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是一本有關台灣政治的書，也是一本攸關台灣未來命運的書。作者丹尼•羅伊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平實、客觀地為台灣的歷史做詳實的紀錄、發表看法以及見證，道盡五百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歷史定位和與大陸淵源流長的情感之聯繫。 前四章，追溯至十五世紀，歷經荷據時期、鄭氏王朝、滿清 據台、日據時期等過程的台灣歷史；第五、六章分析冷戰時期的台灣戰略地位，美對台的外交政策及台灣對外的國際關係；七、八章探討李登輝時代及民進黨執政的表現；末章則以台灣的歷史與未來作一結尾。 作者在秉持不偏不倚的研究態度下，認定台灣定能走出過去，面向未來；而民主且愛好自由的台灣，更可以在經濟、社會與文化方面，提供中國「光明的前途」，讓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一同為台灣的成就喝采、為台灣的進步引以為榮。

Published originally in 1990 to critical acclaim, Robert Wade's "Governing the Market"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standard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In it, Wade challenged claims both of those who saw the East Asian story as a vindication of free market principles and of those who attributed the success of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stead, Wade turned attention to the way allocation decisions were divided between market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ynergy between them. Now, in a new introduction to this paperback edition, Wade reviews the debate about industrial polic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chronicles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these economies over the 1990s. He extends the original argument to explain the boom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decade and the crash of the second, stressing the links between corporations, banks,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rom this, Wade goes on to outline a new agenda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 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的二十年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以《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一書 做了深入清楚的描述與分析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全書共分七章，及兩篇附錄，分析焦點從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一些文學和語言的爭議、改革運動，到戰後的三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包括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在文學領域的發展、台語（福佬話）復興運動、台灣集體記憶、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等。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 是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 在這二十年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 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 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等，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紀錄1980、1990年代台灣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關注這二十年間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 研究本省籍「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 探討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 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 內文試閱 （節錄）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遠古時期的台灣歷史仍然所知無幾。學者們也不確定中國大陸的居民是何時得知這個島嶼的存在，並且渡海來台（Hsu 1980: 3, 5）。零星的歷史紀錄告訴我們，自十六世紀後半葉起，漁民、販夫走卒與探險者從中國東南邊靠近台灣的福建省遷徙來台（陳紹馨 1979a [1966]: 452）。在那之前，不少源自亞洲東南部、使用馬來─波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 family）語言的原住民，早就定居於此。中國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過去四個多世紀以來，在不同統治政權同化政策的影響下，加上原住民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地位持續低落，使得原住民的語言逐漸式微。 到了十七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才開始在台灣占據主導的地位。漢人人口自此以後便持續增加（陳紹馨 1979a [1966]: 453）。為了掃蕩明朝滅亡後敗逃來台的殘存效忠者，滿清帝國於1683年入侵台灣，並統治台灣至1895年。清朝統治期間，雖然滿清帝國曾禁絕合法遷徙的管道，唯恐台灣再度成為反抗者的藏身之地，但是貧困的漢人仍然不斷移入，爭奪土地。幾乎所有落腳台灣的移民，都來自中國南方兩個省份：福建和廣東。來自福建的移民，依據其故鄉所在地，可區分為「漳州人」與「泉州人」。儘管這兩群人說的是不同腔調的「閩南語」，但他們都被統稱為「福佬人」或「河洛人」，他們的語言也被稱為「福佬話」或「河洛話」。第三種漢人移民是客家人，他們主要從廣東遷徙而來並講客家話。 到了十九世紀，大約80%的漢人移民來自漳泉兩地，福佬話因此成為台灣的主要語言。相對的，廣東移民則約占總人口的15%，客家話在社會上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清朝統治時期，漳州、泉州與廣東移民彼此都將對方看成異於自己的人群。他們之間經常基於這種不同的集體認同，競爭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這些資源競奪，造成這三群移民之間頻繁劇烈的武裝衝突（黃秀政 1992: 52-54）。 滿清帝國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於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勝利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的漢人主要以「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府城人」、「鹿港人」等以地域為主的方式自稱或相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主要由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對立，才產生了所謂「台灣人」、「台語」或「台灣話」的概念範疇。「台灣人」指的是漢人，而不管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原鄉是不是有所不同。「台語」或「台灣話」則指稱台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福佬話。某些情形下，「台灣話」也包含客家話。對於漢人來說，這些分類方式代表著在外來統治者底下所萌生的認同感（許極燉 1993: 40-43）。 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統治台灣。由於殖民統治時期前二十年的軍事鎮壓，台灣人的武力反抗運動遭到全面瓦解。到了1920年代，則出現了受民主、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等當代政治思潮所影響的台灣人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然而二○年代末，所有台灣人激進的、左翼的反殖民組織──他們大致都追求台灣人從殖民統治的全面解放──完全被殖民政府壓制。至於選擇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的反殖民運動，則持續低調地追求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自治。但是1937年當日本與中國再度開戰後，這一類溫和的運動也被迫終止（見第二章的討論）。 在此同時，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滿人主宰的大清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1919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為國民黨）成立，它由孫中山所組織的幾個政治團體演變而來，並且在孫中山過世之後，由蔣介石領導而統治全中國。就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言，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的對台政策仍舊十分模糊。在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明白宣布「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雖然在前一年，中國外交部曾經做過類似的宣稱，但中國收復失土的立場，卻是在開羅會議上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鄭梓 1991: 218-219）。 後來隨著日本戰敗，蔣介石的軍隊在1945年秋天接收台灣，台灣也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一般而言，台灣民眾相當歡迎國民黨政府官員與軍隊的到來。不過沒有多久，台灣人便因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壓迫、經濟混亂，和政策上對台灣人的歧視而大失所望。1947年春天發生一連串激烈反抗國民黨的事件，擴及全島，最終導致血腥鎮壓，這就是「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使得台灣人，或者說「本省人」，與剛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關係明顯惡化。事件引起的猜忌氣氛，從此形塑著台灣的省籍政治。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源頭。 1949年12月，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因而撤退到台灣。從五○到六○年代，美國根據雙方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保台海的安定，從而提供了台灣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的安全保證，而國民黨則仍然不斷重申要「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的決心。