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之时，于1895-1896、1896-1897、1897-1989、1898-1899学年授课所用，其后由其弟子整理出版。阿克顿本人生前曾以其不完善为由拒绝出版本讲稿，阿克顿的多个文献目录中亦未收入本讲稿。但其重要思想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极端稀缺的情况下。而且，本书具有阿克顿著作的典型风格：渊博而无滞涩，机智而不卖弄，叙述流畅而逻辑清晰，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相信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具有浓厚兴趣的中国读者，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改革及其敌人》是“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国内政治（主要是政治改革）的评论文章。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但恰恰对于政治改革，中国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少。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　空，越来越情绪化。本书作者郑永年先生认为，无论是左派的恐惧主义还是右派的幻想主义，都没有出路。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改革如何进行，又不能不顾中国现实，牢牢抱住西方的教条。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　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 本书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按照变革中的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等重要主题，对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独立、独到的探索。

《反思“中国模式”》，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特别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应对，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受到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本书收录了许纪霖、秦晖、资中筠、章百家、乔纳森?安德森的中外学者及其他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的文章，对当下引发热议的“中国模式”及“中国模式论”予以了客观、理性的审视，并侧重以质疑者的姿态对“中国模式”所蕴藏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刻反思，见解不凡，令人深思。

这是一本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实验性著作。本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乡土文化结构、乡村经验及其微观权力形态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对时间、空间、器物、实践的符号分析，细腻地叙述了宏观权力结构在乡村经验各个层面的相互转化过程。通过对乡土社会的“事实呈现”，该书进一步将分析引向农民心理学、乡土哲学和精神现象学领域，可视为一部乡土文化“小百科”。该书将理论逻辑融会于文学叙述之中，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内容简介：过去30年来，关于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普遍观点都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韦伯强调.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指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追逐财富的合法化——作为一种教义，促使了理性生产和交易这个极具特色的西方制度的产生。但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有两方面。如果其一是韦伯强调的禁欲的话，那么另一个就是贪欲，这是桑巴特著作的中心论题，但他的著作在那个时期几乎完全被忽视。

该书收入温家宝总理2009年和2010年两次与人民进行在线交流以及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的内容，同时收入与这三次活动有关的侧记文章，并配有温总理近期考察调研的珍贵图片31张。极具文献、收藏价值。 温总理在访谈中涉及到中国经济走势、民生大计、教育问题、中美关系、反腐倡廉等一系列热点和焦点问题，从容自信，真诚感人。原汁原味的访谈实录，充分体现出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和亲民爱民的情怀。 阅读本书，是广大读者一次不可多得的与温总理“面对面”的接触，心与心的交流。本书权威、真实、生动，对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对进一步认清社会转型期并存着的机遇和挑战，对统一思想，增强信心，都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被认为是美学经验的来源，那么艺术不再具有优势地位。相反，来源于主体和世界之间的艺术和曾经给艺术合法地位的任何美学话语必须也必定服务于削弱它。继鲍里斯•格洛伊斯近作《艺术力》和《共产主义后记》之后，本书试图避免使用具有牢固地位的美学和艺术的社会理解——它们总是承担观者和消费者的位置。让我们重新考虑艺术生产者的位置，不要问艺术像什么，或者从哪里来，以及它为什么存在第一位置。收录于《走向公众》之中的文章引发诸多思考，尤其是在当下存在的如何使个人和公众对艺术品的认知协调共处的两难问题上更是如此。为了理解公众表达形式对个人利益形式的影响，放宽视野，思考两者各自存在的局限极为必要。

本书以无立场方法论重新分析了幸福和公正问题，试图重建一种综合中西理论优势的当代美德伦理学，其中关于幸福的两条原则，自成目的和他人礼物，典型地表达了作者在美德伦理学上的当代推进。

A refreshing view of technology as a living force in the world. This provocative book introduces a brand-new view of technology. It suggests that technology as a whole is not a jumble of wires and metal but a living, evolving organism that has its own unconscious needs and tendencies. Kevin Kelly looks out through the eyes of this global technological system to discover "what it wants." He uses vivid examples from the past to trace technology's long course and then follows a dozen trajectories of technology into the near future to project where technology is headed. This new theory of technology offers three practical lessons: By listening to what technology wants we can better prepare ourselves and our children for the inevitable technologies to come. By adopting the principles of pro-action and engagement, we can steer technologies into their best roles. And by aligning ourselves with the long-term imperatives of this near-living system, we can capture its full gifts. Written in intelligent and accessible language, this is a fascinating, innovative, and optimistic look at how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join to produc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world and how technology can give our lives greater meaning.

