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杰作。其主要论点可概括为：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分裂國家台灣在二次大戰後的中國內戰與東西冷戰的情勢中建立，自七０年代末即與威權主義體制告別，朝著民主化的方向前進。本書依循歷史軌跡，追索台灣型的威權體制（即當國體制）之確立、展開、修正及轉型，並探討島國民主化與『台灣化』的趨向。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于1997年由伦敦睿智出版公司与奥斯陆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联合出版。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13章，另有导言和结语。第一部分（开头5章）主要涉及从史禄国到古米廖夫、博罗姆列依，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及俄罗斯各时期的民族学理论，并以大量篇幅介绍从苏联建国初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族建构、民族划分、族际政治、民族语言及文化等问题。第二部分（第6至第10章）分别以三个案例——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奥什州、车臣一印古什为例，剖析这三场族际冲突，其中含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内情。第三部分（第11至第13章）侧重于讨论苏联解体后的民族主义，并提出使民族和谐的策略。
作者瓦列里·季什科夫，20世纪90年代初曾任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部长），兼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此职务担任至今）。1993至2003年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

民族主義研究的必讀經典 《想像的共同體》自1983年問世以來，不但使學界對民族與民族主義課題的思考角度產生哥白尼式的徹底翻轉，其深刻影響也廣及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除了被譯成三十一種語言出版之外，甚至成為一種近乎教科書的作品，遠遠超乎作者的預料。 安德森從文化內涵的改變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來探討民族主義的源起，並辨析民族主義在美洲誕生，被歐洲的群眾運動挪用，被帝國政權吸納，再到亞非兩洲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反帝國主義抗爭的數百年過程。 此次中文增訂版收錄了安德森於2006年新添的一章，概略檢視了此書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此書在世界各地的出版與反應情況；另外更收錄了2003年作者兩篇關於臺灣處境的研討會講稿，以及譯者訪談這位學術大師的深情記敘。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60）·欧洲民族思想变迁：一部文化史》引用了一些最近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和最新的公开发表的论文，这些都列入了《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60）·欧洲民族思想变迁：一部文化史》附录的参考资料之中。至于书中引用的19世纪早期的一些观点，作者主要取材于那个时代浪漫主义的和文化民族主义的语言学家们和知识分子们的研究成果，一些特别具体的观点或者已经出版的文字资料，关于材料的转译、引用和整理，作者在此还想做进一步的强调。书中引用的非英语的参考资料，有些是作者的翻译，而有些则是直接引用已经出版的翻译作品，但原始资料都已列入参考资料目录之中。此外，多数的参考资料采用了尾注的形式，脚注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提供的必要补充或者是背景知识。

作為北伐前後國共兩黨所發動的民眾運動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商民運動」貫穿了整個革命時期。 但相較於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婦女運動等方面汗牛充棟的研究成果而言，「商民運動」幾乎被後人所遺忘。 無論從了解北伐時期國共兩黨黨史的角度，還是為著探究此時期民眾運動的實態，或者為增進後人對一九二○年代之後黨商關係的知識，則「商民運動」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 基於此，本書即力圖將這段史實發掘而重現在世人面前，並由此反思北伐前後政黨與民眾運動間錯綜複雜的動關係。

“仪式”与“象征”等乍见之下如咒术般的要素，毫无疑问地在近代国家更具重大意义。本书从中国近代史上国旗、国歌、国庆的诞生和演变过程着手，探讨近代中国各时期的政府、政党、知识分子等，如何将仪式或象征利用于唤醒国族主义，具体而言，是以何种政策或运动来实施，而当时的人们对此又是如何认识和对待的。

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等。

中日的近代交往，是一段兩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中國為何選擇了一條與傳統「天下」思想截然相反、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形式？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近代國 家思想的強烈影響所致。為了尊重歷史事實，本書作者使用了當年日本政府、外務省、陸軍省檔案等大量日文原始資料，以探討中國民族和邊疆問題與日本的關係。 書評 / 推薦 王柯教授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外重視日本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近代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給兼有滿蒙回藏漢苗多民族的中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轉型，帶來了種種啟示、問題和麻煩，反過來也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理解和觀感。作者在日本學界多年，對近代日本歷史和文獻非常熟悉，這一觀察角度十分重要，有關國家、邊疆和民族問題的討論，也相當有啟迪意義。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強國，關係陰晴不定，近年更因為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對立意味濃烈。雖然中日在戰略關係上屢有競爭，但兩者世界觀及民族主義原來擁有極大淵源。近代中國向明治日本求師複製改革經驗，不但引進現代科技，而且從中模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改變中國的「邊疆」意識、影響國家建設過程，造成始料不及的效果，延續至今。王柯教授聚焦探討兩國民族主義觀的發展及其影響，是當代東亞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始于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现代性的理论论争，概述一些最著名的解释，并探讨民族意识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可能联系。第二章描述和解释民族主义在1870年后发展成为大众现象，聚焦于民族化（nationalising）国家的作用，帝国主义和国家间竞争，民族仪式和节日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对地区认同的影响。第三章着重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其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政策影响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第四章探讨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强调在地缘政治动乱和随之而来的先前统治集团被剥夺特权地位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形态在法西斯主义动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五章探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观念。 这五章在分析上各有侧重。第一章有很强的概念导向。第三和第五章主要涉及特定的历史发展。第二和第四章则以同等笔墨综合了力概念性、历史编纂性和历史因素。