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效法列寧黨國體制的一黨專政、集權統治。蔣中正是國民黨主席，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握有所有重大決策的最終決定權。國民黨在地方政治層次引入民主選舉制度，讓台灣人只能以有限的管道參與政治，而這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基本特質。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反對勢力幾乎被全面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在戒嚴法與「動員戡亂」的戰時法規管制下，也處處受限（見第三章的討論）。 經過二十年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七○年代初台灣遭逢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外交挑戰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美國開始試圖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逐漸減弱它對台灣保有聯合國席次的支持。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並排斥台灣，使得台灣在宣稱合法代表全中國的鬥爭中，宣告失敗。 1975年4月蔣介石過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蔣介石兒子蔣經國則於1976年11月出任國民黨黨主席，並於1978年當選為總統。儘管國民黨曾推動溫和有限的改革，但蔣經國主政初期的政治獨裁本質並無太大改變。台灣人的政治反對運動，則在這段期間開始顯著地發展。1979年開始，美國終於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主張，有所認知。在這個外交鉅變帶來的政治紛亂中，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繼續在全島積極組織動員，以爭取民眾支持。然而1979年在南台灣第一大城市高雄所舉行的世界人權日遊行，最後使得許多全國性的反對運動領袖與地方的政治反對運動者遭到逮捕。這次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導致八○年代前半葉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反對運動中角色愈來愈重要的激進人士，開始採取升高衝突的方式推動台灣民族主義。他們的動員策略和意識形態，啟發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與歷史學者等，逐漸激起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正在這個階段逐漸浮現成形。1986年9月，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成立，並於1987年戒嚴解除後獲得合法地位。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容忍，這預示了接下來的歷史發展中，面對反對者的挑戰，國民黨被迫必須進行的一連串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營造了比以往更有利於反國民黨人士從事政治競爭的環境。 絕大多數的民進黨支持者是本省人，反對運動的領導核心也幾乎都由本省人組成。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它便不斷推動台灣獨立，挑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民進黨及其支持者而言，中國民族主義被用來正當化外省人對台灣的宰制，也使得國民黨以反共動員戡亂為藉口來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利，看起來順理成章。民進黨的政治綱領主張台灣重返聯合國，並且由台灣住民自決，以選擇台灣未來的政治方向。儘管國民黨政府仍然壓制，但是在八○年代的後半葉，追求台灣獨立的運動迅速地發展。整體來說，在這段期間，國民黨的政治控制確實逐漸放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姿態，在國際政治領域愈來愈活躍，民進黨除了挑戰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之外，也強調他們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在這段期間，主張台獨的人文知識分子更熱烈地投身政治，也推動一波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風潮。由於言論日漸自由開放，加上台灣民族主義顯著發展，在九○年代初期，傾向於主張台灣與中國統一、以及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之間，形成嚴重的緊張關係。從此之後，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相互衝突帶來的緊張，一直深刻影響著台灣各種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議題。 1970年代初期，為了回應外交挫敗連帶而來的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蔣經國曾提拔支持國民黨的台籍菁英進入黨政高層。技術官僚出身的本省人李登輝，在1984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並且在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為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而伴隨著政治自由化與反對運動的發展，執政的國民黨也大幅邁向「台灣化」，亦即有越來越多的本省人在李登輝掌權後，被指派擔任黨內與政府要職，因此決策核心內的本省籍人數，也開始超過外省人。此外，在1991年，三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裡所有終身職委員（絕大多數為外省籍）全部退職，新的中央民意代表也由選舉產生。 國民黨內反對台灣獨立或支持兩岸統一的外省籍菁英，對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內本省籍對手的挑戰，都倍感威脅，因此他們開始集結組織，於1993年成立「新黨」。1993至1995年間，新黨與民進黨各自動員其支持者，而國民黨本身仍繼續台灣化。主張統一與主張獨立的民眾之間的衝突，達到頂點。不過自1990年代初以來，雖然在更趨自由開放的政治氣氛中，民眾的政治關懷與利益日漸複雜，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相當顯著地增加，而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人數則急遽下降。在此同時，民進黨的政策變得更加重視實際（見第四章的討論）。為了吸引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這個最主要的反對黨開始以較不強烈的方式處理台灣獨立問題。相較之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從八○年代上半葉受到反國民黨的政治人士（他們許多後來成為民進黨的創黨成員）啟發而形成以來，逐漸獲得本身發展的動力。在諸如文學作家、文學評論家、台語復興運動者、業餘與專業歷史學者、民俗研究者等人文知識分子之間，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快速。本章一開始所提到1996年春第一次總統大選後，「建國會」為一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發出不滿民進黨的聲音。這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正包括許多我們所討論的那些人文知識分子。建國會在1996年10月成立的六個月之後，一部分幹部組織了「建國黨」。該黨黨綱要求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並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以入侵台灣來壓制台灣的獨立建國。正當民進黨緩和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時，建國黨則和建國會一樣，成為明白堅定地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士所集結的重心。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當代學術界研究民族主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企圖闡明國族的現代性。雖然學者們對於現代民族主義源起的確切時間仍眾說紛紜，但大致都同意應該不會早於十七世紀英國反抗君主政體的時期（Calhoun 1993: 212）。為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學者們各自看重不同的解釋因素，例如：現代國家的興起，這可視為在國家間相互競爭的脈絡下，一種行政權力向中央集中的過程（Giddens 1985；Tilly 1990；Mann 1992）；現代國家的發展，它造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差異（Breuilly 1982）；工業化，它需要流動的、識字的、並且具有文化同質性的民眾（Gellner 1983）； 報紙與小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它讓在一個特定行政統治領域內原先沒有人際接觸與社會交集的個人，能夠發展出彼此間的連帶感，最後則形成一種「想像的」國族共同體（Anderson 1983）； 另外的一個解釋因素，是一種渴望歸屬於某個既同質又穩定之群體的需求心理，因為這種群體已經因為家族、社區與宗教的連帶關係削弱而支離破碎了（Kedourie 1993 [1960]）。儘管學者們對這些不同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看法不同，但他們大多數仍同意民族主義是特別屬於當代的現象。一些學者清楚指出，唯有現代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科技、與其他社會發展條件的匯聚下，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才有可能出現（Hobsbawm 1990: 9-10；Eriksen 1993: 101-107；Calhoun 1994: 315）。 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的理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是將民族視為一種集體認同，它基本上依賴文化建構而發展，而這種文化建構由那些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或者由已經存在的國家所推動。「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Gellner 1983: 55），或者「民族並沒有創造國家與民族主義，而是國家與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1990: 10）之類的說法，都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這種論點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對「演化決定論」（認為民族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的高峰（Smith 1993: 10）。 非演化決定論觀點的典型代表，即為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社群」或「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對Anderson來說，任何種類的社群認同都是想像力所建構的。他寫道： 事實上，所有的社群，只要其規模大於人們可以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都是想像出來的（甚至即使原始村落本身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區分不同的社群，靠的不是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Anderson 1983: 6）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將民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而這本名著的主要目的，正在於解釋民族如何被想像與如何誕生。