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义》(清)的故事情节继《三侠五义》而展开：按院颜查散奉旨巡按襄阳，途中闻知襄阳王赵珏阴谋叛乱，妄图夺取帝位。三侠五义聚集在颜查散周围，争相探查襄阳王所布铜网阵的内幕，以求破阵之法，为朝廷除害。锦毛鼠白玉堂只身私探铜网阵而丧生。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以及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及智化等人为给白玉堂报仇，出生入死，探寻大破铜网阵之策，沿途同襄阳王的党羽和地方恶势力作斗争，招降了君山、夹峰山等处贼寇，历经险阻最终获得攻破铜网阵的图样。在这种种波澜之中，卢方的儿子卢珍、韩彰的义子韩天锦、徐庆的儿子徐良、白玉堂的侄子白芸生及欧阳春的义子艾虎，在各自接到家信投奔按院颜查散及父亲的途中，先后桕遇，因志同道合，结为兄弟，即“小五义”，他们一路剪除豪强，扶弱济贫，最后会集武昌，共赴襄阳，同老一辈侠义一道，共同铲破铜网阵……

《七侠五义》全书共有一百二十回，可分三部分。前二十回以“狸猫换太子”故事为引子，叙述包拯成长、入仕，断案折狱，平反宫冤，迎归“国母”，最后以惩治李保作结。第二十八回至第六十八回，以南侠、“御猫”展昭同“五义”之一的锦毛鼠白玉堂之间“猫鼠”争雄为线索，写“五义”归附包拯，以及包拯同众侠客义士保护范仲禹、颜查散等年轻清官，同奸臣庞太师及其爪牙的斗争。后五十二回以颜查散巡按襄阳为中心，写众侠义同叛逆襄阳王及其党羽的斗争。

《忠烈侠义传》在我国算得是一部古老的白话武侠小说。小说分三部分，早出的为《三侠五义》，初刻于光绪五年（1879），随后的《小五义》、《续小五义》，刊行于光绪十六年（1890），距今均已过百年。这期间，经先贤的大力推荐并加揄扬，使其在不甚景气的晚清小说中脱颖而出，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

《小五义》是《三侠五义》的续书。是根据清朝末年民间艺人石玉昆的说书日本润色而成。叙述为剪除叛逆的襄阳王赵玉，锦毛鼠白玉堂独闯铜网阵遇害。此后，其余义士亦渐衰老。他们的后辈徐良、白芸生、卢珍、韩天锦为共破铜网阵，在赴襄阳的途中凑集于客栈，与小侠艾虎，共结为“小五义”，并沿途诛锄豪强，齐集武昌，在蒋平、魏真等率领下，攻进铜网阵，在阵中遇以险情。故事曲折，情节纷繁。

《三侠五义》小说共一百二十回，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狸猫换太子开篇，写众侠客协助包拯同奸臣庞吉父子进行的斗争；第二部分主要是写众侠客协助颜查散剪除襄阳王党翼的故事。整部小说，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风趣生动，读来令人爱不释手。展昭的宽容忠诚，蒋平的刁钻机敏，徐庆、赵虎的粗鲁憨直，艾虎的纯朴天真，智化的机智潇洒，欧阳春的含而不露，尤其是白玉堂豪放不羁、少年气盛，莫不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直到现今，在影视和戏曲舞台上依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七侠五义》：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今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

明清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在众多小说流派中，直至清朝中叶才出现的侠义公案小说，无疑是最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也流传最广的一支。 所谓侠义公案小说，实际上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称，二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流派。侠义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唐传奇中的大量侠客形象；而公案小说则可涵盖宋元的“说公案”小说、明代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明公案小说集。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情节内容往往类似，其为民除恶的思想倾向亦颇相近。所不同的是，侠义小说更多地描写侠客们见义勇为的气概和出神入化的侠术；公案小说则较注重刻画秉公断案的清官形象。入清以后，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渐趋混合。 侠义公案小说集侠义和公案于一体，故事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故而一出版就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各种续集也层出不断。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和《彭公案》。 《七侠五义》系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根据《三侠五义》稍作修改而成。而后者则脱胎于清代著名艺人石玉昆的说书。小说前一部分叙述包拯的成长经历和断案故事；后一部分主要写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之间的“猫鼠”之争，以及清官率领众英雄打击襄阳王党羽。《七侠五义》塑造了许多侠客的形象，如展昭的英武、欧阳春的老练等，尤其是白玉堂的任侠仗义、骄傲自负而又意气用事，都不是概念化的英雄形象，显得生动而有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