民族主义是一股奇异而强大的力量，它所触及的是人类灵魂深处对归属感的渴望；民族主义同时又是政治史和思想史上一个困惑难解、却又挥之不去的谜。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是很难想像的。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 随着全球化的爆炸性发展，民族国家似乎正面临衰退的命运。但《民族的构建》的作者们发现，这种“民族国家衰退论”更多代表着西方人的想法，而不是亚洲人的。对亚洲人而言，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的边界已经从很多方面被渗透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外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传教士的宗教劝导，在国外关税法则管理下的大规模贸易和对外国文化的追捧。这些力量既渗透了也勾画着国家边界线，它所形成的疆域正是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地理空间。亚洲民族的现代史与全球化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且这还远未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关系是亚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的唯一动因。民族大业的兴起，往往与亚洲内部的张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亚洲与西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体系也许推动了争取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斗争，但并没有设定这些斗争的结果。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一”）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一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lorl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迭的。我在《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本书试图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书中的基本假设是，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根基。要想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就非得阐明民族主义不可。 本书所用的“民族主义”是总称，它包括民族认同（或民族性nationality）与民族意识，以及基于这二者的集合体——民族——相关的现象；它偶尔也用来指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所依托的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除非特别说明，它与民族爱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仇外变种无涉，虽然人们经常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本书要探讨的具体问题是：民族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它为何以及是如何转型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制度性的习惯与文化模式，并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主要关注5个率先如此的社会：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

China's 1911-12 Revolution, which overthrew a 2000-year succession of dynasties, is thought of primarily as a change in governmental style, from imperial to republican, traditional to modern. But given that the dynasty that was overthrown—the Qing—was that of a minority ethnic group that had ruled China's Han majority for nearly three centuries, and that the revolutionaries were overwhelmingly Han, to what extent was the revolution not only anti-monarchical, but also anti-Manchu? Edward Rhoads explores this provocative and complicated question in Manchus and Han,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anchus from a hereditary military caste (the "banner people") to a distinct ethnic group and then detailing the interplay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Manchu court and Han reformers that culminated in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ntil now, many scholars have assumed that the Manchus had been assimilated into Han culture long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were no longer separate and distinguishable. But Rhoads demonstrates that in many ways Manchus remained an alien, privileged, and distinct group. Manchus and Han is a pathbreaking study that will forever change the way historians of China view the events leading to the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Likewise, it will clarify for ethnologists the unique origin of the Manchus as an occupational caste and their shif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Han, from border people to rulers to ruled.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选收的是作者近年以中文刊发的有关民国史的部分论文，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定名为“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由于民国政治中不少具有“特色”的行为方式与清季以来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故将讨论科举制改革影响的一篇小文收入，作为引论，全书分“思想与社会”、“文化与政治”和“从内政到外交”三个部分。

本书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本书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系统地考察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特别是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史观”从提出到最终确立的过程，充分关注其内容和发展变化的轨迹。本书历史学的特色颇为突出，是一部细节丰满、启人深思的国别史研究。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的革命，是现代史上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凯末尔主义者需要面对帝国观念、领土、伊斯兰教、民族等多重挑战，建国即是重塑民族的过程。作者昝涛在第一手研究之上，特别是对凯末尔思想和土耳其几位重要思想家的研究，颇为实证地论述了建构民族主义的观点。“土耳其史观”，作为土耳其官方史学影响至今，本书在于运用丰富细腻的论述和引证，说明“史观”的由来、争论和对抗伊斯兰传统的巨大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特征由此展开。此书可以说是以土耳其为个案，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相当深入的研究。作者大量运用土耳其文文献，并在与国际学界和土耳其学界的论辩和对话中展开，代表了此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