為了詳細說明民族為何、且如何被想像成「本質上既有限，而又具有主權」，Anderson首先提到一些普遍的條件，例如一些主要宗教的地位日漸低落、君主王朝政體的式微、以及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的形成。更具體地說，他關注1776至1836年間美洲一些新國家的建國經驗，認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民族做為一種想像的社群的最早模式。根據Anderson的說法，由於三種社會歷史因素的結合，才促成這種新穎的意識的出現。第一，這些南美洲每一個新誕生的共和政體，好幾世紀以來都曾經是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而這個事實，使它們具備獨立自主的性格。第二，美洲出生的歐裔（creole）官員在一個殖民行政區內的「朝聖之旅」（pilgrimage），亦即他們被限制在特定行政單位內的生涯經歷，有助於這些官員之間產生彼此互相連結的感受。第三，報紙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讓一個行政區內閱讀相同報紙的讀者群之間，創造出一種社群意識（Anderson 1983: 9-36, 47-65）。Anderson強調，這個民族模型一旦在南美洲被建立起來，世界各地便有人跟隨仿效。「『民族』因此變成某種能夠讓人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追求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慢慢才變得清楚的視野架構」（Anderson 1983: 67）。 確切來說，Anderson的核心關懷在於為何這種新的集體認同類型會呈現為這種形式（form），以及這種想像的方式究竟如何出現，但比較不在於關注「這是誰的民族主義」等更具體的問題。他研究焦點所在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做為「某種關於社群、以及社群應當如何被組織起來之新觀念」（Breuilly 1996 [1994]: 159），亦即關注的是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般普遍的性質。雖然Anderson的分析主要基於南美洲的實際例子，但他的研究重點，不在於特定社會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徵與內涵。 一如Anthony Smith所評論的，Anderson的理論忽略了下列問題：「民族指的是誰？為何是這些民族、而不是指其他民族？」（Smith 1993: 20）從目前對台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相關研究來看，Smith對Anderson的研究取向的批評可以說是恰當的。接下來就讓我們討論這些研究。 許多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的相關研究，都受到作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所左右，而這些作者都提倡特定的政策（例如蕭行易 1990；馬起華 1992；林勁 1993；黃昭堂 1994）。這類的著作，事實上經常可以歸類為政治評論。除此之外，關於這個議題，僅有少數問題意識清楚、而且具有理論旨趣的研究。整體來說，這些少數的研究可分為兩類：其一筆者稱之為「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其二是「政治競爭」的研究取向。 採取「想像的共同體」取向的研究，都受到Anderson的理論所啟發。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最早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是這個研究取向的開拓者。為了解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內部台灣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這個取向的研究主要強調兩個因素。第一，做為台灣第一個現代的國家機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行的交通運輸、傳播、行政體系、以及教育的現代化，滲透傳統的地方社群。在一定的程度上，現代化模糊了漢人內部福佬人與客家人的界線。因此地方的與族群的社群，都被整合融入一個以全島嶼為範圍、剛剛萌芽的「想像的政治社群」。 按照若林正丈的論點，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1920年代初期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所開始組織的反殖民運動。他們的組織發行的刊物，成為台灣「印刷資本主義」的先鋒。若林正丈強調，由於這些刊物的宣傳與二○年代許多的反殖民抗爭，使得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政治化。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因此轉變成一種對立於殖民者的台灣人認同感。台灣的漢人，因此經歷了逐漸歸屬於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經驗（吳密察、若林正丈 1989: 186-187；若林正丈 1994: 50, 52-55）。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用來解釋台灣民族認同浮現的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這個取向的研究，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對於台灣民眾反抗中國認同、形成台灣人認同來說，相當重要。一直到198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威權體制」（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方式控制各種社會的力量，這使得它既能在台灣立足，又得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爭。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之前，官方禁止海峽兩岸人民有所接觸。若林正丈認為，儘管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宣傳「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Anderson分類下的一種「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但台灣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政治社群，這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形成的觀念，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若林正丈 1994: 55-56）。此外，若林正丈也應用Anderson的「朝聖之旅」概念來解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兩者皆有助於創造出以台灣為範圍的朝聖區域，亦即讓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社會母體。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的優點，是對於民眾將台灣視為獨立政治體的廣泛認同感在發展時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提供了很好的描述。 但是，一如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聯」（Breuilly 1996 [1994]: 147-148）。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通常有賴文化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人士的動員、以及被動員的特定政治變遷情形而定。換句話說，「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所指出的浮現中的國族認同，顯得有如鐵板一塊般地過於整體單一，而它所依賴的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究竟是什麼，則顯得非常模糊。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唱出民族之歌的單一聲音。關於「這是誰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問題，「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只能給出相當有限的答案。相較之下，從「政治競爭」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則對民族主義發展的社會能動性問題，提供更多令人滿意的解釋。 「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典型之一，是王甫昌（1996）的傑出研究成果。他指出，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在中華民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政治民主化。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開始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王甫昌解釋了這個重大轉變發生的原因，也說明了政治反對運動者如何訴諸民族主義，以做為替代的政治策略。他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平等，是反對運動者追求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議題，而美麗島事件代表這種追求的重大挫敗。反對運動者的強烈挫折感，以及八○年代上半葉國民黨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反對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動員策略變得更加激進。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正是官方所宣傳、具有相當沙文主義色彩的中國意識。他們認為，這種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正當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在省籍關係上的不平等。為了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反對運動者開始發展一套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此外，王甫昌也指出，1986年之後集結在新成立的民進黨下的反對運動者，發起了許多群眾集會與街頭抗議，以動員社會的支持。在這種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訴求，進而使得民進黨的支持度顯著增加（王甫昌 1996）。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確實是國民黨政府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長期以來對抗的結果。「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長處就在於告訴我們，民族認同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相反的，它是逐漸浮現形成的，而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ethnicity）蛻變為民族性（nationality）的催化劑。由於聚焦於政治衝突，這個研究取向顯示特定的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台灣民族認同，以動員民眾的支持，追求新國家的建立。這個研究取向闡明了台灣人做為一個受宰制的族群，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以挑戰統治他們的國家。因此以下我們有必要討論被宰制的族群及其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经济建设的建言：顾应昌先生口述历史》以顾应昌先生的生平为线索，详细记录了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金融政策、税收等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建言，以及对大陆国有企业改革、汇率调整、一胎化政策、住房私有化等问题提出的建议。他的看法极具指导性和前瞻性，对今天面临的经济课题极具参考与借鉴价值。

