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北大中文系决定把中国文学史课程中讲析作品的部分划出来，另辟《历代诗歌选》和《历代散文选》两门新课，最初由作者承乏，分别讲授。到1961年，中国人民电台辟了“阅读和欣赏”的新节目，也是由作者唱的开锣戏。从那时起，作者开始写一些赏析古典诗词的文章。近十年来，赏析作品之风大盛，不仅有专门刊物，还出版了不少鉴赏古今名作的书籍。作者经常应邀这些方面的文字，现在就谈一点切身体会。 作者无论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通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 把上述四点认真做到，并且以揆清度理的原则去衡量，至少自己感到这样理解是通情达理、合理入理的，那么所讲析的思想内容和所欣赏的的艺术手法才可能有说服力，才算有的放矢。这些体会原算不上什么“治学之道”，只是自己写赏析文章和读古典诗词时所恪守的几条准则而已。愿与爱好古典文学的广大读者共勉！

《吴小如手录宋词》含宋词两百篇。吴先生所选宋词，多数加了评注，因此更添特色。读者欣赏书法的同时，也得到一本上乘的宋词选本。 此稿多为楷书，最能代表吴先生书法的特点，天真纯净、静如秋水、妍若春花、法度谨严，笔笔有来历。 后记多述小如先生与著名学者俞平伯、厉以宁、周南、周汝昌、邵燕祥、启功、何满子、张伯驹的书缘往来，读者亦可从侧面了解吴先生的为人和学书历程。

《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便是着重介绍有关文史范围工具书的内容和使用方法，并对其整个发展过程追本溯源，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和门径;对于某些工具书中的一些重大缺点和错误，也提纲挈领地约略谈及。《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的主要对象为文科各系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对于一般读者，也是一个不错的参考书。

吴小如，本名吴同宝，原籍安徽泾县茂林，1922年9月8日出生于哈尔滨。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小如1932年随父迁居北平，1932至1934年在私立汇文一小读书，1935年在私立育英小学毕业。1935至1936年升入私立育英中学，赶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由于其父1935年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他便于1936年秋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翌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全家迁入天津租界，辍学一年。193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天津私立工商附中高中，1941年毕业，升入私立工商学院商科会计财政系。1943年先后在天津私立达文中学、志达中学、圣功女中等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又重新读大学，考入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不久即离去。1946年夏以商科二年肄业学历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为插班生，1947年又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肄业，至1949年才于北大中文系毕业。 1949年至1951年，在天津津沽大学中文系任教员。1951年秋，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1952年进行全国大专院校合并调整，留北大中文系任讲师。一直干了近30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也开设过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诗歌史、古典诗词、散文等课程。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2年末，调到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任职，1991年退休。1992年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还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燕京学报》常务编委。1953年在北大参加九三学社。 他在业馀时间曾为中华书局义务编过一年《文史》(1980—1981)。业余爱好为戏曲(特别是京戏)和书法。 吴小如著作颇丰。1955年即出版了《中国小说讲话及其它》，后来又出版《古典小说漫稿》以及与人合撰的《小说论稿合集》。对话本小说、武侠小说、讽刺小说、公案小说也写过一些专题论文。对戏曲写过《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和《吴小如戏曲文录》(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文化著作奖)。对古典诗词的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出版了《诗词札丛》、《古典诗歌习作与欣赏》、《古典诗文述略》等专著。还出版了《古文精读举隅》、《书廊信步》。此外，属于综合类的有《读书丛札》，先后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是较有见地的著作。另外有一本《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也先后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出版，受到好评。近年出版的还有《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莎斋笔记》、《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常谈一束》等。

《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是中国现代书评选集。《旧时月色:吴小如早年书评集》包括《读书拊掌录》选、《书廊信步》选、《今昔文存》选、读毕树棠译《贼及其他》、读张爱玲《流言》等内容，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古典文学研究家、教育家吴小如对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这部随笔，大部分是吴小如八十至九十岁间的作品，以及一部分八十岁前未入集的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人书俱老，炉火纯青。想探寻吴小如先生晚年思想和学术，这是一部不可或缺的佳构。

