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试图用西方学者的文化观念去讨论中国文化的根源。作者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希望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第一章导言部分，作者首先提出从黑格尔到雅斯贝斯再到帕森斯发展起来的轴心时代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曾先后不相谋地而且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从而对人类处境及其基本获得了新的解释。[1]作者所要探讨的就是中国在超越的突破之前人文的转向，即夏商周三代之间文化的关联转变，寻找儒家思想的根源。在具体分析三代的精神状态过程中，作者运用人类学的文化模式与精神气质概念来理解先人的价值态度。 而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三代的宗教活动――来探讨先人对世界及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作者把巫术的研究作为考察原始文化的主要途径。在著作的第二章作者就通过对巫术的研究来理解中国的原始信仰。关于巫的起源，作者依据《尚书》《山海经》的记载，从绝地天通的传说中看到，中国上古曾有一个“家为巫史”即人人作巫、家家作巫的巫觋时代，巫觋的主要职能就是促使天地的交通，并经历了一个专业分化的过程，最终实现了事神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古代，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绝地天通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2]中国古代巫觋的职能总结起来有四大职务：招神、逐疫、禳灾、除不祥。[3]中国古巫的活动是以神灵观念为基础的并且趋向于谄媚和取悦神灵，从这一意义上说，“巫所承担的职能已经是祭祀宗教的一部分，而使其自身成为祭司之一种。”[4]巫也称为祝，《周礼》的职官体制中有明文规定祝的职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作者将其与人类学理论进行比较，认为三皇五帝时代的巫觋与一般蒙昧社会的巫术和巫师不同，比较接近沟通天地的萨满。商周的古巫虽带有上古巫觋的余迹，却已转变为祭祀文化体系中的祭司阶层，其职能也主要为祝祷祀祭神灵。在这一发展过程，神灵的观念已经出现。 在第三章作者首先对墓葬进行了考察推断认为我国新石器文化时期已经有灵魂和灵魂世界的观念。但是对葬俗的诠释都比较复杂而不单一，所以作者着重讨论的是较少争议的文化现象――“占卜”。占卜是中国上古巫术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商代蔚然演出浩多的甲骨卜辞，到周代的史卜手中，更形成《周易》的体系，在巫史文化内部演现了某种理性化的行程。[5]占卜企图神秘地去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礼记·表记》有“三代皆以卜筮事神明”的说法，表示上古卜筮活动是事神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祭享神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周易》的出现表明了当时中国人已经超越了只知道具体性思想的原始阶段，不应从原始思想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当把它周文化“祛除巫魅”过程的一部分。一切宗教现象的起源都不仅仅基于认识的原因，而更多基于生活世界实践的需要和人的存在的焦虑，只要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命运际会没有把握，宗教、巫术和卜筮就永远因此需要而存在。[6] 中国上古时代逐渐产生了“神”的观念，导致了自然巫术向神灵巫术的发展。《左传》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表示公众巫术已融入祭祀文化或转进为祭祀文化的组成部分。第四章作者就开始讨论商周的祭祀和各自的信仰体系。从甲骨中我们可以看到殷商时候占卜是相对频繁的。《礼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一系列对殷商占卜的研究可以看出，殷商的占卜事实上可以看作是整个王室祭祀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巫觋在殷商上层宗教活动也祭司化了。正是巫觋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才有了后来由祭祀礼仪衍生出的整个规范体系――礼。祭祀文化也在向着更高宗教阶段过渡。而周代的祭祀文化总体是属于“礼乐文化”，与殷商的祭祀文化有所区别，但事实上，礼乐文化是源自祭祀文化的。作者将此种发展方式称之为“包容连续型”。按照周礼，周代的祭祀的对象和形式是庞杂的，在中国上古时代很长一个时期，宗教信仰具有相当程度的多神色彩。殷商与西周通过祭祀所反映的信仰，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有所不同。西周以后，随着知识阶层观念理性化的逐步展开，精英文化信仰和观念的代表由统治阶层的国家祭祀体系转移到知识阶层的精神创造，对后世的精神文化发挥强大的范导作用。作者在这一章的最后还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来考察中国上古社会的信仰，认为殷人的多神教信仰主要反映了他们对自然力的依赖。但是周人的宗教信仰就发生了变化，周人信仰的最高代表是“天”甚至是“天命”，更表现了宇宙秩序和宇宙命运的色彩。