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本书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有关论著的精选集，按类编排，分为理学、经济、文章三编，文字内容的体裁包括书信、奏疏、诗作等，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明代理学的第一手资料。书中有大量眉批和尾批，又是了解阳明思想及阳明后学的宝贵资料，系首次整理刊布。 上下册

《明通鉴》是继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所作的明代编年史。在本书以前，有明末谈迁的《国榷》，清季陈鹤的《明纪》，都用编年体记述明代的史事。《明纪》共六十卷，陈鹤本人只写成五十二卷，后八卷是他的孙子克家续成，一八七一年由江苏书局刊行。《国榷》的成书很早，因为在当时是禁书，无法刊布，只有几种传抄的稿本，日久颇多散失，一九五八年才由本局排印出版。这两书似乎本书著者都没有见到，体例和详略都不很相同。《国榷》有点近乎《通鉴长编》的性质，分量特别多，字数几达本书一倍有余。《明纪》又太简略，只占本书的十分之四。本书繁简较为适当，而且附有考异，便于参考。 本书除正编九十卷外，在明太祖未即位前，别为前编四卷，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郭子兴起兵濠州开始。又有附编六卷，纪崇祯十七年五月明福王在南京称帝以后的事，直到清兵攻下台湾为止。连正编共一百卷。书前有义例、目录和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据义例说，他还著有考证十二卷，并且仿司马光的例另撰目录，都未见刊行。原书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初刻于江西宜黄官署，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又由湖北官书处重校刊行，现在依据湖北刻本标点排印。 著者用二十余年的精力着成此书，除依据《明实录》、《清实录》、《明史》、《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官书外，还参考各种“野史”、说部和各家文集，把他认为不敢深信的，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撰成《考异》，并依胡三省注《通鉴》例分注正文之下。这种方法可说是比较完善的。但是著者只凭个人的力量写成这部二百万字的巨著，搜集的史料也不能十分完备，和司马光为撰《通鉴》奉政府命令设局置官固然不能相提并论，即和《续通鉴》相比，也不像毕沅那样有许多门客赞助。《续通鉴》已经远远不及《通鉴》，这书当然更免不了有许多缺点。某些地方著者的识见不免陈腐狭隘，而在许多根本观点上则又极其谬误。如通鉴竭力避免语怪，本书却杂有很多关于灾异和鬼神的迷信记载。所附的评论，多数采取清官书中的“御批” 之类，还对清帝竭力颂扬。记事也大部分以清朝的官书为标准，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对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邻邦，都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叙事评论。至于明朝末年对满洲的交涉，更完全依据清人歪曲史实的记载，和《国榷》对照，就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另一方面，著者在别一著作《中西纪事》中所表现的极为浓厚的爱国思想，也贯穿在本书中，却是值得重视的。如本书最后部分，著者对于明末反清的忠臣志士，极力加以表扬，并且采集了许多当时禁书的记载，甚至对明史不给张煌言立传和“太湖义旅但载云间，山寨殷顽不登只字”也提出大胆的批评。 本书一九五九年由我局排印出版，距今已久。此次再版，为全新排校，修改了一些不规范的异体字和旧笔形字。

本社《王阳明全集》以浙江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本为底本标点，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部备要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图书馆本及台湾、日本出版的王阳明全集本为参校本，原本误漏或与诸本有异者，酌出校勘记。 全集为四十一卷，卷一至三十一下为阳明本人著述；卷三十二至三十八为附录：卷三十二为旧本未刊语录诗文汇辑，系编者在前人搜辑基础上汇集整理而原本未刊的阳明语录和诗、文，计二十八篇，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七为年谱一、二、三和年谱附录一、二，卷三十八、三十九为世德纪、世德纪附录，卷四十为诰命、祭文、传记，收录原本卷首之诰命一篇及本书编者增补的祭文、传记凡十二篇，卷四十一为序说、序跋，收入原本卷首之序说七篇、本书编者增补的有关王阳明著作或全书的序、跋、题辞之类三十八篇。这些祭文、传记及序跋的作者，上起阳明门人或友人，下迄清末民初的文人学者，多为一时名家，其文对于研究王阳明的生平、著作与学术、思想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是我社1992年41卷本《王阳明全集》的修订版，不仅对原92版卷四十、四十一增补的四十七篇传记、祭文、序跋等一些疏误、遗漏数据进行修订，而且纠正了原92版的标点错误和排印错误，同时把字号放大，使版面更疏朗，因而是一个更完善、更便于阅读的全集本。