本书作者都是美国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第一作者Elliot Aronson教授是美国心理学会（APA）成立110多年来惟一包揽杰出写作奖、教学奖和研究奖这三个主要奖项的心理学家。 本书凝聚了作者们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内容全面完整，系统连贯，涵盖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以及个体对社会和自我的认识，个体态度和从众行为，团体过程和人际沟通、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等社会心理与行为特征，反映了健康、环境、法律等领域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价值。本书的特点在于详尽描述了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和当代前沿进展，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从人们身边发生的故事中阐发深奥的理论。阅读本书，读者既能领略社会心理学丰富的研究内涵，又能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和社会。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60年，五四运动过去了90年，明年我们则迎来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使命的辛亥革命100年，中国人为社会现代性转型奋斗了上百年，但我们现在仍处在现代性转型之中，不论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我们都不能迷失方向。为了不迷失方向，我们仍需要弘扬启蒙精神。一个转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出版《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意义之所在。

文化变迁、现代化及经济发展，对全世界部落社会及土著居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调查了过去和当代人类历史中有关种族灭绝、种族文化灭绝及生态灭绝的案例，揭示了数百年来世界土著居民为何及如何成为现代化及全球规模文化的受害者，发达国家如何运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手段，逐步使土著居民沦为发展的受害者，阐述了土著居民为争取自治所付出的卓绝努力及对未来的期望，同时也研究了人们之间冲突的真正与普遍的缘由。作者对小规模文化的独到分析，也使我们看到了土著居民从发展中受益的曙光。本书不仅适合国内高校学生阅读，更值得民族研究人员借鉴。

《中国古代性学报告》是继《海蒂性学报告》、《金赛性学报告》以来，首部由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性学作全景式展示的鸿篇巨著，是中国古人五千年来养生养“性”的智慧的集大成者。 《中国古代性学报告》采用全新的体例，将中国古代性学和现代西方性学作比对，配以精美的春宫画，秘戏图等，不仅披露了历代民间性学秘传本、野史、手抄本及宫廷房中的理论和方法，阐述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多交不泄、延长时间、助性手段（角先生、缅铃等）、性交禁忌和技巧、提高性能力的诀窍、如何取悦女性等诸多实用的养生秘方，还总结了中西方在性学上各自的优点，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神秘的一页，填补了中国性学养生养性理论的空白。

海国图志系列创刊五年来，以“经典与解释”系列为典范，潜心研习西洋古典史地及政治思想，出版翻译数十部较高水准的研究作品。第四辑主推欧洲与亚洲政制思想研究，栏目设置亦有灵活创新。 目录一览————————————————— 斯文 悲剧与政治：埃斯库罗斯的政治神学 墓志铭 “太阳王”的传说 研究 从暴政到专制：启蒙运动对土耳其人的无知图画 伊索克拉底与欧罗巴 君主与共和：兼谈欧洲与亚洲的政治遗产 黑格尔与亚洲政制 藏书 老普林尼《自然史》/塞涅卡《自然问题》/蒙茅斯的杰弗里《不列颠诸王史》 阿维罗伊《论<矛盾论>的矛盾》/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书信集》/夏多布里昂《墓中回忆录》/ 国民阅读 鲁滨逊和他的现代孤岛：《鲁滨逊漂流记》读后 亚当•斯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背景 塞维里的伊西多尔对“法律”的释义 点睛 阿玛西斯的脚盆妙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12简释 画廊 从美国国玺看美国立宪的战略目标 ◆ 本期沉思录————————————————————————— 如果我告诉你你的老朋友抓到了三只野猪，三只品种优良的野猪，我知道你肯定会以为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嘿嘿，这的确是玩笑……我静静地坐在猎网旁边，手里拿的不是镖枪，而是笔记本，边想边记，这样，即使空手而归，但至少本子是写满了的。请不要小看这样的脑力活动，你应该明白一件奇妙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其实是在体力活动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磨砺。独自一人在密林深处狩猎，那种孤独与静谧刺激人去思想。所以，我的朋友，下次你一个人狩猎的时候，请记住学习我的样子，在午餐篮里放上笔记本，你将发现从山那边向你走来的不仅有狄安娜，更有密涅瓦。 ——小普林尼致塔西陀，《书信》，第1卷，第6封

