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研究民族主义的名著，共有8章，包括“什么是族群性”、“族群性分类：我们和他们”、“文化不同的社会组织”、“族群认同和意识”、“历史中的族群性”、“民族主义”、“少数民族与国家”、“跨越族群”等。

Managing ethnic nationalism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As new reforms widen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minorities and the Han majority, even the most assimilated of minorities, the Zhuang, have begun to demand special treatmen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fficially recognized the sixteen million Zhuang as China's largest minority nationality in the early 1950s, granting them regional autonomy. Prior to this, however, the Zhuang did not share a common ethnic identity. Katherine Palmer Kaup explores why the CCP in effect created the Zhuang nationality. Why did it launch a massive propaganda campaign to increase nationality consciousness? How is the party now responding to the Zhuang's assertive political demands?This pioneering study unveils the unique culture of the Zhuang people, show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CP's skillful balancing of ethnic and regional loyaltie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o integrate the diversity of China's ethnic mosaic.

《族群与边界》是一部族群研究的典范性著作，标志着族群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 本书是巴斯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书中巴斯及其他学者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并研究族群认同的互联性以及族群边界和文化认同问题。同时提出并实践了族群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不同人类群体的持续的协商和接触来解决边界问题。《族群与边界》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认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延续至今。

Whe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orway,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marked the transition to a new era of ethnic studies. Today this much-cited classic is regarded as the seminal volume from which stems much current anthropological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opens with Barth’s invaluable thirty-page essay that introduces students to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ethnic groups. Following is a collection of seven essays—the results of a symposium involving a small group of Scandinavian social anthropologists—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Barth’s analytical viewpoints to different sides of the problems of polyethnic organization in various ethnographic areas, including Norway, Sudan, Ethiopia, Mexico, Afghanistan, and Laos.

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组织和结构，带未了诸多新的议题和挑战，例如在种族和民族上占少数的群体，越来越要求社会对其自有的文化身份加以承认和支持。本书所阐述的，正是这些少数文化群体的权利和现状。本书讨论了多元文化政治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少数群体的语言权、群体代表制、土地要求、联邦制和独立等等。这些问题往往在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1996年，本书夺得加拿大政治学学会和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两项大奖，正如查尔斯·泰勒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称赞的那样， “在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当代讨论中，这是一本十分重要、不可取代的著作。”

本书从提出问题开始，讨论了与“民族”、“族群”相关的几个根本性概念，特别是对“族群意识”的理解与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研究的方法。全书的核心部分是从历史材料入手来解读当年保安族的“民族识别”过程，然后通过大量访谈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现在保安人日常生活中的“认同意识”以及政府政策的作用。在书的最后部分，再次讨论有关“族群归属”的自我定义与社会定义，与最初提出的问题相呼应，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并提出新的命题。 这本书可以说是在21世纪新的社会条件下对我国半个世纪前“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第一个完整的案例研究。

《族群政治》讲述了关凯具有远比一般学者更为宽阔深入的国际视野、理论厚度和实际的实践经验。 因此，他积多年的思考和经验，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族群政治”为题撰写本著作，对族群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辑过程。其书结合国内外的各种关于民族问题进行的陈述和分析，都与国际学术界相关的各种前沿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对话，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对各派理论理解准确，分析鞭辟入里。而且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固有的这些理论，还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和更开阔的思索余地。可以看出，作者在族群政治问题上的阐述力图全面完整，这个目标应该说已基本达到，但由于全书篇幅之限制却影响了在一些较重要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以苏北人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了原籍是如何逐渐成为汉族中界定族群身份的依据的，解释了籍贯怎样构筑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面临的这一方面的问题。

1949年之後，國共兩黨各自在台灣海峽的兩岸建立政權，但這並不意味兩黨的統治理念與制度從此南轅北轍。事實上，在蔣介石和毛澤東時代，兩岸均實行黨國體制，然同中有異。本書闡析國共兩黨政權重組過程中在學術建制、圖像宣傳和族群政治方面的一些重要發展。論文內容包括建立中國科學院新體制，拆分國民政府治下的綜合大學，利用圖像宣傳或顛覆政治理念，識別五十幾個少數民族，探究台灣族群意識的起源與變遷，討論兩岸對「回族」的認定。