本书所选百余篇回忆文章,从中可以看到吴先生父亲玉如公书法艺术的几个阶段和特点,也了解到小如先生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家庭教育。回忆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到吴小如先生的治学特色。小如先生之所以受到师辈的器重,和他能深入前辈学者的学术精髓是密不可分的。

《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是吴小如先生从已出版的《读书丛札》、《读书拊掌录》、《莎斋笔记》和《古典诗词札丛》著作中选出的随笔类的文章，其内容大多是作者有关经史和诗词方面的研究，旨在订讹传信。文章立论有据，或破或立，字里行间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读来却不觉枯燥与乏味。

吴小如先生业余爱好之一就是欣赏京戏,2000年以来,已经结集出版了70万字的戏曲随笔,我们选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这些文章虽然篇幅短小,却非捧场文字,褒贬取舍,多存良史遗风。对戏曲的研究,一仍吴小如先生的治学风格。

《莎斋笔记》问世之顷，出版家既无大亏血本之虞，而读者也能择善而取，或勉强读之终卷，且不致大喊上当受骗，则作者亦可一块石头落地，不感到无地自容了。夫长篇巨制，本难一挥而就。我一生写的此类文章原就不算太多。但即使是此书所收的诸多饾订短文，对我来说，写起来也并不容易。盖平生所忌，唯徒托空言，故虽豆腐干式小文亦力求其言之有物。夫文章长而空固然不好，短而空亦同样招人憎厌。