本书是郑鸿生的又一本“常民史”（见《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却用心更深，视角从台湾女性——母亲——转到了台湾男性：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这一辈。祖孙三代的历史就是台湾一个世纪的历史：清朝遗老的祖父、日本皇民的父亲，而在父权失势、由坚韧的母亲呵护长大的“我”这一辈人（作者与马英九、陈水扁乃同代人，台大校友），如今已执掌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大权。 作者写这本书的核心关切，即是书名所示：“寻找大范男孩”，意即，台湾男性（尤其是父亲和“我”这一辈）如何在一个世纪大历史的左右下，失掉了男性的自尊、心胸、气度，难以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用作者的话讲，即是台湾男性的“欠缺”和“萎缩”。 作者对自己父亲一生的追索尤令人动容：曾为日本皇民、并为日本陆军服务过的父亲一生沉默和不得志，在家里也没有权威。作者通过几张老照片，在父亲死后如探案般地追踪父亲在日本几年的行踪——这是父亲带到棺材里去的秘密，连母亲都不知道。——如此挖掘不足为外人道的家痛，足见作者的勇气，和他把自己摆到台湾历史的进程中、以家史写国史的抱负。

探討「賽德克族」歷史與人物滄桑最精彩動人的原創小說！ 非官方版「霧社事件」真相思索之旅！ 增訂版收錄 朱天文：新版序——〈舞鶴，與我們〉 解構「霧社事件」的歷史神話；思索「劫後餘生」的生命滄桑！ 第一本探討霧社事件歷史真相與人物滄桑的台灣小說長篇名作！ 《餘生》法文版已於2011年6月在法國巴黎出版發行。 「霧社事件」的發動真相到底是什麼？莫那魯道果真是賽德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今天的人，如何理解霧社事件？這一事件對後代又會留下什麼樣的痕跡？而賽德克人的悲劇命運又會在我們的意識當中，喚起什麼樣的回應？ 一九三○年，在台灣中部的深山裡，一個叫霧社的地方，因為日軍的侵擾，泰雅族賽德克原住民的領袖莫那魯道，帶領族人起而反抗日本統治者，但卻被日軍殘酷無情的血腥鎮壓。將近七十年過後，作家舞鶴來到當年戰敗後原住民被流放的川中島，試圖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一血腥屠殺事件；隨著他在部落所訪所見的餘生，以及他對歷史與當代情境的思索，舞鶴將以自身的體驗，帶領讀者一起探索另一個非官方版的霧社事件真相思索之旅。 《餘生》是舞鶴以當代觀點重新思考一九三○年發生在南投的「霧社事件」及「第二次霧社事件」。此書主要寫三件事：(1)探尋「霧社事件」的正當性與適切性；(2)租居部落時一位姑娘的歷史追尋之旅；(3)在部落所訪所見的餘生。 全書夾議夾敘，將此三事反覆寫成一氣，其中有歷史的反省，有深刻的生命洞見。舞鶴解構霧社事件的歷史神話，思索劫後餘生的滄桑，或幽默，或嘲諷，或悲憫，自然流露的情感，形成一部動人心弦的美麗史詩。

