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的一般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代表人马塞尔•莫斯的代表作。《献祭的性质与功能》一书则是莫斯与昂利•于贝尔合作的一部书，莫斯就是利用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积累资料和获得的启发写成《巫术的一般理论》的。 此二书对于我们理解莫斯提出的“整体社会事实”，认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理解观念、行为与社会的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奠定了作者在法国社会学中的地位，是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我们将其合出，以便读者比照阅读，窥年鉴派学术思想之一斑。祭祀是典型的宗教行为，它所确立的关于“神圣性”的观念，不仅是一套飘渺的幻象体系，而且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体系。确立这种观念的，不仅有宗教行为，而且有非宗教行为，其代表是巫术。巫术，表面上是由单个巫师实施的，往往表现为个体行为，但本书却发现了它的社会的属性。莫斯先陈述了巫术的各种基本表象，再从逻辑上将这些表象与它们的整体性本原联系起来，并指出它才是产生这些表象的决定性力量。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得到加强，为了能更有效地支配全国各地，中央王朝通过制定祭祀政策对各地民间信仰现象进行干预、指导，加强了正统意识形态向民间社会的渗透。那么，在中央祭祀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分布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到底又是如何去“适应”王朝的祭祀政策的呢?民间信仰领域又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洗牌、重组活动”呢?而这其中的主角，即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集团在参与、主导其变化呢？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此尚无专门研究。本书将地理范围锁定在浙江地区，利用碑刻资料、地方志中的祠庙志、文集笔记以及民俗学的调查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现象作为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

“西郊”與“南郊”指的是兩種不同的國家祭典，分別代表了兩個關係既密切、卻又頗有一點距離的文化體系──“西郊”是拓跋人的祭祀大典，代表北亞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則是兩千年來漢族王朝國家祭典的核心，同樣也是祭天的儀式。 在北魏史的研究領域裡，孝文帝的遷都與漢化，無疑是個聚光的焦點，特別為中國史家所津津樂道。孝文帝的致力漢化，當然是個無可爭議的史實，只是，史家在研究這個主題時，多半強調拓跋人“漢人”的必然性與正確性，有意無意間似乎忽略了當孝文帝開始推動其漢化政策，尤其是遷都不過三十載之後，北疆即爆發了“六鎮之亂”（A.D.523），北魏帝國的喪鐘自此響起。從某個角度來看，孝文帝熱烈推動的遷都與漢化運動，反而間接導致了帝國的土崩瓦解，為何如此？本書就是對這一個問題的解答。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主要讲述了：一门学问要发展，一方面需要保持住已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更新，开拓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目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和转变的阶段，既有保持传统的优秀著作，也有勇于创新的理论探索。在传统的积累更加丰厚的隋唐史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传统的课题仍然是主流，而新的探索还需要加倍努力。可喜的是，现在有一批年轻的学者，既能够从前辈那里继承优良传统，又善于利用新的工具和手段，大力吸收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渐渐结出一些新的硕果。这其中，雷闻的这部专著，就是隋唐史新著中的佼佼者。 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在《国家与祭祀中》，子安宣邦“作为思想史家”展开了自己的政治神学批判。“作为思想史家”——这是—种身份的界定同时也是方法的界定。“作为思想史家”展开批判，就是在纵向的日本思想史脉络之中展开批判。于是，靖国神社问题被追溯到作为“天皇制国家日本之大祠”的伊势神宫，并且被置于十九世纪水户学经典《新论》的延长线上来认识。战后由美国主导制订的、规定着和平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神道指令》也被置于与“历史再认识论”的关联之中重新认识。“作为思想史家”的论证方法。也就是子安式知识考古学方法。 在本书中，他把知识考古学方法与文本（语言文本以及被文本他的历史事件）细读结合在一起。例如，第二章通过对相关史的解读展示了伊势神宫被“制造”出来的过程，第七章则通过对参与《神道指令》起草工作的 美国人伍达德论文的正本清源式细读，揭露“历史再认识论 ”者为了恢复国家神道的地位对于伍达德论文的断章取义，并阐述了“政教一致”与“祭政一致”二者的关系。子安宣邦的此类批判所呈现出来的是日本政治神学的生成过程与实践形式。《国家与祭祀》是一部将学术性与现实批判性进行完美结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