古代帝國的同異又是什麼？ 近百年來，帝國霸業似乎讓路給了主權平等的民族國家，人們甚至一度將民族與主權視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歸趨。然而，於《世界帝國二千年》一書中，歷史學者珍．波本克與弗雷德里克．庫伯除了直指民族國家的弊病，並點出「帝國必然會分裂、發展成為民族國家」此觀點有何謬誤之外，更強調相對於排外、對內追求一致且有明確領土邊界的民族國家，帝國是種更值得我們探究的政體。 我們對於帝國的傳統印象為何？是侵略，是殖民，是殺伐。不過，波本克與庫伯卻告訴我們，自西元前三世紀的羅馬與中國，再到十三世紀的蒙古汗國，以至近代殖民帝國，對於歐洲、亞洲、非洲、美洲與大洋洲等全球勢力範圍，帝國從不只是侵略佔領。無論是「中間人」的派任與監督（如奧斯曼帝國的奴隸官員），還是形成中央官僚（中華帝國）、建立「貿易飛地」（葡萄牙帝國）或設置「東印度公司」（荷蘭與不列顛帝國），領土的控制都仰賴於帝國多元的權力形式。帝國也不只是殖民剝削，帝國必須協調治下各民族的宗教與文化「差異」，而有效運作「差異政治」，如羅馬帝國朝「同化」發展或如蒙古汗國傾向善用「差異」，均有助於維持秩序、集中稅收與招募兵員。帝國更不只是殺戮征伐，帝國間的互動也帶來了統治手法的模仿與創新，不僅對不同民族與國家造成影響（如俄羅斯帝國承繼了拜占庭與蒙古汗國的統治套路），也轉變了思想（啟蒙思想）與意識形態（民族革命）。可以說，帝國在世界史上長期扮演著關鍵角色，不僅自覺地維持其征服的各民族的多樣性，更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了環境，讓人們在移民、殖民、奴隸及貿易網絡中，透過民族或宗教社群相互交流。 儘管在歷經二千年的發展後，於「打倒帝國，建立國家」的口號與抗爭下，帝國時代已逐漸終結，但關於「誰屬於這個國家」之爭議所引發的種族滅絕行徑，以及因各國實力不平等所引發的強國支配弱國之現象，卻又讓人對於民族政體有所質疑。而時至二十一世紀，我們也看到了復興的中國與俄羅斯、整合的歐洲，以及自許「世界警察」的美國——當前世局似乎仍是由昔日帝國所構成。或許，無論多麼想把民族放在政治想像的中心，經久不衰的帝國政治及其遺緒仍不斷在形塑我們的世界。 《世界帝國二千年》為全球帝國政治史的經典之作，不僅顛覆了「民族國家合乎自然且不可或缺」的迷思，更以「權力、差異與互動」為論述核心，闡明了世界史上各帝國對於權力的爭奪、運作與鞏固，如何塑造社會與國家，激發野心與想像力，開啟或終結政治的可能性，影響力持續至今。 本書特色 一、經典性：美國大學歷史系學生必備！探索「帝國是什麼」及「帝國如何運作」的必讀之作！用「帝國」而非「民族國家」研究全球史的經典鉅著。 二、顛覆性：跳脫以「民族國家與歐洲中心」解釋世界史，而以全球視角，具體描述和分析二千年來各帝國的統治策略，以及帝國之間的交流互動如何推動世界史的發展。 三、議題性：透過往昔帝國運作，審視當今中美歐俄四強鼎立的「新帝國世界」，並反思在帝國與民族政體之外，還有哪些政體能夠促成世人對政治歸屬、機會平等與相互尊重的期盼。 名人推薦 「以探討帝國與國家關係的書來說，我腦海裡最好的就是這一本。」──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作者 「本書對許多研究帝國的論著提出了重大修正，也因此注定成為經典之作。書中處理的主題龐大又切合當代需要，筆調流暢，從羅馬與漢代中國一路寫到今天，包羅萬象、不偏不倚。了不起的成就。」──傑瑞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面世的時間恰到好處，內容也很重要，強調帝國自古以來的經久不衰，跨越各個歷史時期來到今日。兩位作者力陳非西方帝國經驗的重要程度，藉此模糊了前近代、近代，以及去歐洲化的歷史之間的界線。」──羅伯特．提格諾（Robert Tignor），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這本傑出的作品重新界定了帝國與殖民研究的領域。作者小心翼翼，沒有為了死板狹隘的定義問題削足適履，減損帝國經驗的複雜與多樣性，而是另闢新徑重述帝國的故事，點明帝國如何千秋萬世，帝國如何造就，以及帝國如何崩潰。無人能出其右。」──羅納德．格里戈．薩尼（Ronald Grigor Suny），密西根大學歷史學教授 「這部鉅著探討的主題相當龐大。要是有誰以為帝國史只跟不列顛，以及十九世紀時一些模仿不列顛的歐洲國家有關，那本書可是會讓他大吃一驚。在波本克與庫伯眼裡，帝國史就是世界史。兩位作者也指出，不同的人群因為海納百川的理想所組成的邦聯，也能算是帝國；有些學者對國界的概念非常反感，因為國界讓窮人進不了富國，作者的論點在這些學者間也大為流行。他們如是說，『主權可以分享、可以分層，也可以徹頭徹尾地轉變』。」──《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 「兩位作者以『帝國如何處理差異』的問題為宗旨，分析最為多樣的帝國支配布局，靠著對既有文獻的浩瀚知識，就世界史來了一回全面探討。」──《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帝國與民族國家、國民與公民，包容與排擠間的關係，有時既不穩又複雜，若想用文字呈現出這樣的關係，《世界帝國二千年》可說是提供了相當有效的表達方式。」──《世界史通訊》（World History Bulletin）

