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中，理论决定政策，其关系可谓紧密。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余年来，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鉴注核心史料、考察康梁以外z大的改革派——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进入到戊戌变法的“深水区”——康梁的思想研究，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由梁渡康”等方式，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大同三世说”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孔子改制考》始撰于1892年，1898年正式刊行，该书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为其变法造势，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康有为在书中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这被反对派视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的“无父无君”的叛逆行为，该书也因此险遭毁版的命运。

本书所收的《大同书》及其�形 《宝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社会 学说的代表作。两书成书虽早，但刊行 太晚，故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反响。然而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仅超越了他的时 代和环境，其乌托邦理论与外来思潮 之联系，直至今天还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

康有为曾用为古籍作注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论语注》即是其中之一。它以鲁《论》的经文为正，其引证以今文家的观点为主，并取正于石经等，以“正伪古之谬，发大同之渐”。此书作于1902年，刊刻于1917年，今据万木草堂丛书本标点出版。

《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大同书》作者康有为依据公羊家的三世说，结合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和耶教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卢骚的天赋人权说，加上耳食到的一些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一个大同世界。所谓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人类社会发展依次展开的三个阶段。太平世即大同世界，为最理想的社会。全书分为十部。他首先揭发了人类在不平等制度下所遭遇到的种种苦难，进一步主张破除九界，进入大同世界。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种；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全球设大同公政府；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他谌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是作者的论文结集，主要研究康有为中晚期的政治思想，力图从“保教”与“立国”两个维度来分析康有为有关现代民族国家政制建构的核心问题与一系列设想，即：中国如何从一个王朝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如何设计这个新国家的内部秩序与治理体系。全书从康有为有关孔教会的设想与实践、戊戌变法前的宪政观念与实践、地方自治与国家一统、虚君共和的政制构想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平实而又深入的论述。

《万木草堂口说(外3种)》虽不是康有为亲笔所著，却是研究康氏思想极重要的文献。康氏维新变法理论的几部重要著作正是酝酿、完成于讲学期间，而《万木草堂口说(外3种)》所述在康氏以后的《札运注》、《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中都有进一步的发挥。可以说，《万木草堂口说》试图用当时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形成、演变及其异同、特质，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议论，透露出康氏基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演变历程。另外收入《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南海师承记》，以便读者参考。

百年前，清帝退位，数千年君主制度亦一旦而倾覆，代之以共和制度。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共和与君主》一书围绕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重新考察了传统政治的合理性，以及共和制度的诸多缺失，强调中国须立足于国情，充分吸纳传统政治的合理资源，从而完成古老传统的渐进改良。

《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作者唐文明)第一次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康有为不同时期的孔教思想，阐明了康有为提出孔教建制主张的理学基础和经学基础，揭示了康有为孔教思想背后的庶民关切和国家关切。就过去的研究而言，历史学界重视中年康有为，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戊戌变法展开的；儒学界则重视老年康有为，关联于民国后孔教会的成立和运作。《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特别强调青年康有为的重要性，即写作《教学通义》时的康有为，认为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提出的敷教主张规定了他后来孔教思想的基本方向。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本书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探求，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想。

作为一个在中国启蒙思想史和近代文学史上具有极重地位的启蒙思想家、宣传鼓动家和诗人，作为一个博学敦厚的长者，一个为把中国引入近代变革之路的拓荒人，康有为在其一生中写了许多具有独特风格与魅力的政治文章和诗歌。《康有为政论集》选录了康有为的这些重要政论、奏稿、函电、序跋、诗歌和部分专著，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学人参考。

康有为与章炳麟乃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两个头号人物，在政治上，一主变法，一主革命；在学术上，一主今文经学，一主古文经学；而根本之异是在文化观上，一是一元论，一是多元论。二人虽途径不同，但都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至今经过时间的考验与印证，已可略见康氏主张渐进改革的价值与章氏文化多元论的正确性。然而，长期以来二人却多被视为守旧与顽固。本书揭除掩遮康、章两氏的重重帘幕，澄清若干误解，还其以历史真貌。

《新学伪经考》是晚清维新领袖康有为的重要作品，极具历史意义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则此书缺陷颇多。本书以一九一七年万木草堂重刻本为底本，并与原刊本对校。原著全部引文。均经覆核。校勘所见舛误及作者修改原文处，已知转引他书而不言所本处，底本与原刊本相异而文意有别处，均以边注形式出校记指出。

《日本变政考(外2种)》记日本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二十三年(1890)间维新改革过程，于日本议会、宪法、官制、选举等叙述尤详。康氏认为明治维新条理虽多，其要点在于“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从而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书中对日本新政逐一加按语以作阐发，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所发有关上谕，多有采自书中按语者。《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同为康氏取鉴外国史事以宣扬变法主张者，今附录于此，以便读者参考。

《历史回眸:我史》作为一本编年体自传，虽稍带夸张，却为我们展示了康有为本人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和当时波光诡谲的历史变幻，是观察晚清史事的极佳窗口。所附梁启超、张伯桢风格各异的《南海康先生传》，条分缕析，要言不烦，文字动人，亦可增益读者对晚清之认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于1899年初写下了自传体回忆录《我史》。该书1953年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题出版，与康有为《戊戌奏稿》、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起，成为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康有为以一介书生，年方四十，即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领导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

本全集以时间为序，共分十二集。汇辑了康有为已刊和未刊作品近千万字，包括书信、奏折、专著、游记、诗作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其中有《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孔子改制考》等经典著作。这是世界范围内对康有为著作的一次全面整理。对于研究康有为本人以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以往的整理工作相比，《康有为全集》除了收录完备以外，还首次刊布了一批从未整理出版的珍贵康氏手稿。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本书就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大同书》汲取了孔子的大同说和耶教、佛教“平等”等教义，也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柏拉图乌托邦以至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久的影响。康有为游历各国，博览群籍，写成此书，立意高远，文辞丰赡，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名著。

《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是康有为按主题发挥孟子微言大义的著作，他将《孟子》7篇260章打散重编，分为8卷18篇。为方便读者检索和征引，点校者于文下一一加注了原篇名。《中庸注》《礼运注》篇幅不长，未分卷。这几种书的整理出版，为康有为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