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考释》）是一本考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七百多通明代信札的著作。这批手札有七百三十一通，外加账单一件和名刺一百九十二件，合计为九百二十四件。原件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册，二十世纪中叶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是目前已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札，且收信人基本为同一人。有如此的规模，材料又相对集中，研究价值自然也就更高。收信人方用彬（一五四二——一六○八），字元素，南直隶徽州府歙县岩镇人。他兼有文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其家本富饶，入赀为国学生，曾师事著名文人汪道昆。方用彬具有较深的文化素养，同时又在里中开设店铺经营古文化产业和典当业，且生平好游，是故交游多四方知名之士。 这批信札的写信者四百余人，包括方氏宗族、亲戚及各地友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著名文人如王世贞、汪道昆、谢陛、潘之恒，著名书画家如周天球、詹景凤，著名墨工如方于鲁等，当然更多的是宗族成员与落魄文人。方用彬有意识地保存了这批手札，期待后世识者能晓其良苦用心。然而，四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信札作为史料被人们使用殊非易事。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信札文本及所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清晰而坐实，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陈智超先生的著作正是对这批信札做了详细的考释，使之成为能够比较方便使用的史料。此书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 （一）释文。原信有不少是行草书，亦有流行的潦草俗体，即使是精研书法者亦不易辨认。由于这样的困难，著者也有少数草书未能辨识，且现有释文中亦有少量可以商榷处，如日册○四九函“出公手腕，拙诗”当为“书上，手腕拙弱”；火册一○一函“□之于怀”当为“笥之于怀”，等等。作者对于可能的差错并不讳言，并且十分负责地将这批书信全部影印，置于全书第三册。这为我们进一步核对、使用材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考释部分。著者根据所搜得的资料考定手札和名刺的有关人脉网络。首先是收信人、写信人、信中提到的人。作者综合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信件的内容等多方面的线索查找，至少考证确实了80%的人物名姓、身份。如月册七十四函所提到的“史云老”，著者根据信中“溧阳”二字，检嘉庆《溧阳县志》，查得一位史继书，著有《云津诗集》，但他仍未遽定，后来在土册中又见到史继书的名刺，方更为确定。著者还根据信中所及事件来判断写信的时间与地点，并进而超越书信的字面意义，寻求信札赋予的深层次的意义。如日册十函丘齐云请方应彬为印书一事，著者在说明其时歙县刻书、印书业发达之后，进一步追问托刻之“小编”究竟为何书，最终证得乃《遥集编》，为丘氏与妓女呼文如唱和的诗。他还与《列朝诗集》相关记载相印证，并讨论柳如是选诗的取向。 （三）资料部分。将有关写信人生平简历、写信人与收信人交游、与信札所及事件相关的种种资料进行汇编。这一部分资料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信札所及人物、事件大有裨益，而且就全书而言，大量零散的信札就有了立体感，一个交往群体赫然在目，对于我们总体把握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中一个典型地区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社会相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同著者所说的那样，有兴趣的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利用这批信札，我们也可以以著者已搜集的资料为线索，对于相关问题继续查证与深入研究。 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在e考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依靠计算机的检索功能，这一方法虽然方便，也很有效率，但容易忽略对原文做细致的阅读。信札这部分资料因其书迹特点，不能转变为电子文本，所以还需要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且信札中的称谓常发生变化，有时又有省略，非对文本有相当的熟悉，不能知道其中的人物。所以这一方法的展示必将取得很好的示范效果。 此著自出版后已经得到徽州学研究界的重视和好评，但书中所保存的大量艺术史的珍贵资料却很少引起有关领域的关注，也少有人对此书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予以论述。