在周代，对天地大神的祭祀通过礼制的等级规定而为统治集团所垄断，使得祖先祭祀成为最普遍的民间宗教性行为。这使得中国的信仰借助“天命”的观念，透过自然法则和历史命运的观念意识，向着后来的“圣哲宗教”慢慢前进着。[7] “天命”的观念在本书中是一个研究的重点。第五章作者就分别对商周的天命观进行讨论。《尚书·汤誓》“有夏多嘴，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这里殷人的天命表示授赐人世王朝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寿命。殷人对“天”都只是一种作为自然与人世的主宰的神格观念，并未涉及德、民和人，在信仰实质上，与“帝”的观念并无区别。殷人对天的信仰并无伦理的内容在其中，总体上还不能达到伦理宗教的水平。而周人的理解中，“天”与 “天命”已经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这种道德内涵是以“敬德”和“保民”为主要特征的。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和“人”与“民”的相对于“神”的低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8]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西周完成了卡西尔说的成熟宗教必须完成的最大奇迹。[9]周公在这一过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较为可靠的文献三诰中周公对周代商的理解，体现出周公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他把历史现象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探求着天命与历史人事的关系。他认识到，人不能把世事的一切都归于天命的必然性，人的行为的主动性实际参与着历史过程。[10]周公的这些思想标志着宗教思想的一场转变。周公以德政为操持政策的机柄，因而减少了上天的权威，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11]在西周的政治思想中，天命在信仰性态上仍具有神学特征，但在内容上则出现了政治民本主义，这种民意论真正地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传统，并为后来儒家的政治思想所继承。西周宗教观念的提高和伦理观念的演进正主要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的得以实现。作者对于这种宗教思想的转变作了这样的评价：儒家思想中所发展的那些内容，在周公及西周思想中早已开始生长，甚至可以说，西周思想已经为儒家思想提供了若干重要母题，造就了若干基础，提供了若干有规范力的导向，周代的文化与周公的思想已经型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12] 书中的第六章主要讨论了西周的礼乐问题。作者依靠《周礼》，希望从哲学和文化上来了解西周的礼乐文化。周代是以礼仪即一套象征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由此使得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周礼》中的规范体系，在相当程度上说，是一种宗法文化的体现，突出其家族主义的功能。周礼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由于统治阶层对祭祀天地山川的垄断，使得越来越多人转向对人世的社会政治的注意，而不是信仰本身。到西周后期，礼逐渐成为圣俗结合，包容着某种宗教性和神圣性的人文文化体系。周礼又具有道德功能。西周的礼乐文化的整体功能指向是人间性的秩序，而不是的赐福。 对于三代文化的演进，作者运用大量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进行理解，从整体信仰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强化的角度论述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演进。周代文化模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统统都纳入“礼“的范畴下，形成一个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 著作在第七章对早期中国文化的“德”的观念也进行了讨论。德观念的形成对后来中国政治模式起着深远的影响，以德政来统治这个社会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信条。而德在家庭秩序中更多体现的是对孝的强调，这与父系宗族的宗法制度是相适应的。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对有关儒的各种说法进行讨论，既是自身对儒的理解又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主要论述从秦至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是一部“专制”的历史，同时，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不断推进社会自治、抑制专制、追求自由的历史。作者认为，视中国历史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为专制的传统，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无知。本书叙述流畅，观点鲜明，史料充足，形式新颖。