这两本拙著分别收入了以下各部分：第一本收入《台下人语》和《台下人新语》；第二本收入《菊坛知见录》、《津门乱弹录》、《看戏知见录》、《看戏琐谈》及《戏迷闲话》等。其中《台下人语》已是第三次重印，其它内容也都是第二回了。这些文字，都曾收入《吴小如戏曲文录》。我并不想一味“炒冷饭”，只是它们侥幸还有读者。出于“上帝”们的要求，又承天津古籍出版社厚爱，这才鼓起勇气让它们再次与读者见面。盖《台下人语》初印本距今已超过二十年；就连《戏曲文录》问世至今，也有十年了。这本拙著，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都有读者；其中有侨胞，也有国际友人。有的外国朋友还征求过我的意见，把书中某些文章译成外文。这虽近于“不虞之誉”，但也足以说明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还不是空谈泛论，不属于泡沫或垃圾。而至今还时有读者向我索书，并询问何处可以购买。我因原书早已售缺，愧无以应，这才考虑到化整为零，把它们分成两册，重新付梓。这既可以使出版社不致亏本太多；而读者也无妨各取所需，减少点经济负担；我本人对读者庶几也略减愧疚。这实是由衷之言，绝非虚晃一枪的客套话。 这里须郑重说明并有必要向业内人士提醒的是，在《戏曲文录》出版以来的十年中，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给我的信息，获悉拙著的读者青年人占相当大的比重。有的青年戏迷还展转给我写信，把我当成知心朋友。我收到过自黑龙江的黑河、四川的雅安和新疆的乌鲁木齐等远方读者写来的信，年龄最小的有正在求学的初、高中在校生；而戏迷中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则为数更多。除通信外，有的青年人还同我结为忘年交。这些读者，不论年龄大小，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都不爱看那种以获奖为目的的所谓“新编历史剧”。不少青年人认为这种新编的戏只是一种奢侈浪费的“形象工程”或“政绩象征”，国家付出巨额投资，换来的只是昙花一现。从艺术角度看，有些根本不是京戏，不是昆曲。即使有的戏（如《大唐贵妃》）保留了若干段传统唱腔、却与整个剧本、剧情乃至舞台氛围完全格格不入。有些不伦不类的清装戏（如《宰相刘罗锅》，）明明是靠噱头骗取票房价值的闹剧，却被戴上了“精品”的桂冠。因为这些青年观众更爱看长期脍炙人口的传统老戏。由于多数青年人进剧场的机会少（有的身在边远地区，有的苦于没有钱买票看戏），这就使他们尽量通过传媒包括从网上聆听自上个世纪初至六十年代前的名家老唱片。有的青年人居然能接受谭鑫培，而更多的年轻戏迷则非常喜欢余叔岩、孟小冬、马连良和杨宝森以及四大名旦。上述这些信息和观点，都是我从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中得知的，我可以指名道姓一一说明其来历，绝非空穴来风。当他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爱好和审美观点与当前传媒索宣传的带有倾向性的艺术见解相枘凿而发出矛盾时，无意中读到了拙著，于是他们乃想方设法同我取得联系，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印证和支持，证明他们所抉择的艺术对象和审美趋向是正确的，是可信并可靠的。从这些无可置疑的来信和访谈中，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多少年来那些甚嚣尘上的对京剧强调改革创新的议论，说什么青年人不爱看京戏，看不懂京戏，京戏必须改得合乎时尚潮流（实际上正是让京戏尽量不像京戏）才能吸引下一代观众等等，并非全部事实真相。有些很可能就是一些根本不懂京戏（乃至根本不懂我国古典传统艺术）或对古典艺术持虚无主义态度的人只图为己所用而片面夸大了这方面的现象，甚至不排斥其中还有主观臆测乃至向壁虚构的成分。这些似是而非的论非的论调，实际上产生了多方面的误导：既误导了演艺界，更误导了文化艺术方面的某些决策人。这最后一种误导负面影响至钜，甚至连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同志提出的“当前对京剧应以抢救、继承为主”的指示也未能认真得到贯彻执行。如此年复一年，最终的恶果乃是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不仅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实际上目前还在向弯路上不停地走着），而且不免误入歧途，从而走向绝境。正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时代背景下，我写的几本旧书才引起不少青年朋友的强烈共鸣。一位北大化学系的博士生曾当面对我说：“先生二十多年前即已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为什么有人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到今天还在误导观众呢？”而我却有自知之明，那些积极主张“创新”和一心想让我们的古典传统文化艺术同国际接轨的“先进人物”，岂但对我说的话、写的文章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实际上是根本听不进去、看着有反感。几年前我还接到过匿名信，大肆诅咒我和朱家溍先生（伤心的是，朱老病逝已逾周年，再也无法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伸张正义了）是顽固保守分子，认为京剧“改革创新”的步伐之所以迈得不大、走得不远，就是我们几个老顽固在拖后腿。然而事实证明，只要你真正走出去面向基层观众，了解一下青年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看法，就会发现究竟是谁在制造泡沫文化，谁在加强使文化艺术阵地沙漠化，则是非不辩自明。恐怕这也是我此次决定“炒冷饭”，重印拙著的原因之一吧。是为序。 2004年10月在北京写讫。