而要认识这个意义，我们有必要对艺术史关心的问题作一回顾和介绍。 艺术史的研究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在中国起步甚晚。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步从六十、七十年代对形式特征的分析逐渐转向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怀。在这一大的风气之下，研究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艺术的关系、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日益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一九八○年，美国十余位中国艺术史学者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聚会，探讨中国艺术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一九八九年由李铸晋先生、何惠鉴先生、高居翰先生合编的论文集《艺术家和赞助人》（Artists and Patrons）出版。由于台湾地区和西方的联系比较密切，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这一转向，对在台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艺术史研究也开始反映出一些社会史的趋势。 近年来，中外学者在中国书画的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比如对书画作品的经营、周转、流传方式的讨论，画家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绘画在各种场合的应用，买画人或求画人通过何种方式得到绘画，酬谢方式是现款、礼物还是提供服务，绘画的制作过程的研究等。更有学者把“应酬”作为概括中国艺术中一个极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概念，讨论应酬书画的起源，种类、接受人、社会功能、风格特点等等。 而要进一步推进艺术社会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对艺术家的生活环境、艺术品的创作、周转和使用的具体过程、社会功能有比较细致的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现存的历史材料。 研究艺术家和艺术市场的关系，若有润格为据，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清初著名遗民学者、艺术家吕留良就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润格，黄苗子先生在其《吕留良卖艺文——清初画家生活鳞爪》（载《艺林一枝》）中有过讨论。但是，清初以前存留下来的润格是极其罕见的。像大收藏家项元汴那样记录自己花了多少钱来购买藏品的例子也极少。 在以往和目前的艺术史研究中，书画作品的题跋一直比较受重视。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到，题跋因为是题在书画作品上或拖尾和裱边上的，已经是一种被雅化的文本，不及日记和信札等文字材料那样和日常生活中世俗的一面有着更为真切的关联。 近年来，也有学者使用明清出版的《日用类书》中的“书画门”的资料来研究书画的社会史。还有学者利用《书仪》中所收教人写如何索取书画的信，来推测一些艺术品交换的情景。但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由于《日用类书》和《书仪》是印刷的文字，它们和实际生活中的状况应该有别。所幸的是，我们至今还是有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十分稀有的书札原迹存世，而这些信札中有求书画的内容。为什么不用这部分的资料呢？正因为如此，笔记，日记，信札，就更显示出在研究艺术社会史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日常文字，有别于谈论艺术的正式文本，冠冕堂皇的修辞要少些，更直接地和艺术家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相联系。 尽管信札对艺术史研究十分重要，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信札的使用却十分困难。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文人的信札通常有月日，但无年份，考订书写时间有一定困难。写信人在称呼收信人时，用字号而非姓名，有时仅用字或号中的一个字，缀之以翁、老之类的尊称，如“玄老道兄”，这对考订人物有一定的困难。写给友人的信札多用行书或草书，对没有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说，有一定的辨认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智超先生将几百通明人信札作了释文、考释，就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考释》所及艺术史资料包括书法、绘画、印章、书籍、文房、书画买卖等几个方面，我们试作分述。 