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生前是哈佛大学的终生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自1945年他执教于哈佛起，到1992年去世的将近半个世纪中，他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他一生编撰的57部著作中，不乏西方研究汉学的经典之作。由邓鹏撰写的《费正清评传》一书已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介绍费正清生平的著述。

内容提要 传主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学者。这部传记体文集，系由费 的亲友、同学、同事、学生及记者撰写。费正清青年时期在中国学习和 工作，与中国许多学者如胡适、梁思成、林徽因、蒋廷黻等有频繁的往还 和深厚的友谊；一生留下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剑桥中国晚清 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均由他组织编写 和主编。他的许多关于中国的政见，影响了当时美国政坛。文集首次 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逸闻和动人故事，对研究、了解费的治学生 涯、政治思想、社会交往、兴趣爱好颇有裨益，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传记 读物。

费正清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本书是有关他自己与中国半个多世纪（1929~1981）交往的回忆录。 费正清的英文名字是John King Fairbank，他是二十世纪美国中国研究系统化、专业化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从1938年到1991年，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在目前美国重点大学里，一大半以上的中国历史教授是他的学生。 费正清于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可他州的平原上，小时候深受作牧师的爷爷的影响，使费正清长大以后，像传播基督福音一样来传播中国研究，具有强烈的狂热性。他早年到哈佛大学上大学时，决定研究中国清末时期的外交史，重点放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海关，并在伦敦和北平查看了大量的清季外交档案。从1932年起，他在中国进进出出，结识了不少名流，清华大学历史学主任蒋迁黻还让费正清在清华任教，费正清和当时风流一时的梁思成林徽茵夫妇是极好的朋友。 费正清很像一个中国的绅士。在他的几本通史性的著作中，如“美国与中国，”“中国大革命，”以及“剑桥中国史近代”，费正清主要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来自于西方外部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而中国内部发展并不十分关键；其次，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调是如何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他的这些观点从七十年代以来开始遭到他的一些学生的猛烈批判，说他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忽视中国的内部因素，甚至有人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辩护人。 费正清虽然亲共，但是在中共骇人听闻的共产主义实践面前，他不得不不断修改自己的看法。从他晚年的一些著作来看，费正清对中共十分失望。在1991年，在他去逝前几天完成的《新中国通史》一书中，费正清用基本客观的笔调，描述了中共1949年到52年的血腥土改，镇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他把文革比作欧洲的宗教战争和纳粹大屠杀，把毛泽东看成是新式皇帝和学者；他对大跃进的灾难也作了十分冷静客观的分析。不幸的是，费正清于1991年9月14日在波士顿去世，终年84岁。

《观察中国》中论及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往，记录了费正清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全书共收文26篇，分成五辑：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二、中国革命的领袖们；三、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四、文化大革命的弊端；五、美国访华人士的观感。费正清表达了一个美国学者的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萧乾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观察中国》是15年来费正清在美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论文的结集，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局势的观察及评论。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评论中国著作，他一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演变，来分析、评论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对我国感悟最浑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出版前言、作者前言、中国概况、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帝国的再生、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明代的国家和社会、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中华民国兴衰、中华人民共和国、译后记。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后一卷（即第15卷）。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966—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历史进程，其重点是对“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谨慎、求实的研究。后毛泽东时代，继承人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项献及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的又一论述重点。同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对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教育、文艺及知识分子等，也分别予以充分的研究和考察，并作出相应的评价。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内容：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与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全书共15卷，分成17冊（第5卷及第9卷分上下冊），目前已经出版1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也许有的问题，是我们早 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所有这些来自于另外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东西，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

费正清堪称以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问题的最具权威的学者，《美国与中国》是美国中国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中国早期的历史；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描述，从西方入侵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三部分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中美关系。本书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书之一，曾在西方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娓娓道来，使一本严肃的史学专著成为难得的极具可读性的历史文化佳作。对于历史学家，它是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颇具影响的情感呼应。本书自1948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内容不断增补，这个译本是根据1983年的第四版翻译的。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中的一本，《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上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所有书目介始，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的英文版是《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的一种(第32辑)，1968年由在美国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美国中国学界的泰斗费正清教授，它是从1963年到1965年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的结晶，共收录了13篇各国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各个视角全面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周边关系，尝试从理念到实践，对古老的朝贡制度，进行详细的解剖。 不错，这是一本论文集，但它绝对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它的奠基性和经典性是不容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