矢內原忠雄所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之台灣》，雖非日治時期台灣經濟 史之「定論」或教條（dogma ）的集成，卻為經典之作。這是日本統治殖 民地過程的透視，探討其研究殖民地結構的論述。也是以經濟為中心看台 灣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易言之，即從殖民政策立場，以台灣為具體實例 ，闡析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理論以及日本殖民政策的活動形態。由於日本 對台灣經濟要求為日本決定台灣統治政策最有力的原因，因此著重於經濟 問題的分析，但對於教育、法制、政治、民族運動等亦有敏銳的分析。 本書將台灣經濟分析置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之下，闡釋日本統治台灣 期間資本主義歷史的性格，將台灣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日本國家權力的活 動及其性格，就日本資本壓制台灣的關連性，以冷靜的態度順應史實的經 緯，加以考察。將台灣經濟各領域資本主義的發展，依據資本主義發達的 理論加以闡析，此一資本主義化的概念，遂成為後來台灣經濟研究者共通 的分析方法。正如日本歷史學者若林正丈所指摘，作者所作「優秀的共時 的結構分析」，不啻成為後代歷史研究者很好的導引，具有經典書籍一讀 的價值。

她以女性的身分，去挖掘男性史家未曾發現的黑暗角落。 她的邊緣性格，深刻體認台灣社會的多重壓迫。 重建謝雪紅生命經驗的過程中，幾乎等於全程走過台灣的現代史。 最值得台灣人引以為傲的女性，《時代雜誌》稱她為Snow Red。 謝雪紅是一個重要而多元的象徵。 她走過的不同生命經驗，其實也是在鑑照台灣歷史的不同階段。 她的身影拉得有多長，廿世紀的台灣命運就有多曲折。 這冊評傳曾讓謝雪紅再度成為台灣耳熟能詳的傳說人物，也引起中國境內台灣人的激烈回應。 而今，《謝雪紅評傳》最新增訂版的問世，將讓謝雪紅踽踽獨行的奮鬥歷程更加清晰，也挖掘出男性史家未曾發現的幽暗角落。 謝雪紅──一個在台灣史上極具爭議性的浪漫女革命家，願意拋頭顱、灑熱血，為日據時代被壓迫的台灣人民奮起反抗日本殖民主∕統治者，以一介女子加入台灣共產黨，二二八後逃亡至大陸，走上一條不歸的理想之路，但命途多舛的謝雪紅，從此留下撲朔迷離的種重事蹟！ 《謝雪紅評傳》（全新增訂版）是一部最完整、重新評價台灣史上最具傳奇性、爭議性的奇女子──謝雪紅的一生，鉅細靡遺地呈現台灣政治∕歷史上最重要的女革命家之革命故事！ 長久以來，謝雪紅在台灣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傳奇女性，也因為有關謝雪紅的訊息長年未被披露，蒙上種種神祕傳說的面紗，被賦予各種政治想像。《謝雪紅評傳》（全新增訂版）旁徵博引，充分使用各種史料文獻、口述歷史、日記信件手札等，釐清這一段歷史，回復謝雪紅的真實面貌，使得讀者對於這一段歷史有更完整、更清晰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本書使得謝雪紅得以恢復原貌，讓真實歷史中的謝雪紅與小說中的謝雪紅有一個清楚的劃分。 本書說明了，純就一位女性而言，謝雪紅代表台灣社會多重壓迫下受害者的抗議，在一個女性受歧視的時代，她努力克服種種障礙，突破傳統包袱，完成同時代的女性難以想像的任務，就一個政治運動者而言，她認清了殖民地的反抗運動應該是革命的，而不是改革的；她認清了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應該是聯合陣線的，而不是單一階級領導的，就一個台灣而言，她了解台灣與中國的距離，也了解台灣與帝國之間的界線。 本書也指出，謝雪紅是少有的幾位台灣現代政治人物中，最能夠體會被壓迫滋味的女性，因為她同時承受了男性沙文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中華沙文主義的壓迫。