先谈书画。从信札大量索要题诗与书画作品来看，在晚明的普通阶层，书画应酬已成为普遍的交往与“表情”（日册○四八濮渐函）方式，求诗索书的请求俯拾即是，有时成一佳章要辗转请托若干人为之题卷。如金册一○四方大治函：“承命题画，草草勉成长篇，聊答尊意。但惭诗、字两拙，尘点佳轴。”代人求书的情况也不少。而书画除了一般的应酬功能之外，亦有以之行雅贿者。月册○七七陈经翰函：“扇墨之类，弟此中尚有一二兵帅欲致意者，所恨携者已尽，欲于足下处移借凑用，还京时当如数奉偿耳。” 一般的诗画都作于册、卷与扇，扇多被称为“握”，故当为明中期开始流行供书写用的折扇，而非团扇，如黄乔柱函：“外奉苏扇四握，为公挥洒之用。更木扇四握，敢烦援笔以为仆橐箧之光，何如。”（月册○三四）除了册、卷、扇之外，轴、幅、挂屏、屏风、围屏等亦为索求者所热衷。尤其是书法，人们对于“大书”似乎更为青睐，与扇头录诗不同的是，以隶书为主的“大书”更容易被视为一件正式的作品。正如谢肇浙所揭示的那样，隶书在题榜等场合有独特的优势，嘉靖吴中书坛，文徵明、文彭等人对此已加属意，而万历时期，隶书更成为书家值得矜夸的技能。方用彬擅长大字隶书，在这批信札中，有许多人向方氏求其隶书，多为匾额与对联大字。可见其时他的隶书在某一社会范围内颇得认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可悬挂观览的对联这一新兴样式在其时也得到普遍的爱重。如月册一一五马电函：“扁四联一，敬求大书，茅堂借色多矣。莫以过多见拒。”晚明书法形式上的多元化，或也反映了在识字率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书画参与人口的增加，书画应酬活动更加频繁，上层精英所喜爱的书画艺术已普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视觉趣味日趋多元。 再说篆刻。方用彬生活的晚明，是中国篆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轫于宋元的文人篆刻开始进入高峰，而徽州更是当时篆刻的重镇。方氏亲友信札中篆刻史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过去以为元末王冕首以花药石刻印，而明代中期文彭之后，石质印材大量为篆刻家所使用。但从这批信札所反映的材料看，在万历前期，铜、牙、玉可能仍为篆刻的重要材质，土册○一七黄学曾函：“……烦公暇中一成之。或用牙，或用铜，俱随便。”又月册一○九汪徽函：“弟不为人篆玉章已十数年所矣，今复技痒于知己之前耳。”关于材质的使用，许多请他刻印的书信中都直接点明了要用铜章。铜章在当时可能还是经常使用的篆刻材料，我们在郑伟的礼品单中也看到铜章料子（土册○六九）。当然，石质材料也开始引起篆刻家们的注意，如汪浚（睿）以粗石求刻“蓬庐病史”（金册○四六），方用彬亦曾托友人为购求青田石料（水册○一三佘祈函）。 除了方用彬本人是知名篆刻家之外，信札中亦涉及许多当时的印人。如徽派篆刻大家何震、善刻铜印的吴良止、善刻玉印的汪徽、从吾等。我们还注意到人们对于学习刻印的浓厚兴趣。如土册○一二佚名函：“雕虫之艺，已请教于大家，倘更示以矩模，不胜感德。”希望方用彬能给他一些示范。伴随着篆刻的兴盛，印章（包括印蜕）收藏亦成为风气。方用彬本人就收藏铜章，詹景凤听说方氏所得古印章甚富之后，也希望“得一一印示为幸”（金册一百）。此外，汪道昆之弟汪道贯也收藏印蜕，在一封给用彬的信中，他说：“印稿奉上，久不辑理，逸者半矣。”（金册○○四）但刊印篆刻家印章的印谱，即使在印刷业极为发达的徽州地区似亦未肇兴。汪世清先生注意到，在这七百三十一通手札中，有一部分钤有名章或闲章，合计约有一百枚。汇集起来其实就是一册万历间明人印谱。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徽人的印章，主要应出自徽派篆刻家之手，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后期徽州地区的篆刻风尚亦大有助益。 徽州在晚明还是文房用品的主要产地之一。方氏藏信札中所及文房亦颇值得留意。方用彬精于制墨，他与著名墨工方于鲁兄弟亦为同族，且有交往。用彬常以所制精墨送人，杨一洲曾请方氏惠墨一笏，愿以“拙图赠之”（月册○一九）。方用彬经营文房与古玩买卖，墨是其主要自制产品。此一时期，墨工还将墨做成各种佛像，如“（方）于鲁墨有妙品十八尊罗汉，并达摩大士诸墨”（木册○五一田艺蘅函），方用彬亦制有“墨菩萨”（月册○九三长祚函）。 最后要说到此一时期的艺术品交易，这是艺术社会史的重要内容。方用彬与族人在当地共同经营一家典当铺，小试陶朱而“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月册一○二朱宗吉函）。他搜集的许多古玩字画不少都是别人因急用银钱而押出的。因为对方应急，于价格并不计较，可知典当的物品大多物过其值。火册○三四方大汶函：“今有墨庄山水一幅、杨维桢字一幅，原得重价。维桢系元时名人。雪窗兰一幅，亦古名僧画。欲当银五六两。”墨庄、杨维桢与雪窗三件字画仅当得银五六两。而一方端研，仅“作银六钱或五钱”（金册一四八汪道贯函）。沈周、周臣的两张画也仅质钱三百文（火册○九八汪道会函）。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书画的市场价格提供了重要参照。 近代苏州书画也大量流入徽州。王世贞曾经谈到嘉靖以后苏州书画的市场化与徽商有莫大关系，所谓“吴人滥觞，而徽人蹈之”。比如祝允明的书法，沈周、周臣、文五峰的绘画。文徵明父子所刻《停云馆帖》，都有信札提到。