1950年代，在建構合法性和穩定邊疆的內外需求下，國家開展了民族識別工作。中緬邊界上的「倮黑族」被改稱為「拉祜族」。然而，被改變的不只是名字，其族群的身份和歷史也被重新改寫：世代生活在西南邊疆並一直與漢人抗爭的「倮匪」，被替換成一個虛構的，從青海而來且與漢人友好共處的「拉祜族」。 拉祜身份替換的例子獨特且意味深長，其背後是知識在國家權力的籠罩下層層扭曲的過程：為配合國家的民族識別工作，歷史學者建立了一套中國民族史論述，確定了漢族的先進性及民族大團結的基調；拉祜族的知識精英依據這套論述，主動為族群塑造了一個符合國家需求的身份；而這種被再造的身份，在知識的多向流動中進入了拉祜村民的日常生活，逐漸替代了族群真正的身份和歷史。 作者經過十五年連續的田野調查，結合全面的史料梳理，剝離出在邊疆政治格局變化與國家主體性建立的背景下，「拉祜族」被邊緣化和重構的過程。同時，通過挖掘「倮黑」在與漢人和官軍的對抗中興起、遷徙的歷史，作者試圖為這個族群找回原本的信仰和身份 。 「希望這本書的讀者們在瞭解了那些塵封在官修史書背後的人們、他們的歷史和命運之後，或許能夠呼出一聲歎息。直到今天，南柵佛房的廢墟仍然靜靜地躺在森林中，沒有人將它與仍舊生活在這裡的人民聯繫在一起。」 ——馬健雄

The meeting of the Russian and Qing empir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dramatic consequences for Central Asia’s Muslim communities. Along this frontier, a new political space emerged, shaped by competing imperial and spiritual loyalties, cross-border economic and social ties, and the revolutions that engulfed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avid Brophy explores how a community of Central Asian Muslims responded to these historic changes by reinventing themselves as the modern Uyghur nation. As exiles and émigrés, traders and seasonal laborers, a diverse diaspora of Muslims from China’s northwest province of Xinjiang spread to Russian territory, where they became enmeshed in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among Russia’s Muslims. From the many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discourses of identity that circulated in this mixed community, the rhetoric of Uyghur nationhood emerged as a rallying point in the tumult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n Civil War. Working both with and against Soviet policy, a shifting alliance of constituencies invoked the idea of a Uyghur nation to secure a place for itself in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to spread the revolution to Xinjiang. Although its existence was contested in the fractious politics of the 1920s, in the 1930s the Uyghur nation achieved official recogni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Grounded in a wealth of little-known archives from across Eurasia, Uyghur Nation offers a bottom-up perspective on nation-building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nd provides crucial background to the ongoing contest for the history and identity of Xinjiang.

本书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以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907）至宋辽“澶渊之盟”（1005）间这一复杂时期内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前三章）专注于界定一系列概念并探讨相关观念的变化，包括边界（border）、族性（ethnicity）、忠诚（loyalty）的意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后三章）通过对不同时期越境入辽的代表人物李澣、韩延徽、张砺、赵延寿、王继忠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从唐亡至“澶渊之盟”近半个世纪民众的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

本书研究了中国中古时期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和蒙古等周边族群的凝聚历程，分析了这些族群兴起的过程中，拜火教、本教、摩尼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等信仰的引入，成为建构本族群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源，促进了民族认同和族群凝聚。

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被认为是政体从帝制到共和，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关键。但是，由于被推翻的清朝为统治了大多数中国汉人近三百年的少数族群所建，而革命者绝大多数是汉人，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辛亥革命不仅仅是反帝，而且是反满呢？ 路康乐在《满与汉》中探索了这个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分析了满族作为一个世袭军事特权阶层（“旗人”）向一个独立的族群的转变，也详细描述了清朝与汉族改革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一互动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达到了顶峰。 《满与汉》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将改变中国历史学者研究清亡原因的方式。同样，该研究也澄清了族群学者关于满族作为职业军事特权阶层的起源问题，分析了满汉关系的变化，以及满族从边疆“蛮族”到统治者，再到被统治者的历史发展。