本書蒐集了九篇文章，作者從各自的角度出發，處理當代台灣一個敏感且不易面對的問題，也就是和「國家」有關的外省人認同、情感價值與策略行動。作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不同的書寫方式，不同的立場進行撰寫；文中所敘述的內容，時而客觀超然、時而感同身受。這些文章雖都與國家認同的主題有關，所呈現的卻是複雜的認同形成、變幻，以及當下的行事策略。這樣的多重觀點，是「建構」與「解構」同時進行的工作。 九篇文章皆有「其來有自」的看法，不但挑戰有關「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典型化評論，而且相互矛盾，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得以宣告代表「外省人」，訴說其一致的「國家認同」。即使本書完成，也不能就地宣告，此為當今外省人國家認同的一本「定論」，但此書或將改變人們的成見，而有助於創造平等尊重、多元理解的價值與文化。

．十七世紀末，臺灣人就過著奢靡富裕的生活 ．日治後期，臺灣人誤以為自己是日本人 ．美國商人曾企圖殖民臺灣 十篇精采翻案，揭露影響今日臺灣發展的最重要史實！ 1684年，清康熙皇帝正式設郡縣於臺灣，設立臺灣府，臺灣納入了清朝版圖。三百年來，歷經清朝廷在甲午戰敗後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開始長達五十餘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割讓之後，不同制度與民族性的融合激盪。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展開另一波政經上的統治與文化調和，臺灣歷經戒嚴、報禁到開放，隨著1972年國父紀念館落成，偉人走入殿堂，當代臺灣又走向另一番民主新貌…… 三百年來—— ★ 你以為：一九八○年代臺股、房地產狂飆，才出現臺灣錢淹腳目的現象？ ★ 事實是：早在十七世紀末，臺灣人就過著奢靡富裕的生活。 ★ 你以為：只有荷蘭人和日本人對臺灣虎視眈眈？ ★ 事實是：美國商人早在一八五○年代就想殖民臺灣。 ★ 你以為：日治時期，日本只想從臺灣掠取資源？ ★ 事實是：日本統治者進一步改造思想，讓臺灣人誤以為自己是日本人。 本書以歷史主題為縱軸、橫跨約三百年時間為橫軸，立體架構真實的臺灣政治及社會面貌；以生動故事的敘述方式，糾舉歷史記載的謬誤，並配合古蹟實地勘查照片與史料老照片加以說明，撥開三百年的歷史迷霧，以期完整呈現近代臺灣政經發展的真貌。 得獎記錄 作者駱芬美女士榮獲2014金石堂年度風雲作家 名人推薦 宋光宇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教授 翁佳音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莊永明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董事 邱坤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教授 駱芳美 美國堤芬大學犯罪防治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楊蓮福 元智大學助理教授、電視歷史評論員 吳美慧 輔大日文系講師 孫偉鳴 九八新聞臺臺長 陳鳳馨 九八新聞臺「財經起床號」主持人 宋光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這些年來，駱教授非常用功，幾乎是一年出一本有關臺灣史的書。她廣泛蒐集各種相關資料，爬梳整理，發現許多一般人所認知的台灣史實，原來不是想像中那個樣子。她用史家的春秋筆法，將歷史事實娓娓道來，讓讀者可以很輕鬆的認識到那些歷史事件原來是這樣形成的。這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 楊蓮福（元智大學助理教授 電視歷史評論員） 駱芬美教授藉由一系列臺灣史著作，開創臺灣史新的閱讀風潮，使得庶民可以借助圖像走進臺灣歷史隧道。本書承襲其撰史風格，以圖像和深入淺出的文字，幫助讀者了解先人如何胼手胝足開闢家園、建設臺灣，同時也深刻體會臺灣身處中國這個「黑洞」的困境與優勢，思考如何鑑古知今，替臺灣開創未來新局。利用圖像將臺灣歷史生活化、庶民化，是她對臺灣歷史「通史教育傳播」的最大貢獻。此一殊榮，是非常值得我們肯定並予以稱許，讓我們替她按個讚吧！ 吳美慧（輔大日文系講師） 感謝駱教授讓發生在這塊土地的古老人事物，穿上時尚衣著，丰姿綽約地走上二十一世紀的伸展台。本書豐富又多樣化的史料編排，悅目的版面設計，將誨暗朦朧的歷史舞台拾掇得窗明几淨，讓讀者得以卸下閱讀史籍的沉重，以輕鬆的心情穿越時空，走入一幕幕歷史場景。藉由一幅幅珍貴圖像，不斷穿針引線，前呼後應地將歷史的輪廓、時光的容顏，清楚繪出。 原來，歷史書籍竟能編寫得如此鮮活亮眼。解題慎重而不沉重，內容嚴謹卻不嚴肅，行文生動但不聳動。作者既具細心爬梳史料的學術功力，又有緊抓住一般大眾閱讀口味的撰文風格。難怪一問世不但立刻榮登風雲暢銷書榜，就連圖書館的預約名單裡隨時都排著長長的隊伍。相信駱教授這一本本臺灣史著作，將會一步步從圖書館的書架上走入咖啡館，走入客廳，走入人群，走入燦爛的陽光下，走入街頭巷尾的談論中， 走入臺灣百姓與年青世代對土地母親的歷史情感裡。