曾经从学于苏州书家王宠的朱曰藩（朱应登子）、黄姬水（黄省曾子）都曾在南京长期居住，他们的作品更有便利传到徽州，如金册○○五汪道贯等函：“朱江州字，定当以雕盘易之。”又金册○六四吴万春：“兄携来射陂字并姬水字五张，不识其价几何，望赐示音。墨事问有售者，令人回报。”杨一洲也曾提到他将朱射陂字三纸装潢成屏风（月册○二○、○五五），并请朋友们来观赏。另一苏州重要书法家周天球的作品也被徽州人收藏（月册○九七俞策函）。《考释》所收七百三十一通手札为当时方氏三百五十二位亲友所书，堪称一部明人书法集锦册，由于上述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明显受到来自王宠、朱曰藩等人的影响。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在苏州—南京—徽州三地之间的书画风气上，勾勒出一个更为明确的影响地域与影响线路。 以上我们就《考释》一书中所见艺术史的材料分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试图揭示其时一般阶层关于书画篆刻的需求与认识，以及书画篆刻在社会应酬中所扮演的角色。限于篇幅，未能详论。即便如此，读者已不难看出，对艺术史的研究来说，这部晚明信札考释集的重要意义。更令人感慨的是，在前辈学者日见凋零、中外学风都变得越来越浮躁的时候，传统学术家法就日益显出其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陈智超先生的著作就不但是研究徽学的重要资料，对艺术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学和方法学上的意义。 （文：白谦慎　薛龙春 出处：读书 2007年1月） 原文链接：http://www.yuedu.org/thread-52334-1-1.html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典章制度大全，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重修。万历重修本，228卷，以六部为纲，以事例为目，记在了明代开国至万历十三年二百馀年间职官的建置沿革及所掌职事，一些史志记载不祥者此书中多具始末，对研究明史极具参考价值。 本书为竖排繁体字。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明代文化专制；第三章 多层文化特征；第四章 教育与考试制度；第五章 学术流派与宗教；第六章 文学艺术；第七章 文化遗产——修书、刻书与藏书。 　　按道理讲述事应当力求全面，记述有关明代文化的事情，门类似不应有缺。但到实际操作时，方知不可能求全无缺，这一则是作者能力所限，二则也是全书的篇幅所限。只是出于操作之便，将明代文化分作两方面内容来叙述，一方面依现象分述而力求突出其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依门类分述而力求其全。

《五杂组》是谢肇制撰写的一部笔记类的著述。全书内容十分广博，分天、地、人、物、事五部展开，凡十六卷。天部记历代天文、灾祥、时令、节气等故事；地部对历代地理形式势及帝王建都大势、山川河流、四夷交通，都有记载；人、物、事部为古今杂记，但尤其对本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记载为详。极有史料价值。谢生活在晚明时期，也同样为当时颓败的政治、社会现实所纠扰，细心的读者许能读出晚明实学思潮烙在本书上的些许印痕。

本书所载各文，皆因研究明人著作之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并其作者之生平志业等事而为者。所及著作，实以文集居多，即数篇考究史著及丛书者，初亦莫不因探论其作者或编纂者之文集而起。余之能对明人集部稍有知识，实荷先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牟复礼先生之赐。余在普大研究院攻读明史及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既获学位，蒙先生错爱，为设法得以留校工作，继续阅读校中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之明人文集，而各为之撰写提要，盖以余之学力浅薄，仍需沉潜积厚，而馆藏明人文集之用处亦宜广为人知之故也。 本书作者朱鸿林教授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期间，遍读校内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珍藏之日本内阁文库本明人文集，考订其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作者生平志业等事，实沉潜积厚、探幽掘微之作。此书于研究明代社会及文化情状，当有大助力焉。

本次整理編校屠隆作品，收入詩文集《屠長卿集》、《由拳集》、《白榆集》、《栖真館集》，雜著筆記《娑羅館清言》、《娑羅館續清言》、《娑羅館逸稿》、《佛法金湯》、《鴻苞》，戲曲《彩毫記》、《修文記》、《曇花記》等，另附輯佚、傳記、評論資料和屠隆簡譜。託名屠隆和屠氏編選的著作，不予收録。除《佛法金湯》以和刻本爲底本外，其他各書均選一種明刊本作爲底本，校以明刊别本或清刊本。（詳參本書出版前言） 本書是屠隆作品首次全面深入的整理，對於我們瞭解晚明文人、文化等都有積極的意義。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实质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合适的诠释角度。