京剧老生流派综说，ISBN：9787101006490，作者：吴小如著

从所谓“国学”谈起 ——《吴小如讲〈孟子〉》自序 这本小书实是即兴之作，因此要谈一下缘起。 近些年来，久被淡忘的“国学”一词忽地“热”了起来，不止一位青年朋友曾以此垂询：什么是“国学”？为了找答案，我也多少浏览了一些时贤论著，发现不少专家学者并不以此为然，认为这个概念大而无当，不宜提倡。追根溯源，“国学”之名盖始于晚清，是对“西学”而言的。其实它的内涵并不出清人治学的范畴，即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论是也。义理之学大概近于哲学思想；考据则以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为主要内容；而辞章之学，则基本上指古典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以古典文学为讨论内容的文论、诗话、词话、曲话之类。用旧的说法，所研究对象不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用“五四”以后的说法，则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三大门类的学问皆可属之。此外别无深文奥义。我这种说法，未免又是老生常谈，说了等于不说；但“国学”一词，原本就是旧有的，不管你再怎么说，也说不出新花样来。它既对“西学”而言，当然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东渐之“西学”，总归是十九世纪末才对我国传统学术产生影响的学问，当然应属于“新的学问”。然则所谓“国学”，除了区别于“西学”之外，还含有“旧学”的意思，即章太炎以下诸贤所谓的“国故”。不过清末民初以来不少学者大都留过学，远者到过欧美，最近的也到过日本，所以他们的治学方法毕竟沾了若干“洋”气，因之研究成果亦不同于清代未出国门一步的学者。代表人物如严复、粱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人，他们的著作，终有别于乾、嘉、道、咸以来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诸家的学术模式。此盖时代转变、社会发展导致学术风气使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凡今天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倒是王国维、陈寅恪以及胡适等人，而清代不少有成就的朴学家，反未被戴上这样的桂冠。可见，“国学大师”也者，乃指在新时代研究“旧学”的某些代表人物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替自古以来直到清代的一大批所谓朴学家说几句话，即“五四”以来的新派人物动辄说治“旧学”的人“不科学”，而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治学方法才是“科学”的。这话不免有失偏颇。如胡适一方面表彰清儒发现一个字的正确讲法不啻天文学家从宇宙间发现一颗新星，一方面又自诩他本人的考证学问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好像历史上的多少名著、多少学人都不懂科学方法。其实照我这读书不多、一知半解的人的认识，只要站得住脚、未被历史长河所淘汰的古今传统名家名著，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看问题的视角来观察，都或多或少符合或包含着辨证法。如《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书不必说了，即先秦诸子与历代有眼光有远见的史学著作，如“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亦莫不如是。我认为，辨证法的发展乃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的，我们不能轻易说古人不懂科学，更不能说他们的著作中没有辩证法。如果较真，以胡适本人的言论和著作为例，不科学的地方却所在多有。只就他说中国文言文是死文字这一点而言，就是很不科学的。这话说远了，姑不详论。 既然今天社会上对“国学”又“热”了起来，于是随之出现了另一问题，那就是提倡“读经”，多数人且认为应当“从孩子抓起”。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理由至少有三点：一、所谓“经”，一般指儒家经典，但“五经”、“四书”对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制的中小学生来说实在不容易读懂。如果一定要读，师资首先就不易解决。因为现在中小学教师本身读过“五经”、“四书”的就不多，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二、用今天的眼光看，对于我国传统古籍可奉为经典者实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四书”，有人就提倡读《老》、《庄》，还有人认为《史》、《汉》亦属于传统经典。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所谈就不限于“五经”、“四书”。从数量讲，今天所谓的“经典”的内容要比儒家的“五经”、“四书”增加了不知多少，中小学生实在吞咽不下。三、所谓读懂读不懂，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而我们的文化人（远不止中小学生）对古汉语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不客气地说，基本上已处于“断裂”状态。要说读经，恐怕先得补习一些有关古汉语（即所谓“文言文”）方面的文化课。仅这一点就是成年人也会吃不消，何况初中以下的孩子！ 于是一些文化普及性的举措乃应运而生，如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百家讲坛》便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专栏节目。主讲者还把讲稿形诸文字，印成书籍，即使没有直接听过讲述的人也可以从书本上读到所讲的内容。当然，这种普及文化的效果有利有弊，因之舆论的反应也毁誉参半。有些人不甘寂寞，虽未上电视台，也把他在讲坛上讲过的讲稿整理出来，印成书籍。为了吸引眼球，还给这类书起上一个哗众取宠的名字。比如有人把李白说成唐朝“第一古惑仔”，并把李白形容得简直不堪入目，就是一个十分荒唐的事例。这种浮躁的文风学风确是令人值得关注的一种带有不良倾向的危险现象。也许我这人太不够“前卫”，跟不上“后现代”步伐，但我以为，善意的忠告总应该是“言者无罪”的。 总之，我并非无条件地反对或否定读经，相反，我倒认为，应该在成年人、文化人、特别是作为人民公仆并居于领导地位的中上层官员这样的群体中提倡“读经”。因为这些年来，在我亲自接触到以至于看到、听到的成年人特别是文化人和官员们中间，曾做过一番调查，发现大多数人是既不读马恩之经，更不读孔孟之经的。因此，与其提倡让中小学生读经，还不如先号召孩子们的祖父母辈认真读一读马恩之经和孔孟之经，那可能对于建设祖国、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好处。 基于这种动念，我乃想到自己在行将就“火”的衰朽之年也应该贡献一点爝火般的余热。从我的学历看，我勉强算得上一个曾经染指过“五经”、“四书”的人。正如启功先生的名言，我还是看到过“猪跑”的。我以为，在儒家经典中，《论语》虽然简短，却并不好理解；而且讲《论语》的人正在一天天多起来。而《孟子》，应该是儒家经典中在文字上障碍比较少的一本读物。于是我便重新阅读《孟子》，且边读边记下自己的点滴感受。这只是即兴发言，不敢吹嘘是什么“心得”。但要声明，这点滴感受是供成年读者参考的，并设想这些读者已经根据传世的各家注释和译本（如朱熹的《孟子集注》、焦循的《孟子正义》[其中包括了东汉赵岐的旧注]、近人姚永概的《孟子讲义》[黄山书社出版]和杨伯峻的《孟子译注》等）基本上读懂了原文。因此我写得十分简单，尽量节省笔墨，而不去旁征博引。至于所见肤浅与纰缪之处，则诚恳地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二〇〇七年岁次丁亥立秋日动笔，三日后写完