《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精)》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 1991年，麦德维杰夫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其中央委员。作为局内人，麦德维杰夫与1991年苏联和俄罗斯的高层亲身接触，直接参与了一些具决定意义的会议，甚至持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卢基扬诺夫关于“8-19”事件的笔记。 作为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析。麦德维杰夫的立论十分客观，对于人和事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帝国的年代：1875～1914》内容简介： 《帝国的年代：1875～1914》是《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的第3部。 帝国的年代是一则写满矛盾的扩张和死亡故事，无与伦比的和平造就出无与伦比的战争。无限进步的希望隐藏着日渐不安的恐惧，不费吹灰之力的征服孕育了无力招架的毁灭，它似乎永远断裂了过去，却又直接联系着现在，我们已不在其中，但不知它还有多少在我们里面。 当一撮先进国家操刀瓜分落后世界之际，经济排挡由自由竞争小企业转换到保护主义大集团，政治动力由中产精英下移到群众，工人运动从经济最兴隆处迸发，资产阶级从财富顶端跌落，民族主义挥舞着国旗向右走去，新女性挣出黑暗现身历史，大众艺术完成了前卫人士志在促成的文化革命，科学革命瓦解了确定稳固的宇宙真理。古帝国掀起革命巨浪，新帝国笼罩战争阴霾。 1914年，一场早已预见却无力阻止的世界大战，带来了极端的年代。 ----------------------------------------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简介：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套装共4册）是公认的“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30余年而成的心血巨著，全面展现了从1789年至1991年的世界历史。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历史杰作。中文版最新修订出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爱德华•萨义德、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欧美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霍布斯鲍姆认为，学术不应只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历时几十年时间写就了这套面向普罗大众、从法国大革命一直讲述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的“年代四部曲”。在学者热衷于为大众“制造困惑”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始终直面现实，坚持明晰流畅的论述和优雅洗练的文风，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饶有趣味的写作方式，使这四部最高等级的学术著作能为普通大众接受，进而成为历史畅销书。 “年代四部曲”全面梳理由法国大革命至冷战结束的世界历史重要脉络，它们在全球史流行之前就叙述了全球范围的历史，不仅无所不包，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前三部讲述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的发展。《极端的年代》的主题则是20世纪的危机。 自出版以来，“年代四部曲”不断再版重印，已成为简明而深刻的历史叙述的经典，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只有返观过去的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对“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读者”而言，这是一套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 ------------------------------------------------------------------- 编辑推荐： 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最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之一。——巴西前总统卢拉 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所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观察家》 ★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最重要的代表作，历30余年而成的心血巨著。 ★从1789年到1991年，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结束，全面展现200多年以来现代世界的巨变进程，被赞誉为一套“无与伦比”、“史诗般的”、“殿堂级的历史杰作”。 ★“深入的历史研究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完美结合，简洁、生动、优雅并极具洞察力，普通读者了解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经典名著。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等国家元首，爱德华•萨义德、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欧美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入选英国《卫报》“有史以来100部最伟大的非虚构图书”、中国出版集团“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独立报》《观察家》《新共和》《新政治家》《出版商周刊》等近百家欧美权威媒体一致推荐。 ★霍布斯鲍姆逝世一周年之际，中文版获全球独家授权，根据最新英文版本审校修订，由中信出版社重磅推出，使得这套世界史学名著在中国得以完整呈现。

西方人对于历史的反思，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较为系统地体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历史主义思想的兴起。之后，西方历史认识才得以突破传统，进入一个反思更为深入、研究更为系统的时代。本书从作者“自我”的立场出发，表述对于历史认识核心要素的认知，对西方现代历史认识中的科学主义 和符合论真理观加以批判，进而阐述后现代主义给当代历史编纂和观念上带来的震撼，如福柯、德里达、海登•怀特等人对于时间、变化、历史性等主题所进行的批判与反思。作者表明，后现代主义将历史认识引入到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系统之中，必将促使史学家更加自知、自律、自尊，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行为本身进行历史地思考。 . . . . 史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认识论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认识论方面的发展，那么史学研究的一切成就都只能表现在史料的量的方面的扩展。 西方近现代史学是在科学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兴起的，所以它在19世纪有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是，由科学而科学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的绝对化，结果使问题走向了反面。我们怎么认识这种必然的发展呢？在我看来，这本书可以使我们得到很好的启发和有趣的说明。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 . 陈新的这部著作，除去必要的史学史的背景研究外，主要探讨的是后现代状况下的历史认识理论问题，诸如证据、历史事实、文献与第一手资料、历史客观与真实、史学作品、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历史学的目的等问题。 无论是同意他的观点，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首先需要明白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一观点又是在怎样的视域中提出来的？这就要求人们不能不思考相关问题。一部著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不容易，并不是每一部著作都可以做到的。 ——于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研究沙皇俄国—苏联与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历程，回顾了俄国的村社到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发展历程，揭露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带着血泪的兴起，及其现代化产业下的阶级流动与资本剥削的真相。通过对美国农业成功的总结和苏俄农业失败的反思，作者指出了中国农业需要面对的现实和必须克服的困难。

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编著的《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第12版)》作为国外高版本的最经典的人类学教材，从四个分支角度系统地介绍了人类学的基本内容。全书的组织和安排旨在既涵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也讨论时下重要的和有趣的闻题，并通过将生物、社会、文化、语言和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使读者对“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一命题有更充分的理解。同时，基于大量田野研究的结论和案例更加丰富了《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第12版)》的内容，在教学方而非常易于使用，可以满足广大师生各种教学和学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