吳密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若林正丈（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 栗原純（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教授） 張隆志（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費德廉（美國Reed College教授） 蔡錦堂（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薛化元（政大臺史所教授兼所長） 聯合推薦 臺灣如何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在戰後又為何走向「光復」，而非「獨立」？本書作者以「史家之眼」對此提出最精準的詮釋。 本書的中譯雖屬「遲來」，卻恰好證實了近二十年來的相關研究，無一超越本書。 日本學者近藤正己的《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是第一部對日治臺灣後期的戰時社会與政治，作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之作。本書不取前人慣常從日本帝國主義軍事失敗的角度，而是從「殖民地本身」的角度來探討日本殖民統治的崩潰。作者認為，戰時的「總力戰」（總體戰）體制對殖民地臺灣的全面動員，是殖民統治崩潰的重要因素。 《總力戰與臺灣》全書分為兩部（上、下冊），共十章，含圖表107個。第一部「戰時的殖民地統治結構」（第1章至第6章），論述臺灣自1930年代捲入總力戰體制的過程：臺灣軍部勢力抬頭、總督府南進，以及殖民政府如何對臺灣社會從「人心」動員開始，到把「人力與人命」驅至戰場，最後皇民化運動導致「殖民地主義的終結」。第二部「臺灣光復運動的展開」（第7章至第10章），則轉向追蹤在中國的臺灣人抗日政治勢力──臺灣義勇隊、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臺灣革命同盟會，以及其重要人物如宋斐如、李友邦、翁俊明……，以了解為何臺灣在殖民地崩潰當時的走向，是「光復」而非「獨立」。全書之兩部，作者分別從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地戰時統治，以及臺灣人在中國進行的抗日運動這兩個深具歷史意義的面相，探究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崩潰的完整樣貌。 豐富史料的運用，為本書另一特點。書中使用的第一手檔案文獻、公私文書，極為全面且多元，諸如日本內務省、外務省、臺灣總督府的各類檔案與文書，戶籍簿，中日文雜誌、報紙，相關人的日記、當事人訪談紀錄……綜觀全書，本書既有宏觀理論建構，亦有微觀精采描述，其詮釋觀點是建立在紮實史料基礎之上的。 閱讀本書，讀者定可感受到作者细究人事物的來龍去脈及其運用史料的細膩功力。書中尤以論及皇民化運動部分，揭示殖民政府是如何執行集體移住、改姓名、待遇改善、精神教化、軍夫動員等措施，以及其過程及成效，使讀者得以全面了解日本為達總力戰目標，於戰爭期間推動的皇民化，對臺灣當時及其後所帶來的鉅大影響。本書的日文版自1996年出版後，就因其分析觀點與方法論為學界所重，至今已成為該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著作。有評者認為，在此碰究議題上，尚未有「新的研究超過本書」，當為篤論！

★為什麼會發生「保釣運動」？ ★保釣運動為何延燒四十餘年，仍不止息？★ ★保釣運動的前因後果，就在這一本★ 本書引用了第一手資料和大量的書籍、報導、歷史檔案，揭露保釣運動的來龍去脈、檢討知識分子問政和言行，更對保釣運動做出整體歷史評價。保釣議題的前因後果，立即揭曉。 ★關心台灣與兩岸關係的讀者，不可不懂「保釣」★ 保釣運動是兩岸分裂體制的一個突破點、也是台灣民主發展過程的里程碑； 對於關心台灣歷史、兩岸現狀的讀者深具參考價值。 邵玉銘： 70年代保釣運動雖沒能解決釣魚台主權之爭議，但它促使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對兩岸政權加以檢驗，並作出取捨；在當年美國華人圈中，它可說是一個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一如大陸的「文革」，也是一個「觸及靈魂深處的革命」。 ‧保釣運動延燒至今，燃起釣運烽煙的參與者當年在想些什麼？而後做了些什麼？ 1970年，中日發生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引爆有史以來海外留學生最大規模政治運動──保釣運動。美國七大城市的台灣留學生群情激憤，以「保衛釣魚台」之名遊行示威；台灣島內也風起雲湧，大學生走上街頭至美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保釣運動自此揭開序幕，深深影響了海內外的知識青年，迄今仍餘波盪漾。 在美曾親身參與的邵玉銘，回顧了參與保釣人士當年之言行、其後之省思，以及生涯之抉擇；審視其是否具備知識分子應有的操守。 ‧保釣運動如何影響台灣民主運動發展？ 相對於北美保釣運動的激情與左傾，台灣的保釣運動則展現「革新保台」的穩健思維，以及對自由民主的正確追求。保釣運動帶動了台灣知識分子觀念的革新，其後的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以及一九八六年民進黨創黨，都是台灣走向民主大道的里程碑。 關於本書： 《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共分為兩部。第一部「保釣在美國」回顧了當年保釣運動在美知識分子的言行，作者在美曾親身參與，點滴觀察、字句針砭，都是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第二部「保釣在台灣」則說明了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退出聯合國、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雙重危機下，保釣運動如何掀起「革新保台」與「政治民主化」的風潮。最後，作者也對今後保釣的方向做出建議。 本書是作者對保釣運動的回顧、前瞻，也為那段風雲時代留下最完整的紀錄。關心台灣、兩岸，以及海外華人歷史、文化與政治的讀者不可錯過。