收在这本《文录》中的拙文，我把它们大体分了分类。其中一部分原独成书，题作《台下人新语》现仍保留这个名目，所收文字到1990年为止。再有些短文属于回忆旧事和即兴评论性质，大抵是80年代中期写成的，这次虽重新加以编排，却沿用当初在报纸上发表时的专栏标题，分别为《菊坛知见录》、《津门乱弹录》和《看戏温知录》。最后两个部分则近于随笔，一谈唱片，二聊闲天，其内容还是围绕着戏曲这个大题目来谈的，也一起收入本书

吴小如，本名吴同宝，原籍安徽泾县茂林，1922年9月8日出生于哈尔滨。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小如1932年随父迁居北平，1932至1934年在私立汇文一小读书，1935年在私立育英小学毕业。1935至1936年升入私立育英中学，赶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由于其父1935年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他便于1936年秋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翌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全家迁入天津租界，辍学一年。193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天津私立工商附中高中，1941年毕业，升入私立工商学院商科会计财政系。1943年先后在天津私立达文中学、志达中学、圣功女中等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又重新读大学，考入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不久即离去。1946年夏以商科二年肄业学历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为插班生，1947年又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肄业，至1949年才于北大中文系毕业。 1949年至1951年，在天津津沽大学中文系任教员。1951年秋，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1952年进行全国大专院校合并调整，留北大中文系任讲师。一直干了近30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也开设过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诗歌史、古典诗词、散文等课程。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2年末，调到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任职，1991年退休。1992年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还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燕京学报》常务编委。1953年在北大参加九三学社。 他在业馀时间曾为中华书局义务编过一年《文史》(1980—1981)。业余爱好为戏曲(特别是京戏)和书法。 吴小如著作颇丰。1955年即出版了《中国小说讲话及其它》，后来又出版《古典小说漫稿》以及与人合撰的《小说论稿合集》。对话本小说、武侠小说、讽刺小说、公案小说也写过一些专题论文。对戏曲写过《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和《吴小如戏曲文录》(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文化著作奖)。对古典诗词的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出版了《诗词札丛》、《古典诗歌习作与欣赏》、《古典诗文述略》等专著。还出版了《古文精读举隅》、《书廊信步》。此外，属于综合类的有《读书丛札》，先后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是较有见地的著作。另外有一本《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也先后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出版，受到好评。近年出版的还有《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莎斋笔记》、《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常谈一束》等。

本书选编吴小如先生讲授古典散文、古代诗歌的若干作品,以及对古代文学作品所作的部分札记,每立一说,每下一断语,都是经过再三考虑,审慎落笔,这部古代作品选,能反映吴小如先生治古典文学的一贯思想和态度。

本书为名家讲堂丛书之一.是作者吴小如在29年杜诗专讲课上的讲稿录音整理而成.分为23年杜诗讲稿、“读杜一得”散论文章及整理后记.本书是吴小如先生研究杜诗数十年的心血和成果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