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线》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秦晖从南非发现另一个中国，反思福利、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 曼德拉病危使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而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对南非的关注中，秦晖注意到发生南非“部族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他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以及两国类似现象的制度背景，这些背景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入到民主化前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以及与我们的对照。 主要观点：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绿林式的枭雄，他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被诅咒的。 ——“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的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而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与中国的“进城农民”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而中国与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从南非看中国 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武装夺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装去摧毁宪政民主。 ——新南非十九年

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第三个十年，这时候苏东诸国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过去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苏东诸国转轨期间的情况到底如何，国内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东研究，他们认为，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