本书稿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客观总结与分析，第一编涉及台湾的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民主转型与政商关系重组、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民主转型与宪政选择以及民主转型与政党竞争和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等议题。第二编主要是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对话的内容，包括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应孰先孰后、台湾民主化的路径依赖、民主化中网络的作用、宪政转型与民主法治的关系、台湾的选举以及政党在宪政转轨中的作用等。 作者在肯定台湾民主经验的同时，对其不足也提出了批评，对于美国式民主的局限与“假民主”的弊病也进行了批判、分析与探讨。这些都具有启发意义。另外，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多对社会主义民主持肯定与同情态度，认同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台湾的自由民主或者宪政民主具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同时，各位学者在研讨的过程中也有交锋，对于深入认识民主的本质也具有启发作用。 由于各位学者观察的角度与不同程度具有自己的政治甚至党派立场，所持论点因此也各异，我们虽然不同完全同意作者的所有观点，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这应该是允许了。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戰爭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 龍應台二十年演講精粹 用溫柔傾聽穿透高牆 從泥土的根到世界的我 從心靈座標到開啟對話 門一開，聽見整個華文世界

30年前，台湾在搞经济，大陆在文化革命；10年前，大陆开始搞经济，台湾却在文化革命。20年的间隔，许多台湾曾经发生的事，如今在大陆又一一地重显身影。经济奇迹，那曾经是台湾的骄傲；骄傲的背后，也曾有不堪语外的辛酸。成功需要很多的条件配合，台湾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但是，失败的因子只要一端，失败的经验绝对值得警惕。由于个人曾经亲身经历了这些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这得来不易的警惕，添加一份活生生、血淋淋的批注。《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记录了戴立宁在台湾金融行业一生的经历与坚持，概括出适合当今大陆金融行业的经验与教训。 《一以贯之》是证监会首任国际顾问戴立宁对于经济和金融改革的经验之谈。戴立宁出身法学世家，曾掌控台湾金融证券市场，拯救台湾华侨银行于濒危边缘。他的身影，从法律界穿梭到金融界、保险界，又到证券界，废除票据刑罚、处理“十信案”、建立台湾柜台市场……在《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一书中，作者披露了自己亲身参与并掌控台湾经济腾飞时期20年的金融信托体制和证券市场改革的经验，尤其是这些经验对于大陆的借鉴。厉以宁、梁定邦、周道炯、刘鸿儒、王连洲、吴志攀、宋楚瑜、林振国、陆润康联袂推荐，台湾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台湾失败的经验绝对值得警惕。

本書是美國「台灣問題專家」柯喬治，二十多年的實際觀察與學術研究的結晶，以第一手的詳實資料為基礎，以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與關懷，描繪1941～1960之間被視為戰利品的台灣在美國與中國的拉扯下，由於自由意識與力量的闕如而導至的悲劇命運。 作者嚴謹而全面的鋪敘，當中國的流亡政權取得台灣的統治權後，「美麗的島嶼如何淪為人間煉獄」這一台灣歷史懸案，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前因與後果，已然近代化的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化、社會、政經體制與體質，如何在前近代中國奸商官匪集團的蹂躪下支離破碎、民不聊生，不僅一手導演屠殺的慘劇，而且導至台灣整體政經人文的急速倒退… 鑑往知來，本書超越了任何意識形態的桎梏，不只客觀詳實的解析了二二八事件的文化、政治、社會的結構性因素，更提供當代台灣人進一步思考自己的命運與未來發展的歷史認知及國際視野。

台湾卑南族Kasavakan部落第六十九代头目哈古既是一位真正的部族领袖，也是著名的木雕艺术家，还是一个口述历史者。作者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闯入了长期以来被人类学所占据的原住民领域，和头目哈古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日常交往和丰富对话，并以日记的形式如实地记录了哈古睿智的言行、原住民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困窘、无奈和坚持。 　　本书既是一篇人物传记，也是一本族群历史，更是一部独特的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由哈古对部族传统和历史的敬重、自信与承担，可以领略一个真正“领袖”的内在力量；同时，通过哈古这个既独特又边缘的人物，读者也许会拓展并加深对台湾的历史及现实的认识。

黃文雄，思想家、文化史家、評論家。 1938 生於高雄岡山，1964赴日留學，早稻田大學商學部學士，明治大學西洋經濟史學碩士，曾任拓殖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以《中國的沒落》一書聲名大噪，從此展開長期旺盛的寫作生涯，獲得巫永福評論獎、台灣筆會獎，作品涵蓋文化、政治、經濟、歷史、社會等。曾任世界台灣同鄉會副會長、日本台灣同鄉會長、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等。日文著作逾100種，漢文著作逾60種，為活躍於日本、深具影響力的台籍暢銷作家，曾選入日本言論界500名人錄。 譯者簡介 洪平河，聽通日文，台泥公司退休，現專事翻譯寫作。

《台湾通史》为文言纪传体史书，略仿司马迁《史记》之法，凡36卷，为纪4、志24、传60，共88篇，都60万余言(表则附于诸志之末，图则见于各卷之首，这是作者的创举)，完整地记载了台湾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90年可以确凿稽考的历史。

本书用幽默的笔触刻画与描绘了韩非笔下的战国世态，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