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0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 、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原稿旧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目击时世艰难，又亲身经历倭寇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十一年，清兵攻下畿辅城，北京因此戒严了。第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深深感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二十一史和天下郡国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之类数万卷，单就查阅的地方志书就有许多部。他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他的这种面对现实研究当代史地，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精神和学风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编订这些资料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 “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把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作为三次高潮来叙述，即前七子、后七子和明末陈子龙的三次复古运动，将其放到明代文学思潮以至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复古运动打破了明前期以至整个思想文学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开启了明后期浪漫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的先河，是由前者演进为后者的必要过渡，明末，基于民族救亡的紧迫任务，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及整个进步思潮趋于低落，复古主义再次回归，转而更关注社会现实，明末清初实学思想由此形成，本书被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代文学专题研究著作，此次收作者略作修订后再版，既保留了原书的特色，又匡正了旧误。

小窗幽记：绘图注释本。醒世持世，一字不落言诠；挥鏖风生，直夺清谈之席。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原其可从。草色花香，游人赏其真趣；桃开梅谢，达士悟其无常。细草微风，两岸晚山迎短棹；垂杨残月，一江春水送行舟。临风弄笛，栏杆上桂影一轮；扫雪烹茶，篱落边梅花数点。《小窗幽记》为明代陈继儒辑撰，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集，内容主要阐明涵养心性及处世之道，表现了隐逸文人淡泊名利，乐处山林的陶然超脱之情。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工书善画，与董其昌齐名。其文今日读来，颇有风致，清赏美文外，于处世修身，砥砺操守或有启发。

本书以《升庵外集》十二卷为主，以《函海》本《升庵诗话》及有关《诗话》各本参校，今斟酌去取，共得五百九十六条。新笺本在作者父亲王仲镛教授原有笺证之基础上重加新笺，首先着重于搜求升庵之所引据，于原笺所未及或已笺而未尽者，皆尽力穷探其本源，注明其出处。进而考核其异同，查检其疏误。其或记忆失误，或考论偶疏，或乃有意改窜，或乃强为牵合，皆酌加分辨，略为说明。凡有众议纷纭，而与升庵之说可互为参详者，则略举其要，并稍疏己意，以明是非。或有奥辞僻典，不注不足以明升庵之意者，亦稍加注明，以利读者。另将诗话之外书中辑出诗话资料，共得三百九条。及各书序跋、年谱、志传、逸事等，并附书末。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万历野获编(套装共3册)》内容简介：余生长京邸孩时郎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二雅谈或与陇亩老农谈说前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久而渐忘之矣困阨名场梦寐京国今年鼓篮游成均不胜合威化鹤归来之感郎文武衣冠亦几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邈舟车多暇念年将及壮邅回无成又无能著述以名世。辄复紬绎故所记忆间及戏笑不急之事，如欧阳归田录例井录置败簏中所得仅往日百之一耳其闻见偶新者亦附及焉若郢害燕说则不敢存也夫小说家盛于唐而滥于宋溯其初则萧梁殷芸始有小说行世芸字灌蔬盖有取于退耕之义谅非朝市人所能参也余以退耕而谈朝市。