原收录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现选入陈来学术论著集重新出版。在导言中，作者从黑格尔到雅斯贝斯再到帕森斯发展起来的轴心时代理论入手，运用大量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进行理解，从整体信仰的转变和政治权利的强化的角度，论述了从巫觋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礼乐文化的演进。周代文化模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统统都纳入“礼“的范畴下，形成一个政教德法合一的体系。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三代的宗教活动来探讨先人对世界及其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讲述的是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本书分上篇和下篇。本书上篇收录的是作者跟全国各地学者就“亲亲相隐”的争论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有人评论,说这场争论是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这场争论是要传于后世的。 下篇收录的是对著名哲学家牟宗三误读康德的几篇批评文章，最后收录的是“对毒食品文化泛滥的反思”一文。

《中华思想经典:近思录》内容简介：儒家思想在今天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人格修养和人生理念教育方面，拥有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而这种优势最集中的体现之一便是宋代理学圣人朱熹倾注十余年心血反复校订的《近思录》。《近思录》起初由朱熹和吕祖谦合作编成，后来朱熹多次修订并定为本门最重要入门书籍，书中的每则语句，都来自于北宋时的四位思想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的著作，共分14卷，622条，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相信读者也能从该书对“修齐治平、成贤作圣”这条修炼之路的详尽指导之书中获益。

《四书章句集注》为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训诂文字，疏通文理，注重义理阐发，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儒学精义，堪称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元仁宗元祐时期，该书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清沿用，对中国以至东亚地区影响深远。朱熹用了大半生心血完成该书，四十余年“改犹未了”，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 • 诚意章》的注，诚可谓“毕力专研，死而后已”。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四书章句集注》以清嘉庆十六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今据《新编诸子集成》繁体字本改为简体横排，收入“中华国学文库”。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育部语文新课标编写的"必读丛书"之一。《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不仅因为孟子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许多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还因为孟子文风的纵横捭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散文家。

《儒家与现代人生》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术语，配合实际的生活经验，清楚阐明了儒家的旨趣，并指出回归儒家的原始精神，就是要暂时抛开历代以来对儒家的不同诠释与具体应用，使现代人的心灵可以直接涵泳儒家的学说。儒家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其中的永恒因素需要每一时代的人去重新发掘，重新诠释，以便使它展现新颖的活力。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正是今日学者的工作指标。

大约十年前，国朝学界内部发生过一场论争——儒家是不是宗教，论争范围很小，也就没引起多少学者关注。卷入论争的都是搞国学的，主张儒家是宗教(因此认为当称为“儒教”)的一方，持有的其实是马克思的宗教观：宗教是历史上的过渡性社会现象，最终会消亡……反方差不多也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上反对把儒家说成宗教，其意图不外乎是：儒家因此不会像宗教那样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 那时，我正好到北京开一个学术会议……当我在写有名牌的位子坐下时，后座有位从未谋过面的先生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你，谢谢呵”……我正纳闷，这位上了点年纪的先生马上就说：“谢谢你支持我们的儒家是宗教的观点……”。 我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为好，只好稀里糊涂地点头摇头、摇头点头……我写的文章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前提可不是把宗教看作历史上的过渡性社会现象。宗教是属人的生存现象，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失。 目录 前言 纬书与左派儒教士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 密……不透风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海报：

《阳明学述要》原名《王守仁》，初版于1930年。宋明六百年理学，宋代是创始，明代是结束。而王阳明之学尤为明代理学的重镇，理学在他手里达到了顶峰。钱穆先生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精炼的笔法，勾勒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 钱先生讲王学，尤提醒读者“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以求得王学之“真着精神处”。

从熊十力、梁漱溟到徐复观、牟宗三，从辜鸿铭、林语堂到钱穆、张荫麟和许倬云……每一位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儒者，既是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信仰者，也是身体力行者。《儒家二十讲》展示了儒家的醇厚气象、潇洒风神。

《泰和宜山会语》是《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的合集。“会语”的意思是讲学聚会中说的话。时值日寇侵华，浙大辗转南迁，经过浙江泰和以及广西宜山，马先生在两地为浙大师生各做了一次演讲，《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这两次演讲的讲稿。两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宋明理学家所探讨的心性义理之学。

本书以《儒家哲学》为中心，收录了梁启超有关儒家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和儒教的代表性论述，书前有长篇导读。 《儒家哲学》是梁启超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力作，原本是梁氏在清华国学院的讲课稿，由其弟子周传儒记录。梁启超在讲演中提出了不少新颖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哲学之内涵并无统一之标准，而有地域之分、民族之别。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范围不同，讨论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儒家哲学所讨论的问题，西方哲学或并未涉及，或理解途径有别；西方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哲学或认为不必研究，或研究得不够透彻。鉴于此，他认为最好将“儒家哲学”称为“儒家道术”。由此出发，他对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儒家哲学的研究方法，儒学的历史变迁以及儒家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性善恶问题、天命问题、心体问题作了精当的阐发。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二书求“同”的理路相比较，《儒家哲学》求“异”的哲学史理路在反思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重新挖掘本土资源之时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