甲午惨败后，原本封闭的“天朝”已经被彻底打碎，每一个对国家、种族和故乡还有感情的人，都要面临着巨大的、难以回答的但是又必须尽快回答的问题——“我是谁”？“中国是什么”和“中国怎么办”？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为回答该问题而出现的三个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国史叙述模式、种族史叙述模式、现代地方史志叙述模式，对此后中国的历史叙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对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过程做出了分析，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归纳和总结，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宏观认识。 历史事实是唯一的，但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呈现和理解会随着历史叙述模式的改变而改变。在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一个主要的历史叙述模式，即基于儒家“三纲五常”伦理观念构建的，以帝王将相为书写主体的历史叙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上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对于历史事实的理解却鲜有分歧。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之权威性受到质疑，并很快被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取代。 姜萌博士的《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对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做出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由于族群意识的影响，清末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对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模式的替代是从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历史叙述模式演变成三个现代历史叙述模式——国史叙述模式、种族史叙述模式、现代地方史志叙述模式，这三个模式在理论上各成体系，在清末亦皆有所实践。该书对上述三种历史叙述模式对中国近代以来史学的深远影响做出了客观的叙述、分析和评价。

族群問題既然其來有自，我們就必須誠實面對。 族群問題既然不會輕易消失，我們就必須隨時反思，一再辯論。 讓作家們親身訴說半個世紀以來的族群經驗！ 賴和、呂赫若、鍾理和、葉石濤、陳映真、李渝、林海音、朱天文、許銘義、田雅各、阿女烏、李永平、賀淑芳、黃錦樹 時過境遷，一百五十年後的新台灣人們似乎已經忘了來時之路。我們今天談族群問題，眼界所及，無非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傷痕。舊政權所刻意要掩蓋的，正是新政權所刻意要揭發的。然而歷史的瘡疤一旦揭開，我們就應該有勇氣直搗病根。原來在外來政權入侵、形成「敵我矛盾」之前，島上已經勇於發掘「內部矛盾」了。 這是難堪的弔詭，但我們無從規避。也只有如此，面對國民黨政權到台灣後的一頁族群史，我們才能叩問：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到心手相連、狂愛台灣，族群問題前帳未清，後帳又來，這到底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原鄉本能，還是為政者有心栽培的暴力種子？是地域和血緣的宿命，還是文化、國家政治建構的後果？是迎向大和解的前題，還是繼續鬥爭的資本？－－王德威 特定族群的文學選對應的是特定族群被邊緣化，甚至被「代表」掉或被抹除掉的危機感。 這種眾所周知的危機感，它的基本指標是族群膨脹成了體積龐大首要的關鍵詞。隨著解嚴後十多年的「本土政權」的積極的（廉價）操作，愛台灣╱愛中國、本省╱外省、本土╱非本土、真台灣人╱假台灣人……這樣的二元對立的敵我劃分從總統到地下電台賣假藥的主持人都掛在嘴上藉以裁決他人以期讓本土政權永續持有時，族群幾已成了魔咒。 這部選集既名為《原鄉人：族群的故事》，當然不會是特定族群的選集，也不會是匯聚不同族群的文學標本選。一方面關切的是族群關係（各族間的族群互動），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藉由選文的範圍，擴大整個問題的思考架構，放寬歷史視野，簡言之，是把範圍擴大到從日據到馬華，後設的思考所謂族群。－－黃錦樹

艾历克斯·英格尔斯编著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分析了各种国民性定义，总结了20世纪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回顾了以往的国民性研究成果，综合考察了不同国家国民的态度、价值体系和心理状态。英格尔斯观察了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三个国家的国民性，他系统分析了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经济体制对一国国民性的“形塑”作用。《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是综合性评述性的著作，从概念内涵、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研究视角、著名案例、研究方法到系统比较无一疏漏，称得上是一部国民性研究的大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