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日本重要汉学家关于中国近代以前思想、文化的论集。全书分为上篇“中国的思维世界”和下篇“礼治与政教”两个部分。上篇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通论，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理观、术数学以及天谴论、人性论等，时间范围则自上古至明清，论述的对象有董仲舒、朱熹、许皓等重要思想家。下篇则主要围绕“礼治与政教”的专题展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官方及民间繁复的礼制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政治意义，如古代皇帝的朝政礼仪、祭祀礼仪、建筑所体现的礼仪、民间社会中的礼仪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等。这些文章从大量史料出发，包括正史、文集、笔记、考古材料以及社会史文献等，分析细致，见解深刻，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有借鉴意义。

本书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作者在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背景之下，试图揭示中日各自阳明学的特性：日本的阳明学产生于中国的阳明学，其后是如何走上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同时，与日本阳明学的独特性相对，中国阳明学具有何种相对独特性。 此外，本书通过讨论敬慕中国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革命家吉田松阴的事迹，对于东亚阳明学的相似性与相异点进行了揭示。

本书由《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和《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两部分构成，书中以李贽、戴震等人及东林派人士为重点，对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解剖。 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 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

《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精)》由作者沟口雄三两部通论性的思想史著作构成，《儒教史》从“儒教”的角度梳理从北宋王安石经朱熹、王阳明到李贽、戴震，一直到20世纪的大同观的思想中，儒家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天理向公理的转换）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屈折展开。《中国的思想》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主要通过与日本同类概念的比较，探讨了天、理、自然、公等中国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的特质，并对这些概念从宋代到近代怎样完成了质的展开，分别做了重点考察。

本书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作者将明末清初视为历史变动期，力图揭示这个时期的变动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又如何与清末的动荡相联系。本书的特质在于它与既有的以欧洲近代标准进行考察的思路相对，不把明末清初的变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深入地按照中国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

本书通过对于李卓吾和阳明学的阐释，对于中国前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路向进行了辨析，认为“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准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从而在中国内在的思想理路中寻找中国的“近代”及其“屈折与发展”；他还打破了在日本通行的对于李卓吾童心说是个人主义表现的肤浅说法，把李卓吾晚期的复杂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的独特体现推向对于明代思想本身的解释。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时事评论，后两个部分为思想史学术研究。第一部分中，沟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当今日本社会中国认识的误区，即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的优越感、知识论上的歧视和偏见、断言中国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冷战思维、受害记忆与加害记忆之间的分离等等。他在历史的流动脉络里抓住这些被日本中国学回避和无视的问题点，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史分析。沟口教授指出，这些认识误区使得战后的日本社会仍然无法有效地追究战争责任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且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法进入跃动的中国当代史，这种状况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社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无法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也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他分析了战争创伤记忆的情感性特征，特别指出了感情记忆作为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无法以客观实证加以固定的特征，为突破日本知识界把战争记忆表面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社会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他也驳斥了关于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冷战思维，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不可以用美国式标准简单套用。第二与第三个部分是沟口教授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讨论。通过结构性讨论，他试图把第一部分所批判的日本中国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暴露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同时，也建立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思想史假说。

本选题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从观念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特性。前半部分（1－6），在与日本进行比较的前提下，阐明中国的哲学概念如天、理、自然等等诸种观念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后半部分（7－10）揭示中国理气论以及天理观的形成过程，进而，对于天人合一的中国特性，以及中国哲学中中国原理的独特性进行考察，全书共收入十篇文章。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本书由两本小书构成。《中国的公与私》由6篇文章会集而成；《公私》则是一篇较长的论文，对 “公私”概念进行辞源性阐释。 全书在观念史的架构和比较社会学的视野里展开，通过与日本的“公私”概念进行比照，作者集中地追问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公”与“私”的概念为什么既没有发展成西欧意义上的以自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契约关系，也没有发展为日本那样的缺少公理而只能以共同体为绝对前提的地域性意识？在进行了相当有说服力的分析之后，作者指出了中国“公私”概念的特性：中国的公私结构与西方和日本的结构都不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 中国社会对于“公”的一贯理解，是一种由私的连带集结而成的公，是一种以协调为前提的包容性的公，它强调的是公平与公正。同时在另一方面，当“公”被视为“公平”、“公正”的标志时，作为它在理论上的对立项，中国的“私”观念在道德上便具有劣势，这即是天理观在社会生活中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