内容简介 儒家思想为什么被称作“孔孟之道”？孔子身后一百多年的孟子如何在诸侯混战的烽火中将孔子的学说发扬光大？孟子又是怎样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 今天的中国人能从孟子那里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千年之后，孟子的智慧是否依然生机盎然？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傅佩荣先生应CCTV 10《百家讲坛》栏目邀请，与我们分享跨越千年而依然行之有效的孟子的大智慧，娓娓讲述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如何教育子女、什么是真正的孝、怎样才能做一个快乐而自信的人…… 本书正是根据傅佩荣先生这次讲座精心整理编辑而成，内容更丰富，更全面。全书分《孟子这个人》、《教育这件事》、《孝顺很重要》、《修养见功夫》、《人生的快乐》等十个主题，以质朴、平易而又富于启发性、感染力的语言，在各种中、西方历史故事、生活实践的佐证下，带领大家去感受孟子的精彩观点，分享孟子的大智慧，体会孟子思想对现实人生的启示。 本书特色： 1. 专家不觉其浅，大众不觉其深。作者以研究中西哲学数十年，以广大电视观众能接受的表述，深入浅出解读孟子。 2. 有对孟子的解析，更有对现实的关怀。比如谈孝顺、谈教育、谈快乐、谈修养，解读的是孟子，关注的是当下。 本书卖点： 1.在“《论语》热”之后，读者产生了了解《孟子》的强烈需求。 2.市场上没有竞争性产品。 3.强势媒体作宣传平台：《百家讲坛》之《孟子的智慧》即将在6月2-10日九集连播。 4.暑期营销拉动：中华书局将利用七、八月暑期在全国安排《孟子的智慧》系列宣传促销活动。包括演讲、签售等多种形式。 前言 自信的快乐 孟子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个人的能力与成就上，而是奠基于他的儒家学说，亦即他从孔子那里所得到的思想启发。 儒家的观点是什么？孟子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内心有一种自我要求的力量，提醒和督促自己去做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可以总称为“善”，其内容是需要教育来界定的。于是，人在接受教育之后，始终以真诚态度面对自己的责任，并且勇于实践，择善固执，最后可以止于至善。 这样的人是坦荡荡的，是俯仰无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同时也是快乐无比的。 孟子晚于孔子一百多年，他所处的战国时代中期比孔子的时代更为混乱险恶，但是他了解孔子的思想，进而深刻阐述，广为传扬，使儒家学说形成完整的系统，可以应用在人生的每一方面。《孟子》一书就是最佳的例证。 孟子是“温故而知新”的典范。他熟读《诗经》、《书经》，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他善于使用语言，留给后代的格言与成语又多又美；他精于现场辩论，在一问一答之间，使人茅塞顿开，连万乘之君也对他心存敬畏。但最重要的是，他所宣扬的一切都能结合自己的实践心得，从而产生充满自信的快乐。 现代人最重要的不是快乐吗？现代人最缺乏的不是自信吗？那么何不向孟子请教呢？真正的快乐不是源自外在成就，因为外来的东西可得可失，可多可少，并且始终在紧张的竞争状态中。真正的快乐来自真诚，遵从内心的要求去做人处事，就是对人生的肯定与感激，人性的尊严与价值亦在于此。 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我主讲孟子时，我心中想的就是如何清楚地介绍这位古代哲人的伟大贡献。他能被后世尊为“亚圣”，与孔子思想合称“孔孟之道”，著作又被后代学者定为《四书》之一，这一切荣耀是否实至名归？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希望本书所展现的是孟子的全方位观点，其中又以人性论、修养论、教育观、人生境界说最为关键。这些思想组合为一个结晶体，每一个侧面都映现出核心理念的精彩。 学习孟子，可以明白人类之所以伟大，人性之所以可贵，从而使我们加倍珍惜时光，进行成就自我的修炼之旅。在这一过程中，自信的快乐将泉涌而出。孟子亲身作了示范，我们不妨亦步亦趋。

《四书读本》内容简介：学界公认权威的四书读本，民国时期的国学出版盛典之一，众多著名学者一致推荐，曾在台湾地区作为中国文化（国学）基本教材使用，《四书读本》为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后最权威的四书注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