《白门柳1：夕阳芳草》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的第一部。《白门柳1：夕阳芳草》描述清军、农民起义军虎视眈眈，内部党争不断，大厦将倾的前一刻，江南士人名流还在为自己的理想、欲望苦苦挣扎。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面貌，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全景。 明崇祯十五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军威逼山海关。而在大后方南京，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还在延续，在党争中失利的前礼部右侍郎、东林党前领袖钱谦益与宠妾柳如是商议，为了复官，谋划与内阁首辅周延儒进行利益交换，答应利用其影响力说服多数复社成员在虎丘大会上做出公议，支持阉党余孽阮大铖出山。同时，复社四公子之一冒襄为了将父亲调离前线也私下接受周延儒恩惠。因此，江南士大夫集团复社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侯方域、陈贞慧、顾杲、梅郎中、张志烈、黄宗羲等复社成员齐聚青楼，与名妓眉娘、李十娘聚会，空议国是。国丈田宏遇四处搜罗美女，掳走陈圆圆，董小宛为了躲避他的追捕逃进钱府，被柳如是收留。黄宗羲拜访钱谦益请他出面倒阮，钱谦益表面应承，暗中已经指使郑元勋主持大会挺阮，最后事情败露。冒襄访陈圆圆不见，悔恨不已，不久后巧遇董小宛，几经周折后与之定情。黄宗羲与方以智进京就试。马士英打败张献忠后，钱谦益转而向马士英示好。 《白门柳2：秋露危城》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的第二部。明朝国破君亡，面对南下的清军，聚集白门的士人阶层有的誓死坚守，有的仍热衷于私利，一时间，忠臣、奸臣、文人、才女轮番登场，在金陵演出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喜剧。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翔实的史实为经纬，编织成一幅层次分明、引人入胜的历史人物画卷。 明崇祯十七年，黄宗羲之弟中选贡生，他同弟弟一起去绍兴拜会老师刘宗周，在他家得知清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已死，奋力阻止老师自杀殉国。留都南京群龙无首，权力斗争混乱，拥护璐王和拥护福王的两派争执不休。钱谦益试图说服吕大器、雷縯祚拥立潞王，在城内散步针对福王的“七不可立”的公启。兵部尚书史可法则欲立桂王，以平息两派之争，他还召集部属商议反清对策，与马士英达成协议，谁知马士英出尔反尔，最终拥立了福王。冒襄偕同董小宛，举家迁往南京，路上偶遇逃难的方以智。复社还在起内讧，不同派系相互攻击，复社所依靠的史可法却决定去江北督师，让马士英留守朝中。李自成被昊三桂打败，逃出北京。钱谦益夙愿得偿，赴南京就任礼部尚书。刘宗周上书痛斥朝廷腐败，引来杀手威胁。不久，权奸马士英和阮大铖在争权夺利的战斗中又占了上风。扬州城终于被清军攻破，史可法以身殉国。弘光皇帝逃走，南京陷落，留都官员作鸟兽散，钱谦益欲投奔清朝，柳如是誓死不从。 《白门柳3：鸡鸣风雨》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第三部。明朝覆亡已成定局，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士人们也面临牺牲名节侍奉新主子，还是放弃前途固守旧志的两难。《白门柳3：鸡鸣风雨》以写实的风格，反映了明末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惨景，作者笔下的文人、青楼女子、烈士、江湖艺人个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清顺治二年，龚鼎孳等明朝旧臣剃发改服，归顺清朝。黄宗羲等人则在江南继续练兵，坚持抗清，建立了鲁王政权。洪承畴被任命为江南总督，继续南下攻城。柳如是因为反对钱谦益投靠清朝而与之闹翻，执意留在南京，期间因为心存不平、寂寞难耐而与人暗通幽曲，在当地传出丑闻。钱谦益终于决定辞官回家，家人抓获柳如是的情人，向他告状，钱谦益知晓真相后原谅了柳如是。冒襄和家人从海宁逃走，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幸亏董小宛苦心周旋，悉心照料全家的生活起居。黄宗羲回乡筹集粮草，未料到家乡民不聊生，幸亏黄宗会急中生智，从公差手中购得粮草，黄宗羲于是率领水军继续战斗。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给自己留下活路，在鲁王和唐王之间穿针引线。柳麻子、沈士柱等人暗自混入南京城，与冒襄会合，试图将外面的军队放入城中，结果沈士柱慷慨就义。虽然大势难以扭转，但幸存的江南士子还是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抵抗运动。

第一册：南北两宋志传 杨家府通俗演义 第二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宜春香质 弁而钗 贪欣误　 天凑巧 第三册：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 北宋三遂平妖传 第四册:后水浒传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 　醋葫芦 疗妒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