本书探讨了汉末王纲解纽到西晋重归统一这一历史时段的政治，具体地说，上限起自董卓之乱发生的公元189年，下限止于晋武帝去世的公元290年，前后恰好一个世纪，跨越三个朝代。全书分作上、下两篇，每篇包含若干专题。上篇主要讲汉末曹操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曹操的治国方略和他的政治经营；下篇涵盖曹魏和西晋两个王朝，主要包括曹魏文、明二帝的治国之道，曹魏后期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斗争，以及晋武帝的治国方略。勾画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运动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揭示了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特征。

本书对唐代任职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和侍郎官员的籍贯、出身、任职经历进行梳理排比，编为图表，并详加考订，清晰地反映了唐代重要官员的任职情况，对研究唐代政治制度、政局的变迁，极有参考价值。 序言 凡例 卷一 述制 卷二 通表上 左右仆射左右丞年表 卷三 通表中 吏户礼三部尚书及侍郎年表(度支监运使附) 卷四 通表下 兵刑工三部尚书及侍郎年表 卷五 辑考一上 尚书左仆射 卷六 辑考一下 尚书右仆射 卷七 辑考二上 尚书左丞 卷八 辑考二下 尚书右丞 …… 卷二十一 辑考八上 工部尚书 卷二十二 辑考八下 尚书工部侍郎 附录一 引用及参考书目 附录一 通表人名引得

本书是狄金森先生的代表之作，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民众政治文化。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审视了英国人民影响现存政治机构或利用他们的既有权力的四种主要途径，通过考察英国人民在议会选举、压力集团、当地城市社区、民众示威集会的作用，探讨他们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权力来影响政治制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英国人日益政治化的方式以及他们为塑造其所生存的政治世界的努力。作者认为，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特点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的、并塑造许多人所处政治环境的决策。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挑战有限的贵族精英主宰法庭和议会，并对主要政府机构和国家重要决策施加过分影响力的观点，而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贵族统治可以如此持久、有效并被广泛认可。

本书主要研究会昌六年（846）三月唐宣宗即位至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驾崩这十四年间唐代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其相关问题。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上溯宪宗、武宗，下延懿宗、僖宗等朝，进而探讨中晚唐历史演进之轨迹。 全书由上篇、下篇、后论及附录四部分组成：上篇运用新出墓志材料，揭示出会昌末宣宗借助宦官势力登基之宫廷内幕，以及宣宗为谋取“正统性”，将穆宗一房四帝打成“元和逆党”等宫廷政治问题；下篇对宣宗朝的宰相、宦官、翰林学士以及地方政治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后论对宣宗大中朝的经济形势、科举与士族、牛李党争等问题进行综合性概括；附录由六篇附文及五个附表组成，从不同侧面对宣宗遁迹为僧等问题做出补充考证。

在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信息传递与政令指挥系统的运行，既落实了官僚责任制度，亦反映出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而信息与政令之基本载体，是当时上下流通的文书。相关问题的研究，将有效牵动对于政治体制运作、日常政治秩序、信息渠道建设等当面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广义的“政治”，可以遍及历史文明中的每一面向。性别关系中有“政治”，家庭伦理中有“政治”，知识领域中有“政治”，经济事务中有“政治”……，凡是由权力逻辑出发，在思维与行动中的判断与操作，都可以广义的“政治”看待当然，如果把“政治”的定义如此放松，由此界定“政治史”的范畴，那也未免太泛滥无所归了。 本书揭露的是帝制中国初期政治秩序如何建立的重大课题，而作者特别著意于帝国政治秩序的建立与思想这间的关系，这套思想，在汉代中期以后是儒学。而儒不经典，却是缘于封建体制的记录、摹写与内在创新，如何与青睐于它的帝国政治秩序的接标？帝国政治秩序的核心是“皇帝”角色的出现与新君臣关系的建构，因此，经典中的封建君臣伦理如何能有效转化为现实政治中的帝国君臣伦理？这四个层次，层层相因，丝丝入扣，作者选择以“为旧君服”的古典概念。

703:印张：12.25；插页：5；字数：340，000。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本书致力于追寻中华帝国存在长达2000年之久的原因，尤锐从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活动入手，因为他们对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提出的理想、价值观和理念在后来的帝国政体中变得至关重要。作者认为中华帝国的长存不仅是一个军事和行政建制的结果，而且是一种智识的建构，是意识形态上的诉求允许帝国的长存并得以一次次从混乱中重生。 本书全景式的考察展现了战国政治文化中哲学与社会的冲突。作者通过考察包括传世与出土文献的先秦文献，从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总结出它们的共识，表明在并驾齐驱的各家学说之下，意识形态的共识最终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使我们获得了探讨战国时期对中国思想史影响的全新视角。

古代中国，“灾异”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本书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